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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明及其不满》有感4000字】 感动中国2018读后感800字

来源:个人述职 时间:2019-10-09 07:51:55 点击:

[2018读后感]读《文明及其不满》有感4000字

[2018读后感]读《文明及其不满》有感4000字 读《文明及其不满》有感4000字 原创:
董士超 《文明及其不满》是弗洛伊德在1929年写成的一篇论文,其在西方社 会的影响力不亚于《梦的解析》和《性欲三论》。虽然这篇文章触碰的是关于文 明的话题,其重点却是在个体的“不满”上,并从人性出发阐释了这种“不满”的心 理学基础。

关于人性,弗洛伊德有两个核心假设:1. 趋利避害(The pursuit of pleasure and the avoidance of pain);
2. 破坏性(The instinct of destructiveness)。

第一个假设没有太多争议,在边沁和达尔文那里有深刻的论述;
第二个假设则比 较大胆,弗洛伊德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离开了这个假设又无法使他的理 论变得完整和简约——似乎伟大的科学家都着迷于过程的复杂性和成果的简约 感。“破坏性”的假设主要来自经验,比如说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幼儿对玩具的 破坏、孩童对昆虫的肢解、成人对宠物的虐待、家庭暴力以及性虐待,这些行为 的产生及带来的快感是不能简单用“趋利性”解释清楚的。和摄取食物、寻求配偶、 搭建居所、与他人合作等明显利己的行为不同,前述的种种破坏行为并不能给施 暴者带来任何利益,甚至会带来某种危险,比如受虐方的反击和报复。那破坏带 来的快感算不算是一种趋利的动因呢,就像饱腹或性爱后的快感一样。这样有些 扩大了“趋利性”的定义,趋利行为究竟是受直接利益驱动,还是受利益实现后的 快感驱动, 似乎前者更符合行动直觉。也就是说趋利行为和破坏行为都能带来 一定程度的快感,这种快感会引诱重复先前的行为,但趋利行为的动因是直接的 利益(生存、求偶、延续自我、延续自我的载体-后代,等等),而破坏行为的 动因则有待解释。为了简化起见,弗洛伊德很谨慎地把“破坏性”归因为一种直觉。

这样的假设也可以在动物世界找到一些应证,即便是温顺的羚羊和驯鹿都有着一 对坚硬的犄角,并且从幼时就开始磨砺这些角使其具备一定的攻击性;
更不用说 凶猛的食肉动物了,猛扑、撕咬、吼叫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技能。这种攻击性 既是猎取食物的要求、更是生存的保证,破坏性的种子早在猿还未进化为人的时 候便已深深埋下了。

破坏性的假设在弗洛依德的“负疚感”(Sense of guilt)和“内在化” (Internalization)理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他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到尼 采的痕迹,即“负疚感”源自直觉(Instinct)和良知(Conscience)的冲突,当直觉不能向外得到合理释放时便会转向内在,并进一步巩固良知。就好像一汪热烈 翻腾的秋水被越筑越高的堤坝死死挡住,最终变成了一潭死水,腐蚀着那颗疲惫 的心。但是尼采在解释良知时,到了政治和文化环境那里就停止了,弗洛伊德不 仅区分了良知的两种来源,即权威(Authority)和“超我”(Super-ego),也追溯 到最早的“负疚感”是如何产生的。

人的破坏性最早是被权威限制住的,首当其冲的便是父母,很少有父 母会对孩子的打闹坐视不管,这种管制通常伴随着斥责和惩罚。于是孩子就会陷 入到一种困境:一方面,性情驱使他去打闹;
另一方面,生存的直觉又迫使他不 得不听从于父母,他唯一的保护人和抚养人。所以孩童对父母的感情常常是爱恨 交织的,爱的是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恨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约束。每一次的冲突往 往以孩童的彻底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惧怕失去父母的爱;
同时也伴随着良知的建 立和更新,他们开始意识到什么行为在父母眼里是合宜的,什么行为会给自己带 来麻烦。这时候的良知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因为当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们依 旧会我行我素,甚至从屡教不改当中获得一种报复般的快感。可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和社会的接触变得愈加频繁,父母的权威逐步被社会权威取代,除了儿 时父母灌输的价值观,说教、纪律、道德、文化等也构成了良知的来源。然而在 社会权威覆盖不到的角落里,机会主义依旧猖狂。

