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走向社会的我 大学走向社会教育原因初探

大学走向社会教育原因初探

“学”的思想贯穿于全书始终，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 教人如何“学”的著作。这里的“学”是终身的，只有入学， 没有毕业的说法。孔子自身的求学历程便是最好的诠释。他 说:“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里， 孔子记录了他为学的不同阶段和达到的不同境界，这种境界 一直是向上的，没有终了，死而后已。活到老，学到老。这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尤其要着眼于继续不断的 自我改造或自我发展”［2］的精神可谓异曲同工。这种自 我改造或者发展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孔子突破了今天狭隘的学校教育的范围，他的“学”带 有极大的社会教育色彩，这种社会教育的手段便是个人的“学”。这种社会教育思想体现了孔子一贯的凡事“反求诸 己”的思想，同时又能克服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把教育的 社会教化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从社会教育的对象来看，孔子 的社会教育思想是全民的。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所以才 能达到“弟子三千”的规模。孔子的这些弟子，从出身看， 各个阶层的都有;从年龄来看，有成年的，也有未成年的。

来源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特点。孔子的社会教育思想对 后世影响巨大。孔子倡导“学”，通过这种终身的、全民的 “学”来实行教化，最终把人们培养成为“君子”，建立一 种有序的统治秩序，实行政教合一。孔子开启的这种积极入 世、致力民生的精神，被我国历代文人学士所传承。从“长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再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精神。

这种影响在近代中国大学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同于 西方大学存在一个高居象牙塔内与世隔绝的历史，近代中国 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世俗的，和国家保持紧密的关系，担负 各自的使命。其使命之一便是进行社会教化，其源头我们可 以追溯到孔子。

二、国外大学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 近代欧美大学的发展是内源性的，而中国大学则走的是 一条外源、后发的道路。欧美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历史较长。

早在19世纪70年代，剑桥大学神学院就发起了大学推广活动，面向社会开设一系列的课程。在其影响下，伦敦大学、牛津 大学等高校相继加入了推广大军的行列。1862年，美国政府 颁布了《莫里尔法案》，通过赠地的形式鼓励大学开展社会 教育事业，在这一法案的刺激下产生了大批的赠地学院。这 些学院普遍注重加强同社会的联系，设立推广部致力于教育 推广事业。20世纪初期，中国大学模式在经过一系列的转换 之后，逐渐确立了美国模式，美国高校推行社会教育的做法 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一时期，国外大学社会教育的思 想和实践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传入中国。

1．留美学生。20世纪初，美国决定退还庚款用于资助 中国学生赴美学习。随之就出现了留美的热潮。不同于以往 的留日学生，留美学生大多能够学有所成。“从1917年、1918 年编辑的《游美同学录》看，537人中，获得学士学位者227 人，硕士202人，博士47人，无学位者仅61人。90%以上都获 得了学士、硕士学位，不少人获得博士学位”。［3］这些 留美生回国后，大多投身高等教育界。比如，郭秉文在哥伦 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并且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美国大学推行社会教育的做法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把 这种思想带到了东南大学，确立了东南大学教学、科研和推 广三结合的办学模式。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推广部。1922 年，成立推广教育委员会。1923年的《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 纲》更是明确规定: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指 导社会事业为宗旨。［4］东南大学成为国内首先将社会教育视为大学职能的国立大学。

2．教育界人士赴外考察。为了探求新知，借鉴国外先 进的教育体制和经验，教育界人士纷纷出洋考察，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便是蔡元培。对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人们最为熟悉 的是他的学术救国、“学”“术”分离、注重于探讨“纯粹 学术”的思想。其实，蔡元培也是非常看重大学直接服务于 社会、推行社会教育的。他的这一思想也受到国外模式的影 响。蔡先生游历欧美考察归国，在他的一次演说中认为:“美 国大学的目的，要把各个学生养成有服务社会的能力……一 切文化事业，都由大学包办，如巡回图书馆、巡回影戏片、 函授教育等等。在工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
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5］1921年，蔡元培 访问了威斯康星理念的诞生地―――威斯康星大学，对于威 大致力于社会教育的做法称赞不已。蔡元培也把这种思想运 用到了北京大学的办学实践中。他创立了校役夜班、倡导成 立北大平民夜校、热心平民教育讲演团事业……蔡元培的这 些做法无不体现出欧美大学社会教育的影子。

3．教会大学的样板作用。教会大学虽然设置在中国， 但是早期大多在国外注册立案，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在中 国的特权，从而被国人称为“外国文化租界”。早期教会大 学大多沿用母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国外大学重视社会教育的 做法也被它们继承下来。同时，教会大学由于其担负的特殊 文化使命使其更乐意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一些开明的传教士，他们在进入中国之后，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把宗 教信仰和理念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把信仰上帝同服务中国 社会结合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会大学纷纷致力于社 会教育事业，针对中国儿童失学严重的现象，它们开设了大 量的儿童学校;为了帮助成人提高文化水平，它们成立了民 众学校;它们还为一些在职工人开设一些技能训练班。它们 还采取了讲演、设立巡回图书馆等更为灵活多变的方式来从 事社会教育事业。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大学从事社会教育事 业提供了样板和典范。

三、近代中国社会改良的需要 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社会逐步踏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深渊。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各种各样的救国主义 便粉墨登场。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探索发现，中国的问题在 “民”。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认为中国有五大弊病， 即愚、弱、贫、私、散;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认为中 国的问题在于贫、愚、弱、私……归根究底，这些弊病的原 因就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平太低，民智尚未得到开发。因此， 为了改良中国社会，实现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纷纷致力 于提高国人的文化水平。然而，如何提高人们的知识觉悟和 水平?如何开启民智?先进的思想家们都认为教育是最好的 武器。于是，乡村教育等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运动便诞生了。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些活动取得的 成效是有限的。在经过这样的一番摸索之后，很多人便把目光投向了近代中国大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近代中国大 学最适于承担近代中国的社会教育事业。战争频繁，政治不 稳，经济落后。这种国情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 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教育系统，以专门致力于社会教育事业。

近代中国大学义无反顾的承担起了这幅重担并且没有辜负 人们的厚望，在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作为较早成立的致力于提高平民知识水平的教育 社团，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一直将“增进平民智识， 唤起平民之自觉心”［6］作为自己的宗旨。该团采用讲演、 设立报亭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在人群聚集的地区开展社会教 育，普及文化知识。在这个社团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学 参与社会教育事业，“北大同学，服务社会者，日见其多;
将来对于社会之改良，实有莫大之关系”。［7］在北京大 学的影响下，其他的大学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活动。

适应此种形式发展的需要，当时的许多大学都致力于社会教 育人才的培养工作，燕京大学等校设立了社会教育系，还有 些大学设立了社会教育的专修科。大学参与社会教育事业是 我国社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为我国社会教育 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提高国 民程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当今我国社会教育的发 展，如何发挥当今大学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借 鉴。然而，国内对于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教育事业的研究还十 分薄弱，我们必须加强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