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强军思想指导下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融合发展之路:军事理论

新时代强军思想指导下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融合发展之路

摘要：
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 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因素。军事 理论是关于战争与战争指导规律、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理论体系, 包含对军事思想、 战略战术、军队指挥、作战方式和军队编制等诸多方面的原理、原则和规律的理 论总结。军事科技是指直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 包含各种武器装备和研 制、生产武器装备所涉及的基础技术, 以及发挥武器装备效能的运用技术、军事 工程、军事系统工程等。军事理论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军事科技基础之上, 新的军 事理论形成后, 就会对军事科技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引导军事科技遵循预定的 方向发展。军事科技是从事一切军事活动的物质基础, 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 因素, 也是引起军事理论变革的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军事科技的进步, 势必 对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推动军事战略、军队指挥、作战方式、军队管 理、军队编制等方面的变革。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构成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军 事科技的发展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 而军事理论的发展也需要进步的军 事科技作支撑, 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一、军事科技是促进军事理论发展的原动力, 军事理论发展离不开军事科技 推动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 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 变甚至变革。” (1) 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表明, 军事科技的重大发明一旦应用于 军事, 必然会引起战争方式的变革、军事力量的消长和战局的变化。

(一) 军事科技的发展影响战争指挥方式的演变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考察, 军事科技的发展直接推动战争指挥方 式和指挥理论的产生、发展与成熟。

战争出现伊始, 受限于当时落后的兵器状况, 战争规模小、时间短, 身为最 高统治者的国王通常兼任军事统帅, 履行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职责, 直接组织实施 战争指挥。随着铜兵器的广泛运用, 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 作战形式主要表现为 车战, 战争指挥方式表现为国君乘坐指挥车实施战场指挥, 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 也要参与战斗。铁兵器大量使用于战场后, 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 并被步兵所取 代, 以弓弩为代表的抛射武器得到迅速发展, 显示出更加强大的杀伤力, 原先由 君主兼任军队统帅实施战争指挥改变为将帅实施指挥。专职军事指挥的将帅以及 战争指挥机构的出现, 使战争指挥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 不仅适应了战争持续时 间长、参战人员多、战场多变等新变化, 更重要的是, 促使指挥员可以集中精力 地专门司职军事指挥, 确保指挥的灵活性和指挥权的相对集中。

火器投入战场使用后, 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格局和战争指挥方式。由于火兵器 的杀伤力远胜于冷兵器, 单纯倚仗冷兵器取胜的作战样式逐渐减少了, 肩负重任 的指挥员需要详尽了解敌我双方的优劣对比、战场态势, 尤其要合理使用火器实 施打击, 尽可能发挥己方的火力优势压制、征服对手。这一时期的指挥员必须快 速、正确地分析判断战情, 实施不间断地战争指挥。与此相适应, 临战指挥和远 距离指挥相结合的战争指挥方式成为主导趋势。(二) 军事科技的发展引起阵法理论的变革 阵法, 是指古代作战中的军队兵力部署、兵器配置、队形排列的方式方法。

阵法的产生、发展是与当时的军事科技密不可分的。随着铜兵器替代石兵器, 战 争规模明显扩大, 而当铁兵器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战争时, 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 参战兵力迅猛增加。春秋时期的交战时间短, 参战人员一般不超过10万;到了战 国时期, 长平之战中的赵军降卒就达到40余万, 战争规模、交战时间、参战兵力 等均超过了前代。

军事科技的发展, 促进了兵器数量质量变化和战争规模扩大, 阵法也应运而 生。在铜兵器、铁兵器主导的冷兵器时期, 战斗队形密集的方阵、圆阵成为运用 于战场的主要阵形。在使用战车交战的春秋时期, 密集的大方阵一度占据统治地 位, 严整的战斗队形成为保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以戈、戟、矛为代 表的长兵器, 以剑、刀、匕首为代表的短兵器, 以及弓弩、标枪、甲胄铠盾等兵 器的发展, 单元组织的方阵逐步更替为多元组织的方阵, 车阵也逐步过渡为步阵。

