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生代 [探究新生代农工教育训练的责任]

探究新生代农工教育训练的责任

1．有助于加速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步伐。一 个群体实现社会融入的程度，一方面是依赖于政策性的制度 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该群体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经济增长 速度的放缓致使全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很多 大学毕业生都已经面临着较高就业风险，“蚁簇”现象大量 涌现就是明证。同时，在居高不下的就业压力下，一些年轻 的城镇人口也会选择就业重心下移，去从事一些以前不愿意 从事的工作，这将会大大压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可能空间。

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存发展关键性问题在 于，这个群体职业技能普遍不高。其自身教育程度和职业技 能水平与城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2009年 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 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 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

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 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 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 成左右。”［4］在一定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 和职业上的这种差距造就了该群体在城市化生存中边缘性 地位。有一份工作是社会融入的基础，就业难和失业风险叠 加在一起，使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步伐受阻。因此，加快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出路在于，针对他们进行 专门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择业空间，拓 展他们择业领域，增强他们应对失业风险的能力。

2．有助于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城镇化 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 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 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衡量城镇化进程 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是非农人口转移的规模和速度。近十年 来，我国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 百分点，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50%。同时，城市人口也超过 农村人口。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但我 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瓶颈―――农民 工的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问题。农民工进城打工容易，但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还要突破各种制度障碍。我国的户籍制度改 革在一些地方已进入试点探索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作为 农民工主要组成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未来城镇化人口 重要来源。他们素质和能力如何，不仅是决定其个体本身是 否能在城市社会生存发展的问题，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城镇化的进程。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 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不仅是解决他们在城市 长期就业并实现有尊严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更是推 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动，加速我国新型城镇化 建设步伐的需要。

3．有助于消解社会冲突并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维持在 一定限度内社会冲突与纠纷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否则，会引 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顺畅的阶层流动渠道有等利于增强 各群体的社会认同。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新生代 农民工的贡献与努力。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 工普遍具有权利意识较高、思维活跃、敢想敢拼的特点。他 们如果长期得不到城市社会的真正接纳与认同，而是处于经 济吸纳而社会排斥的状态，使其成为农村与城市中间的“夹 心层”的话，则容易引发难以控制的社会矛盾问题。根据中 国人民大学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得出的结论，这个群 体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他们初次外出找工作时基本上为初 中刚毕业，年龄较小，加上其工作的流动性强、稳定性差， 导致其经济基础的薄弱，容易导致该群体缺乏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成为社会冲突易发的社会根源。最近几年，基 于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问题的增多就引发社会的高度关 注。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基本权益 得到维护，基本尊严得到尊重。因此，对于处于社会风险高 发的我国社会来讲，应充分评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境遇， 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高技术就业领 域职业选择和发展能力，有效维护其在就业领域的基本权益， 夯实他们实现社会融入的基础，这有利于消除社会冲突，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困境分析 1．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保障制度不完善。一是涉 及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制度设计不完善。我国职能辐射的范围 广泛，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领域，仅仅有农民工的再教育和 职业培训需求是不够，更多地要依靠的重视和政策制度支持。

虽然，近10来，中央和各极地方在推进城镇化和大规模转移 农村劳动力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为提 高农民工教育培训水平，先后出台了“阳光工程”、“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雨露计划”、制定并颁《2003―2010年全国 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等相关政 策。而我国在成人教育培训方面，专门制定的法律只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没有涉及。众所 周知，政策的约束力有限，这就使得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 育培训的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容易流于形式，政策效果欠佳。二是农民工教育培训责任主体不明晰。负责农民工教育 培训的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农业、科技、教育和人事与劳 动保障等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在工作上都有份参 与，但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权力运行过程中缺少统一指 挥负责的部门，现有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较弱。三是资金投 入保障机制不健全。严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重 要障碍在于，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设计不明晰，致 使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工作开展缺乏物质保障。新生代 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公益性较强，应承担资金投入主体责任。

目前，中央各地方只将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视为临时性的工 作安排，缺乏长远规划，其经费预算及相关统计数据并不清 晰，也没有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纳入每年的财政支出 计划，导致在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上的投入严重不足。

2．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滞后伴随着时代 的进步，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类型也在变化。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培训内容也要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从现有的培训内 容来讲，都是与以往的传统农民工教育培训一样的单一性技 能培训。“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实用性。社会上现有的教 育培训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仍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实 践环节内容偏少，培养学员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的内容不够 等问题。一些教育培训项目不能及时反映职业领域的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培训内容与生产和服务相脱节， 课程教学与岗位相脱节，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要。”［5］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都以低层次的技 术培训为主要内容，没有考虑其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已 经发生变化这一客观事实，导致其参加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不 高。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的手段也比较落后。

大多数教育培训机构还有沿用传统课堂“填鸭式”教学方式， 忽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特点、年轻人生理、心理、学习兴 趣等因素，更是缺乏实践性教学安排。许多社会培训机构及 高职院校开展的教育培训为节约培训成本，很少与用工企业 相联系，缺少实践基地，从而大大降低了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与实效性。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所面临的障碍。新生代农民工群 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村中小学毕业后走向社会，并且来自 于偏远落后地区的人居多，他们技术基础不高，有参加职业 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内在需求。但普遍面临着培训学费支付困 难和工学矛盾的困扰。他们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支付教育培训学费的能力有限。新 生代农民工大多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缺少工作经验，所从事 的工作薪资很低，支付日常的基本生活费用尚且困难，再要 挤出一部分教育培训学费来比较困难，他们在教育培训费用 方面的支付能力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生代农 民工提高基本素质和技能水平的积极性。另一个方面是现有 的教育培训机构管理方式僵化，在教育形式上缺少灵活性。