如果良知仅仅来自外部权威,在权威的视线之外性情依旧可以恣意遨 游,文明会蹙眉,个体却能诗意般的栖居。可是,弗洛伊德指出,每一次向外部 权威的屈从既是对当下欲望的遏制,也是一种“放弃本性(Renunciation of instinct)”的自觉意识的形成和叠加,并且这种自觉意识会随权威严肃性和屈从 次数的增加而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一种内部权威,这即是“超我”的形成。如果说 “自我”是天性的金丝雀,那么“超我”便是那个华丽的鸟笼子,“超我”的形成使人 获得自律的能力,即便没有外部权威也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中国古代士大夫宣扬 的“慎独”、“存天理去人欲”既是那个时代的道德理想,也是“超我”的具体表现。

来自外部权威的良知使人在犯错后产生负疚感,而来自“超我”的良知使人在有犯 错的念头时就产生负疚感;
每一次的自省都伴随着自我的谴责和良知的加深,所 谓的修行就可以这般人畜无害波澜不惊的进行下去,直到成为清心寡欲的圣人后 依旧不挠地声称自己是罪人。人类文明在和天性的抗争史上创造的传奇难道还少 吗? 写到这里,如果有任何善男信女义愤填膺地质问我:“你如此反对崇 高反对自律,难道你希望回到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社会吗?”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这恰恰是我在读弗洛伊德时常常出现的疑惑,他对性压抑的抨击充满 了宗教式的热情,如果有人说“性是万恶之源”,他一定会回应“性压抑才是万病 之根”。弗洛伊德是一个心理医生,他接触过无数心理问题的病例,他发现每一 种精神疾病的背后都有一段或多段欲望或冲动被压抑的经验,这种经验随着良知 的巩固而被刻意遗忘,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他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梦的解析和 行为分析来让这一部分“潜意识”重新回到患者的意识,并通过种种技术手段来解 除“潜意识”中的那份焦虑。可是,当他苦口婆心地劝说病人,“你当时产生这种 念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现在想想是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能理解这样的 经历给你带来的伤害有多大,但这不是你的错,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找到属于 自己的幸福”;
“也许你们对待性的态度还可以再开放一些”;
他发现自己遇到了 一个大气候的问题,在一个谈性色变的社会里个体意志受限的问题。他的精神分 析法帮助过不少人走出阴霾,但源源不断的病例以及部分病人对性的根深蒂固的 偏见使他不得不把视线从个例转向整个社会,将个体的不满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 一起。

个体的发展是围绕“自我”进行的,个体把自己的幸福放在首位,并通 过性的结合把家人的幸福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文明的发展却是遵循“经济性” 的原则,它的目标是把个体联合在一起,让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并维护共同 体的安全。在文明的眼里,人的破坏性和攻击性只会带来混乱和痛苦,必须遏制;

性欲使人无法专心工作,只能允许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发生,以享乐为目的的 性行为则视为淫邪;
好吃、懒惰、欺骗等都有违“经济性”,不予鼓励;
贪婪,在 启蒙运动以前多以负面形象出现,”清贫”一直是福音的核心;
到了斯密那里,贪 婪摇身一变,成为经济发展最不竭的动力之一。如此一来,文明的发展似乎从未 将个体的幸福放在首位,或者说文明人无非是用自己的一部分可能得到的幸福来 交换文明社会可能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与其说弗洛伊德反对道德,不如说他是 对文明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做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弗洛伊德在描述文明和个体的对立关系时,会给读者这样一种错觉:
文明仿佛变成了一个精明的管理者,知道如何通过改造人的天性来最大化社会效 益,而最显著的改造则是通过道德与“超我”的共谋。前面的论述中也提到过“超 我”的建立是外部权威内在化的过程,道德无疑也是外部权威的一种,其气息无 处不在,其影响之深远要远甚于父母。那接下来的问题是,道德以及文明的精明 从何而来?弗洛伊德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来自伟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释迦 摩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他们的事迹和话训都被弟子们或忠实 或夸大的记录了下来,赋予文明以精神,并被世代传颂。从这一点来看,文明的精明无非来自伟人的精明,而伟人的精明往往是大爱、是克制、是超越“自我” 成就“超我”的;
我们歌颂伟人,我们也在歌颂那个反对“自我”的“超我”;
我们追 随伟人,我们也心甘情愿的让渡了“自我”。