公元10世纪以后, 火器开始出现在战场, 展现出冷兵器所无法比拟的杀伤力。

元朝末年以后, 当威力巨大的火器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时, 阵形的变化 也在悄然发生, 疏散型的小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火器具有远距离打击对手 的强大的杀伤、破坏效果,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己方火器效能, 同时又尽可能减少 或避免敌方火器对己方人员的伤害, 小而疏散的阵形逐步替代了大而密集的战 斗队形。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 结合当时的火器、作战地形以及倭 寇作战特点, 创造了适合实战的阵形疏散但结构紧凑的“鸳鸯阵”, 扬长避短, 充 分发挥出各种兵器的效能, 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成为肃清东南沿海倭患 的制胜因素之一。

战争实践表明, 在军事科技发展的推动下, 杀伤效能更大的新式兵器取代原有兵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武器装备的更新必然导致战斗队形和兵力 部署发生相应的变化, 最终引起阵法理论的变革。

(三) 军事科技的发展推动战术和战术理论的变化 军事科技的发展, 为战术和战术理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春秋时期, 伴随着兵车技术的发展, 攻车和守车两类战车大行其道, 纵横疆 场, 而搭配战车使用的兵器也日益成熟, 由最初的“戈矛弓矢而已” (1) , 发 展到后来的系统配套的兵器, 体现出“兵不杂则不利” (2) 的技术性能的特点, 以此充分发挥兵器的综合效能。这一时期的车战战术表现为步车兵协同作战, 车 兵使用戈、殳、戟、酋矛、夷矛5种兵器, 步兵使用弓矢、殳、矛、戈、戟5种兵 器。在兵家圣典《孙子兵法》中, 孙子提到“驰车”“革车”“丘牛大车”, 以 及“甲胄矢弓, 戟楯矛橹” (3) 等进攻与防御武器, 更提出了“攻城之法, 为 不得已” (4) 的作战主张, 并阐述了理由:“修橹轒輼, 具器械, 三月而后成;
距堙, 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 而蚁附之, 杀士卒三分之一, 而城不拔者, 此 攻之灾也。” (5) 可见, 依靠当时的攻城具实施攻城, 不仅费时耗功, 而且己 方伤亡较大, 战争效益较低, 同时还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尤其是攻打守备坚固的 城邑, 更有可能遭到失败。

当破坏力远超冷兵器的火器运用到战场之后, 特别是抛射性火器和爆炸性 火器大量装备军队后, 军队的攻城能力有了巨大跃升, 使用火器强攻城塞的战法 被普遍采用, 并且屡试不爽。攻城部队采用不断改进的火器, 通常可以在较短的 时间内摧毁城墙, 极大地提高了攻城的成功率。明代徐达率军攻克平江城、明末 李自成率军攻克开封城、清军攻破扬州城等, 都是运用火器强攻城塞获胜的成功 战例。显而易见, 攻城战术的变化, 是在武器装备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发生的。兵种战术基本上也经历了与攻城战术相类似的发展演变, 冷兵器与火器在 不同时期对兵种战术施加了各自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漫长的冷兵器时期, 先由盛 行于春秋时期的车步协同战术过渡到战国时期的车步骑协同战术。当火器大量配 置部队后, 明朝军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火炮部队--神机营。此后, 炮兵发 展成为新的兵种, 并且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步骑炮协同战术越来越普遍地 被运用于战争实践。具体而言, 从夏商至西周, 战争中的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 步兵从属于兵车。进入春秋时期, 铁兵器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战场, 步兵的武 器装备得到较大改进, 地位迅速上升, 而车兵的地位则日渐下降, 车兵、步兵协 同作战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战术。到了战国时期, 骑兵开始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集先秦兵学之大成的《六韬》, 多处提及车兵、步兵、骑兵协同作战的战术。在 讨论“林战之法”时, 《六韬》提出“率吾矛戟, 相与为伍;林间木疏, 以骑为 辅;战车居前, 见便则战, 不见便则止” (1) 。在探讨如何对付夜间强袭之敌时, 《六韬》主张“选吾材士强弩, 车骑为之左右, 疾击其前, 急攻其后, 或击其表, 或击其里, 其卒必乱, 其将必骇” (2) 。《六韬》中经常提到的“骑”未曾出 现在《孙子兵法》, 与当时的军事科技背景有密切关联。《六韬》总结的步车骑 协同作战的战术理论, 是对《孙子兵法》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以后, 火器由最初的燃烧性火器发展到爆炸性 火器, 后又发展到管形火器。迅速发展的火器技术引起了兵种协同战术的新变化。

