【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拨乱反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事业，由毛泽东倡导和推进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其功在当代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程，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惨痛悲剧，从根本上背离了毛泽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与宿愿，也深刻地揭示了一条真理：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把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都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都绝非“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项需要代代相承、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面向实际、坚持在新的实践中创新理论的永恒事业。

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特别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望，往往在社会主义国家习惯性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似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总是存在于书本与文献中、存在于革命领袖的言论与举措中，似乎只有从本本与领袖的言行中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忽视从实践中去寻求真理，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神秘化了。这种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实质上也是导致我国“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出现党的工作两年徘徊的根本原因。

历史要求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优良传统，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如果以历史伟大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世，全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体上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他是从四个方面完成这一任务的：一是“拨乱”，首先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它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利用毛主席的旗帜，继续坚持“文革”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使是非搞不清楚，政治路线也必然是摇摇晃晃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9、1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反正”，首先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权威，认为实事求是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它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各种机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相信实事求是，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最根本最主要的东西。与此相联系，树立实事求是的权威同树立实践的权威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高度重视并及时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认为这一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能否发展，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能否继续，也关系到思想路线的根本分歧，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总之，他为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独立思考、弘扬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而“到处点火”、不辞辛劳，为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而反复地扫除障碍；三是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对于他的缺点错误则科学地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他提出不能要求任何伟大人物、伟大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正反两方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到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在指导思想上破除“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才是真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两年半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确立或重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全面开启了拨乱反正的进程，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上述思想路线指引下，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重申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从而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这说明，整个拨乱反正的进程，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为出发点，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为归宿的，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和思想。这段经历既是对过去事情的基本总结，对既往历史的清理

理论创新：体现中国特色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讲新话奠定了基调。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结论对理论创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辟自己的道路，二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从那时开始到十三大召开的五年间，邓小平的全部精力都在思考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始终强调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搞自由化；又要吸取历史经验，根据中国特点，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道路和政策，要敢于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不要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文献上的经典语言，不要走回头路，重新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首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在多年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解决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大陆与香港、澳门的统一。他指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同上书第291页）。

第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围绕中国特色需要从理论上突破的新问题，像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多年的实践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社会主义不能光靠物质条件，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那样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胜利。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抓，都不能放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把这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看作是被实践证明走对了的正确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当前的世界形势，必须看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他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同上书第64—65页）。为此，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而后转到城市，实行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开放的构想，直接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内容，也促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创新性文件的问世，文件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阐明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基本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高度评价的那样，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同上书第83页），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同上书第91页）。他明确地肯定了这一决定是对十二大基本结论的进一步落实和发展，“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上书第95页）的新经验和新成果。

第三，为了坚持走自己的路，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邓小平认为还要突破多年来误以为苏联搞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那套思维定势。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上书第373页）。这一论断不仅说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未说过的新话，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举开辟了道路，对于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全面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第四，为了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情况，真正按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还必须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定位问题，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基础，解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问题。他为草拟十三大报告提出基本设想，要求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整篇报告的起草工作都要循着这样的思路加以展开，要由此说明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以及在理论上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79页）。总之，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对上述五个方面作出分析和说明，也就是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而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十三大就是这样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

可见，根据中国国情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历史经验，正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是事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事关我们的发展战略问题，事关如何实现长期奋斗目标与规划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始终对自己的国情和艰苦创业的必要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清醒地认为我们上个世纪所实现的小康水平毕竟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而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综上所述，从历史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十三大举行，时间不过九年，却充分展示了邓小平举重若轻、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领导艺术，展示了邓小平理论扭转乾坤、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作用。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顶住“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冒“砍旗”的风险而上，富有远见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武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致力于恢复实践观点的权威和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在各个领域重新树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重新弘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这些新成就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观点，开辟了新境界，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在新世纪发展的构想和蓝图，也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十三大的召开不仅标志着邓小平已经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且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的道路。正如十三大报告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这里继毛泽东之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并为通向新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大变化规划了实事求是的发展蓝图。十年来邓小平的光辉历程，是他给党和人民交出的一份满意答卷，是他为振兴社会主义事业和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历史性功勋，也是他以自己的无私奉献为全党作出的楷模。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十三大以后，邓小平以他晚年不多的岁月，集中考虑的仍然是带根本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即如何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局面得以持续。他在1986年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3页）。这一论断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一是不论从过去的革命到今天的建设，从历史到今天，都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理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要取得今天和未来的胜利，仍然要坚持上述信念、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什么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邓小平认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同上书第291页）。因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上）。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他不是从书本里找到十月革命道路的，也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中找到新经济政策、找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的（同上书第292页）；同样，毛泽东作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不同于西欧和俄国的条件下，提出了一条在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当然不是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现成答案的，而是通过对当时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作出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僵死的教条，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从来没有墨守成规的观点，而是坚持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的观点。因此，邓小平总是这样要求全党，要像毛泽东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上书第291页）。在这里提出了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问题。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为正确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他们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反对那种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原理和结论而忽视其前提和条件的作法，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同上下文和整个世界观割裂开来的作法。恩格斯在1890年曾针对这种情况，并根据马克思生前和他达成的共识，再次声明他们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表明了一贯坚持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鲜明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列宁和毛泽东都是结合本国实际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善于从实践的发展中不断作出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邓小平也作出过类似的论断：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邓小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上述传统，阐发上述思想，捍卫和发展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他从多方面朴实而又深刻地论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其一，从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上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上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其二，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为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扫除了障碍；其三，从个人毕生的经历和感受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而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打不倒，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其四，从实践的发展的观点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当然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其五，从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的统一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中发展的，也是在发展中继承的，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基础，不能不运用这些原理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因此继承和发展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不断总结实践中得来的珍贵经验而成为人们永远不能丢的理论宝库；其六，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论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要求；其七，从信念、理想的高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坚信马克思主义同相信科学、坚持真理是一致的。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前进道路是曲折的，但是世界上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中进行思考，经受锻炼，吸取教训，社会主义也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所发表的上述言论，清楚地表明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坚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集深湛和朴实为一体，集世界观与方法论于一身，既包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科学的长远预测，既没有丢老祖宗、为继承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典范，也坚持与时俱进，为创新理论高举旗帜而披荆斩棘。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始终体现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鲜明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以一生的最后岁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撰写了开拓性的全新篇章。

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党在他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继续前进，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了二十一世纪，并且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深入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风范，研究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作出的一系列理论贡献，仍然是指导我们理论创新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永远传承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