“现有的教育培训大多有严格的入学和结业要求及相关的学习管理制度，如:学历教育要经过入学考试合格才能就读;
必须修完一定的学分才能取得相关证书;学生没有自行选课 的自由;对出勤率有硬性规定，低于一定数额便无资格参加 该门课程的结业考试;上课时间太固定等等。”［6］大多数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强，且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大， 收入不高。过高的教育培训学费和过度僵化的教育形式势必 将他们挡在学习求知的门外。迫切需要在这个领域提供有效 的公共服务。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教育培训信息的渠道 也比较狭窄。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新生代 农民工教育培训相关信息传播的渠道狭窄闭塞。由于农民工 所在地的对教育培训工作的宣传力度不够，缺少培训规划， 不能及时公布针对新生代农民培训政策、培训机构和培训内 容等相关信息，导致培训主体和客体双方的信息无法实现有 效对接。这些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 提升上面临的主要障碍。

三、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责任重构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存在，新生 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权利受到了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劳 动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剥夺和限制。大多 数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进入到职业培训制度相对健全完善、教 育培训资源相对丰富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因此， 很难和城市职工享受到同等的教育培训机会。并且由于地方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地方税收和国家拨款，通常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户籍人口为主要依据，那么自然会萌发把有限 的教育培训资源用于本地户籍人口的政策冲动。这样拥有外 地户籍、工作流动性强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得教育培训资源的 机会几乎为零。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新生代农民工规避风 险的主要路径是提高素质和技能。而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 训进程中，应明确其主导地位与服务责任。通过制定相关法 规和政策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依据法规来规范各 培训主体的行为界限，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良好的 制度环境。

1．应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制度供给目前，新 生代农民工已经是我国各企业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用工主体， 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 成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产业工人和现代市民。为提 高其职业素养和生存发展技能，中央应出台新一轮新生代农 民工教育培训中长期规划，应在组织领导、制度安排、经费 保障、资源整合、规划管理、培训机制、培训效用等方面有 所创新和突破。同时，尝试对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权利进行 立法保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制度地位。关 键点在于要推进农民工培训政策逐步与成人教育发展规划 接轨，制定出灵活的成人教育方案，将这一部分内容纳入其 中。在现有的培训教育政策运转机制成熟后，应推动和争取 省级层面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单独立法。通过立法将农民 工培训的相关主体责任、义务以及培训资金运营机制、奖励措施、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强制性规定，为新生代农民工教 育培训政策的落实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2．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教育政策与制度创新新生代 农民工的技能提升迫切需要教育培训政策与制度的创新。综 合现在的培训政策，制度设计的可能创新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建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免费职业培训制度。

目前，已经对招收的来自农村的职业高中或技校的学生实行 了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可以在现在政策上进行调整和扩展， 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免费职业培训。由支付新生代农民工旨 在提升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费用，并划入专门账户，探索建 立为资金投入主体和社会教育机构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新 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新模式。二是由购买针对新生代农民工 教育培训服务成果。“鼓励有培训资质或者培训效果好的培 训单位，依据下达的计划目标开展培训，经过验收合格的， 向职业培训部门支付相应的培训费，‘购买’培训成果，并 保证这些培训部门有一定的利润。”［7］此外，还可以探 索实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券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 育培训实行一对一式的跟综服务，以有效提升这个群体的职 业素养和水平。

3．健全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的投入机制要将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作为应当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对 待，承担培训费用，并担负推动和监管职责。一是构建新生 代农民工培训资金投入机制。完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需要一套合理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来作为保障。这涉及 国家、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和培训教育机构四个方面。作为 首要的责任主体，应逐步完善教育培训资金投入机制。在地 方财政支出上应作出具有前瞻性的详细规划。将新生代农民 工培训教育投入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并建立健全财政 资金投入机制，明确划分各级的资金投入比例。当然，也可 考虑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专项基金，专项基金主要向本辖 区内的企业和社会捐助人士筹集。二是出台新生代农民工教 育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健全的教育培训资金投入机制的 建立，离不开相应部门强有力的配合和推动，应及时出台新 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各级对于新生 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体责任地位，推行对职业教育机构和 企业培训的直接补助。各级部门应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 网络等媒介向社会宣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扶 持政策，有效形成教育机构、用工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积极 参与教育培训的良好格局。

4．应探索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远程教育等多样化 的培训形式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的时间成本 及学员流动性强等问题，可探索实施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 提升远程教育培训工程。目前，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中，计 算机和手机等设备等使用率高，并且操作娴熟，已经具备开 展远程教育培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应与一些知名的远程教 育机构联合实施“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工程”，府负责教育规划和资金投入，远程教育机构负责技术支持和教学内容 实施。远程教育机构可以根据最新的职业发展状况，将最新 的职业培训信息通过遍布全国的教育中心发到新生代农民 工手中。新生代农民工可就近都选择教育中心进行最新的知 识和技能培训，即使工作转移到其它地方，也可选择所在地 的教学中心继续培训，实现教育培训无缝链接。“教学中心 要教会农民工使用计算机，引导他们按培训要求学习，及时 辅导，释惑解难。通过远程教育服务平台，农民工可以及时 点播、查询、浏览、下载网上的教学资源，他们既可以集中 上课，系统学习，也可在工余时间利用网络自主学习。对于 实践性要求较高的专业，可以实行校企联合，将远程培训和 实际操作结合，增强农民工的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