在明代以前, 传统意义上的兵种协同仅限于车步协同、步骑协同。自从各式各样 颇具威力的火器投放战场后, 大幅度提升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促进了兵种协同战 术的快速发展, 步炮协同战术、步骑炮协同战术、步骑车协同战术相继出现。为 适应作战的需要, 戚继光率先建立车营, 也就是所谓的诸兵种合成部队, 主要由 步兵、骑兵、炮兵 (战车) 、辎重兵等兵种组成。每个车营配备不同数量的步兵、 骑兵、重车或轻车, 重车装炮, 轻车装枪。史载:“继光乃议立车营。车一辆用 四人推輓, 战则结方阵, 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 体轻便利, 遏寇骑冲突。

寇至, 火器先发, 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 间以长枪、筤筅。寇奔, 则骑军逐北。” (3) 车营采取诸兵种协同战术, 先行实施火力打击对手, 步兵利用 火炮实施掩护冲杀和突击, 尔后骑兵展开追击行动。这就是戚继光在实战中创建 并逐步形成的步骑炮协同战术理论。显然, 这一新型战术理论, 是在火器广泛运 用于战争实践、军事科技得到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完善的。

二、军事理论引领军事科技的发展, 军事科技的发展受到军事理论的制约 军事科技的发展对军事理论的变革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同时, 军事理论的 发展会对军事科技的发展提出要求, 对军事科技的发展目标、方向施加重大影响。

(一) 军事战略影响军事科技的发展需求 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 大 凡在创建初期, 统治者通常实施积极进取的军事战略, 并在此战略指导下大力发 展军事科技, 收揽科技人才, 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新式武器装备, 旨在战胜对手, 消灭群雄, 进而实现统一天下、创建新王朝的战略目标。

蒙古、后金均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相比较中原王朝, 其无论是在生产 方式、武器装备还是军事理论等方面, 都处于弱势。但是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在 战略上采取了积极主动之势, 确立了稳扎稳打、逐步发展、一统天下的军事战略。

为达成此战略目标, 原本擅长骑战、习惯掠夺式的流动作战的蒙古、后金, 努力 提高攻城略地的能力, 大力发展军事科技, 积极引入使用先进的火器, 不断更新 武器装备。为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的发展速度, 成吉思汗实施了两项政策:一是不 杀工匠。每次攻破对方城池后, 严令不得杀害工匠, 意图将掳掠的工匠完整保存 下来, 不断充实己方的技术力量。二是奖励科技发明。他们把工匠集中起来, 按 其所长分配到各个兵器工场从事武器装备的研制, 重奖新式兵器的发明创造者 并授予高官厚禄。推行上述政策后, 蒙古人的军事科技得到了极大发展。由于能够较好地利用和吸收中原先进军事科技成果, 蒙古人的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 来, 满足了对外扩张征战的强烈需求。后金在逐步壮大过程中, 重视发展冶铁、 制造业, 从天聪五年 (1631年) 起开始能够制造“红衣大炮”, 极大地提高了强 攻城池的作战能力。入关以后, 清军在历次攻城战役中, 均非常重视使用火器, 尤其是“红衣大炮”, 如在攻克潼关、扬州等地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 清初 时的军事科技已经发展到较高程度, 对于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新王朝进入和平时期之后, 先前严重的外在威胁不存在了, 统治者更加专 注于内部安全, 转而采取内向性的守势战略。在这一军事战略的指导下, 王朝军 队的职能由克敌制胜转向维持秩序。由于国家在和平时期所面临的威胁等级降低 了, 军队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强度也随之降低, 原先驱动军事科技发展的强大内 在动力不复存在, 军事科技的发展日趋缓慢, 直至停滞不前。