伟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特质值得人追随?为什么不同文明会有相似的 道德内容?道德既是文明现象,来自伟人的“超我”,那文明前最早的“超我”又是 如何形成的?在那个没有伟人没有文明的时代,诗歌还未被吟唱,传说还只是脑 里的浮光掠影,直觉主宰着一切,万物生长,万物亦随之倾覆。一名成年男子打 猎归来,看到溪水边有一名女子正在梳洗头发,他摘下一段芦苇,眼带笑意走到 女子身边,女子回眸莞尔,男子将芦苇插在她耳边,指了指手中的猎物,邀请她 到自己的洞穴,她看了看对方强健的四肢、浓密的须发和狂野的面容,顺从地跟 男子走了。一夜激情,男子的“自我”仿佛延展到了身边这个柔软的女子,他产生 了强烈的占有欲和保护欲,他不希望她和其他男人有染,于是他请求她留下来, 他的人生第一次有了为另一个人活着的动力。他比以前更加勤劳,他开始储备粮 食,他开始打磨工具,他打造更好的武器来捕猎和保护她,他把洞穴筑得更结实 更透气。她则悉心照顾好洞里的一切,帮他生火烤肉,帮他制作裘皮,在他们休 憩的地方铺上厚实且干燥的草堆,有时还外出和他一同狩猎。不到一年,她生下 了一个男孩,男孩活泼好动,每一次吮吸乳汁都给她带来无尽的痛感和快感。她 的纵容使男孩更具攻击性,他时而嚎啕大哭,时而无端踢踹,他为了排泄的舒服 丝毫不在意弄脏母亲的身体,他把父亲做的小工具摔得支离破碎。有一天,洞里 那个装着风干猪肉的陶罐被男孩撞碎,父亲毫不留情地扇了小孩一巴掌,男孩耳 朵里一阵呜鸣,脸上又热又辣,眼泪不自觉地夺眶而出,母亲的爱抚也无济于事。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破坏会带来痛苦,他开始后悔,也开始变得小心。这一巴 掌提示了最初的“负疚感”是如何产生的——来自父亲的“自我”与孩子的“自我” 不可避免的碰撞。当破坏欲受到父亲权威的屡次制止时,一种反向的“超我”开始 形成。权威影响下的对错观,是“我因破坏被罚,所以破坏是错的”;
到了“超我” 的对错观,就成为“因为破坏是错的,所以如果我破坏就要受罚”,如果破坏后肉 体不受罚,良心就会感到不安。正是这样的对错观铺垫了最早的道德价值,一种 父亲视角下对顽皮孩子进行约束的价值,内容无非是:不许伤害,不许破坏食物 和工具,不许大声哭闹,不许撒谎,不许偷东西。伟人的价值则更进一步,他们 通常把延展到家人的“自我”延展到了全人类,他们的爱既是无差别的 (Indiscriminate)又是去性欲(Libido)的,因此“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 试问,这样博爱的人又怎么会缺少追随者呢?当我们排着长龙踮起脚尖 尚找寻不到爱,突然有一个头顶光环满面春晖的人向我们张开了爱的臂膀,难道 你不想投入其怀中,从此心灵有了庇护,不用再惧怕浮生千重变。当然,弗洛伊德对于宗教情感是持保留意见的,不过他同意歌德的一 句格言,也允许我以此格言来结束这一篇读后感。

We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besitzt, hat auch Religion;
Wer jene beide nicht besitzt, der habe Religion! (但凡谁从事科学或艺术的,他已经有了信仰;

但是谁若两者皆不从事的,让他去拥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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