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领导的最高境界,在西方,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型”;在东方,则较多地被认为是“无为而治”。这多与其文化相关。 成中英教授指出:卢梭的《民约论》说明真正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从而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基础。韦伯因此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没有宗教改革所赋予的个人的终极权威,其发展是有限的。西方社会肯定个人创造力和自由发展的权威,这就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发展就是凭借个人的理性、科学的知识、宗教的信念,从而设计出一套管理的方法,去推动和控制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认为领导通过民主的手段,集中“个人的终极权威”,获取“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的权威被认为是最高境界,就在情理之中。
成中英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管理理念是凭借对人性的反省与思考,提倡集体主义,突出人的社会价值,结合人的感情需要,运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去实现管理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因而,认为领导不违背人的自然属性,“为无为,则无不治”,“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以无为而治为最高境界也就很自然。
然而,观念毕竟是观念,只是人主观的意愿、体验的体现,经过实践的无情检验,人必须修正自己的观念。长期的管理实践并未证实“民主型”领导绝对优于其它类型的领导,也未见谁能达到所谓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我们需要的是在现实的人生中能够实现的东西:领导的合理境界。诚如曾仕强教授所说:“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乃在:一切求合理。”
四维的合理境界
这种领导的合理境界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有四个维度:修己安人、持经达变、曲而后全、持中致和。
第一维度:修己安人
曾仕强教授说:“修己是基础,一切从修己开始。安人是目标。一个人只会修己不会安人,那他只配做隐士。而管理者应既会修己又能安人。”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孔子。孔子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论语·宪问》又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修身以建立权威,又应用这种权威影响力来安人,使组织有序化。使自己能够顺其自然地成为组织中的控制力量,发挥领导作用。以避免“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另一种控制组织的道路。
修己以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影响众人之风气,众人的意愿才能是善意,才不是人欲横流的、恶的世界,用民主的手段所获得的“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才不会是一群强盗的“群体意志”。显然,用多数的恶的意愿来强迫少数服从的“民主型”领导,未必就有合理性。因此曾仕强教授说:“修己是基础,一切从修己开始”并不为过。以人类善的属性为基础,所集中的“群体意志”才有合理性。据此安人也才有合理性。
在修己的基础上,人性善的一面得以发扬,恶的一面得以抑制,个人创造力和自由发展才能得以保障,破环性的群体冲突(冲突、罢工、内斗直至战争)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假借“集体主义”的名义压制个性发展,制造“同而不和”的独裁统治的可能性才能从根基上加以铲除。群体才不会是“安”于一种“作稳了奴隶”的可悲的状态。似此之安人也才有合理性。企业才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态的系统,而不至于回到“赚钱的机器”的可悲的时代。
第二维度:持经达变
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民主型”管理方式,在通过民主的手段,集中“个人的终极权威”,获取“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的权威之后,必然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以建立团体对其成员的绝对控制。这必然是领导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控制,以法规的形式而得以实现。法的尊严一直是西方领导方式的根基之一,法规必须得到100的遵守。
按照东方的管理传统,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也同样必须依重于法制来进行治理。虽然东西方的“法”的观念不尽相同,在这里就不进行讨论,暂且求同存异。
重要的是,“法”一旦成为维持有序化的标准,这在东方称为“经”,“经”是必须得到遵守的。但依照西方“非此则彼”的二分法思维,不是遵守,就是不遵守,很容易陷入机械论的泥潭,而使管理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无论在西方企业还是在我国的企业,许多领导者都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经”一定要遵守吗?“经”不一定要遵守吗?这种思维本身就已经陷入二分法的两难困境之中了。
无论是东方的易思维还是西方的辩证思维,都否定“非此则彼”的思维圈套。从而主张“持经达变”(或辩证法的表述:坚持标准与随机应变兼顾)。
所谓“持经达变”,一是“变不离经”,用物理学的话讲是:物质微粒围绕着晶格的中心点来回振动。适应外界的变易不应背离标准、原则。二
是“权宜应变”,执行标准,要随外界的变化而适时权变。权变既包括执行标准中权宜之变通,也包含在标准已经不适应外界环境的情况下,及时修订标准的变易。而变通是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君命有所不受”,以利国家。
领导处于“持经达变”的境界,能保持企业的整体活力,并且这种活力确实建立在个人活力的基础上,而不是所谓的“每一个螺丝丁都按照标准发挥作用,整体就有了力量”的机械论。正如曾仕强教授所说的:“使员工了解持经达权的道理,即上级交待的原则不能变,但是为了达到原则的方法可以变”。这样,企业才能够是在高水准上的统一,而不是在低水平上的整齐划一。同样的,企业必须适应市场的原则不可变,而适应的办法可以变。这样,企业才能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存活。变与不变的处理得当,这样的领导境界才是合理的。
第三维度:曲而后全
在保持了对组织的控制之后,领导必须带领群体趋向目标。此时,领导者可以取直截了当,直趋目标,或以曲为直,迂回前进两种很不相同的风格。
《孙子》曰:“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两点之间的距离固然以直线为最近,但是要横渡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也只能是以某种倾斜的曲线来横渡,才是最省时省力的线路。这是人人知晓的道理。就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向月球发射火箭,也取S形的途径为最省时省力,最经济。但是不少领导人总爱叹息,以为中国不如外国,“人家直来直去”,啥事都好办。其实中外都一样,事物的发展都遵循相似的道理:“最省时省力的线路时常是曲线”,是直线的反而是特例。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因而,“知迂直之计”,以曲为直,曲而后全就是领导应处的合理境界。
第四维度:持中致和
《古文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注①这十六字心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贝。其要旨就在于“执中”,即“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注②
为何“允执其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贝?凡事均有两端:过或不及,比如管理一切从严控制,是一端,一切从宽任自由乃另一端。诚如曾仕强教授所说:“真理不在两端,常在两者之间”。即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过火的一端和不及的一端都一样要坏事,同样不可取。《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程颐则一语道破:“中即道也。”老子说得很清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了。唯有执中才是成事的正道,称为“中道”。管理也就只能在恩威并举、宽猛相济中获得和谐。从而“允执其中”也就成为“尊道”的不二法门。
正因为执中才能在阴阳两端的相互激荡中得到整体的和谐,于是领导持中致和应当是合理的境界。
注①允执其中。得当地把握住它的中正之道。
注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帷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昧难明,只有精诚专一,实实在在地实行中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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