(二) 作战思想影响军事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 军事科技运用于实践并发挥显著效应, 必须通过作战的途径予以实现。显而 易见, 作战思想对军事科技的影响是巨大且持久的。由于作战思想的发展受到政 治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民族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 作战思想对 军事科技的影响也反映在诸多方面。

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 形成了南方和北方长期对峙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 既有双方实力相当的原因, 任何一方都不具备消灭对手、统一中国的实力;又有 双方能够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原因, 也就是南北方各自形成了适合自身状况的 作战思想。

南方水网密布, 江湖沟渠纵横交错, 将士擅长凭水作战, 由此逐步形成了水 战思想。先后建都南京的六朝均以水兵为主, 大力发展水军装备, 不断强化己方的水面作战能力, 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自己的水战优势。在水战思想的指导下, 六朝重视在发扬己方传统作战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军事科技, 不断改进水战装备, 能够制造种类齐全、功能多样的大型战舰、中型战舰和小型战船, 造船技术得到 了极大提高。大型战舰的主要代表是载重量大、船身高的楼船, 有的船身高度达 到十余丈。到了南朝后期, 梁朝陆纳制造的两艘战舰“一曰青龙舰, 一曰白虎舰, 皆衣以牛皮, 并高十五丈” (1) , 外面用牛皮蒙蔽船身, 使楼船的进攻和防护 能力都有了显著改进。中型战舰的主要代表是蒙冲斗舰, 舰体小于楼船而大于快 艇, 为两层建筑, 在水战中担负冲锋突击的职能。小型战船的种类较多, 船体小 而轻便灵活, 速度快捷, 经常用于水上交战。

与南方相反, 北方多平原、荒漠、旷野, 将士擅长骑射之术, 骑兵是主要兵 种, 由此逐步形成了骑战思想。在骑战思想的指导下, 北方历朝重视发展适合骑 兵作战的武器装备, 不断改进传统兵器, 使其更加符合实战的需求。骑兵的格斗 兵器以枪、戟、刀为代表。骑兵所用的枪又称为马槊或马矟。与传统的矛相比, 经 过改进的枪更适合骑兵冲锋, 矛头短而锐利, 形制简单而更具杀伤力。随着大规 模骑兵作战的出现, 具有很强劈砍功能的刀取代了剑的地位, 成为这一时期最主 要的近身格斗兵器。骑兵的远射兵器虽然仍然是弓弩, 但也有了改进, 出现了更 具杀伤力的巨弩。作为防护装具的铠甲也有了明显改进, 出现了明光铠、环锁铠、 两当铠等, 增强了骑兵的防护能力。正由于骑兵装备的极大改善, 具有很强防护 力和冲击力的重装骑兵 (即骑士和马都披戴铁甲的骑兵) 得到迅速发展。骑兵借 助马镫, 能够更好地驾驭战马冲杀, 更便于完成俯身、藏身等战术动作, 也更便 于双手使用兵器进行格斗, 极大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

由此可见, 在不同的作战思想指导下, 军事科技的发展方向呈现差异化的特 征, 军事科技的发展重点与作战思想紧密结合, 能够为有效实现己方作战思想提 供更实用、更具威力的武器装备及相关军事技术等。(三) “器胜”思想引领武器装备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冷兵器时期, 武器装备的效能不高, 对战争发展进程和 战局的影响也比较有限。进入火器时期之后, 武器装备的威力日益凸显, 对战争 进程和最终战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逐渐形成了“器胜”思想。“器胜”思想的确 立、完善, 指引当时的军事科技的发展, 对于加快军事科技发展步伐、改善军队 武器装备水平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器胜”思想, 渊源于先秦时期的墨家。《墨子》认为, “食者, 国之宝也;
兵者, 国之爪也;城者, 所以自守也, 此三者, 国之具也” (1) , 将制造兵器作 为巩固国防的必要条件之一。墨家提出筑城和造器思想, 注重研制各种守城器械 和兵器, 诸如连弩车、掷车、转射机、冲车、云梯等, 都是当时先进的战具, 在 战争中尤其是城池防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汉以后, “重道轻器”思想 占据社会主导地位, 军事科技的发展受到阻碍。

自从火器运用于战场之后, “器胜”思想开始萌芽。南宋陈规继承并发展了 墨家的守城理论, 提出了“大抵守城常为战备, 有便利则急击之” (2) 的防卫 原则, 强调指出“攻守利器, 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 则城无不拔;守者得 用炮之术, 则可以制敌” (3) , “炮不厌多备。若用炮得术, 城可必固” (4) , 充分体现其重视武器装备、依托“利器”守城的思想。在此指引下, 陈规大力创 新守城器械, 尤其在抵御李横军进攻德安城的过程中, “以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 二十余条” (5) 。这是一种用长竹管制作的手持火药枪, 也是世界上有关管形 火器运用于战争实践的最早记载, 为火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戚继光注重改善和运用武器装备, 强调要拥有比对手更先进的兵器, 认 为“彼以何器, 我必求长于彼” (6) “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 是谓徒强” (7) 。

他十分重视火器的研制和使用技术, 组织创制了便携的虎蹲炮、喷筒、架射火箭、三眼铳等多种火器装备部队, 在实战中强调冷兵器与火器、长兵器与短兵器相互 配合, 取长补短, 从而发挥出最强的整体威力。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明确提出了“器 胜”的观点, 强调国家应当建设精兵、重视利器, 尤其要重视火器。他认为, “可 以克敌制胜者, 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为西洋神器, 既见其益, 宜尽其用” (1) , 积极主张引进西洋大炮等火器制造技术, 独立制造出高质量的西洋铳炮, 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战胜入侵之敌。徐光启清醒地看到以西洋大炮为代表的新型 火器对作战的重大影响, 并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提出了积极引进西洋先进火器制 造技术的正确观点。徐光启的“器胜”思想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军事理论, 对促进 明代后期的火器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进入近代以后, 林则徐、魏源先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鸦片 战争的惨败, 促使晚清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探究天朝中国战败之因。他们看到中西 军队的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 指出洋夷的坚船利炮占据绝对优势, 清军应着力改 善装备, 谋求“器良技熟”。魏源对此作了深入分析, 认为洋夷拥有三项长技, 即 “一战舰, 二火器, 三养兵、练兵之法” (2) , 主张大力举办造船厂、火器局, 从西洋国家聘请顾问、工匠督造舰船、枪械, 特别提出要引进当时西洋最先进的 铁甲战舰、水雷、鱼雷、火箭等船械制造技术。此外, 魏源还主张学习西洋先进 的“兵制”, 加强军队士卒的选拔和训练。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 对 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

三、几点思考 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 能否正确处理二者关系, 直接影 响军队战斗力的强弱, 也直接影响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一) 深刻认识军事理论进步和军事科技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人云“道器无异体” (3) , 道和器、军事理论进步和军事科技发展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 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军事科技的发展具有牵引、导向 的作用, 军事科技只有在正确的军事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发挥进步的作用。另一方 面, 军事科技是军事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军事科技不发展, 军事理论就难以 有突破;军事科技发展了, 才会推动军事理论的进步。孙子的火攻理论、戚继光 的重用火器的主张、徐光启的“器胜”思想、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 等等, 都对后来武器装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而墨子的城守技术极大 地推动了守城军事理论的发展, 冷兵器和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军事 指挥理论、战术理论等相关军事理论的变革。历史实践一再证明, 军事科技的发 展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 而军事理论的发展也需要进步的军事科技作支 撑。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如果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军事理论脱节, 军事 科技的发展失去了军事理论的指引, 势必导致军事科技盲目发展, 进而影响其在 战争中发挥效能;同时, 如果军事理论的发展失去军事科技的支撑, 势必导致军 事理论陷入空洞化的困境。

(二) 推动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协调平衡发展 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是一种互动式发展关系, 在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 必 须寻找并把握好二者关系的最佳平衡点, 使其在统一中协调发展, 在发展中相互 适应, 从而为其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都会制 约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的健康发展。春秋战国时期, 列国统治者为实现争霸或统 一的目标, 锐意进取, 奉行“道器并重”之策, 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都得到了较 好的发展。汉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 逐渐形成了重道轻器的主流观念和 价值取向, 表现为重视军事理论而轻视军事科技, 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消极 影响。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相当一部分人质疑传统的重道轻器思想, 一些人转而 崇拜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 片面夸大武器装备的作用。受此思潮的影响, 洋务派 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器物的主张, 发起了旨在“练兵、制器、求富”的洋务运动, 之后又组建北洋舰队。虽然洋务派重视武器装备建设, 大力引进西式炮舰, 但是囿 于“道”不可改变的成见, 只在“器”的层面作了局部性的改革, 未能正确处理 道与器的关系, 最终导致这场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因此, 推动军事理论 和军事科技协调发展, 就必须克服重视军事理论而轻视军事科技或者重视军事 科技而轻视军事理论的错误倾向, 努力理顺二者的关系, 使其始终保持良好的动 态平衡。

(三) 推进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的自主创新式发展 晚清政府盲目跟进西方技术, 引入大量先进的西式舰船, 但由于没有相应更 新以作战观念、体制编制为核心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制度, 只是改善部分武器装备 的军事技术性能, 北洋舰队的整体战斗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最终在中日甲 午海战中遭到惨败。实践表明, 如果在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上只是盲目模仿、跟 进西方发达国家, 亦步亦趋, 那么, 就既不能有效提升军队战斗力, 更无法实现 超越。

当前, 我国学习和借鉴外国新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是必要的, 但不能盲目吸 收, 而应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之上, 贯彻“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 正确 处理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发展、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之间的关系, 夯实自主创新 发展的基础。我们应注重结合国情、军情, 立足于自身基础, 以现有的军事理论 成果和军事科技装备为依托, 做到有针对性地发展、有选择地借鉴, 有所为有所 不为, 积极探索新时代强军思想指导下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融合发展路径。

[1]中国军事通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通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2]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3-1987. [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4]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第二版)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2011. [5]中国兵书集成[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沈阳:辽沈书社, 1987-199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 187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2 《荀子·议兵》, 见《荀子全译》, 蒋南华等译注, 267页, 贵州, 贵州 人民出版社, 2009。

3 《司马法·天子之义》, 见《武经七书注译》, 93页, 北京, 解放军出版 社, 1986。

4 《孙子兵法·作战篇》, 见《中国兵书集成》, 第1册, 4页, 北京、沈阳, 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 1987。

5 《孙子兵法·谋攻篇》, 见《中国兵书集成》, 第1册, 5页, 北京、沈阳, 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 1987。

6 《孙子兵法·谋攻篇》, 见《中国兵书集成》, 第1册, 5页, 北京、沈阳, 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 1987。

7 《六韬·豹韬·林战》, 见《武经七书注译》, 390页, 北京, 解放军出 版社, 1986。

8 《六韬·豹韬·敌强》, 见《武经七书注译》, 393页, 北京, 解放军出 版社, 1986。

9 《明史》, 卷212, 见《戚继光传》, 5615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0 《南史》, 卷63, 见《王僧辩传》, 1540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1 《墨子·七患》, 李小龙译注, 32页,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2 《守城录·守城机要》, 见《守城录注译》, 林正才注译, 64页,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13 《守城录·守城机要》, 见《守城录注译》, 林正才注译, 87页,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0。

14 《守城录·守城机要》, 见《守城录注译》, 林正才注译, 89页,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15 《守城录·德安守御录》, 见《守城录注译》, 林正才注译, 149页, 北 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16 戚继光:《纪效新书·手足篇第三·长器短用解》 (十四卷本) , 范中义 校释, 48页,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7 戚继光:《纪效新书·手足篇第三·神器解》 (十四卷本) , 范中义校释, 49页,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8 徐光启:《徐光启集》卷六《守城制器疏稿·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 疏》, 王重民辑校, 288页,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9 魏源:《魏源集·筹海篇三》, 869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0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 1027页, 湖南, 岳麓书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