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思想始于什么时期_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思想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的人们特别是文士们,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生 活方式给后世人们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形式,成为后世 艺术美学追慕向往的精神伊甸园。魏晋时期的思想,一般说 来大致是指东汉末三国以曹魏政权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包括 早期的“建安文人集团”和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为中心 的玄学思想的文人集团，以及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的名士集 团。魏晋时期思想总体上是对汉代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取 而代之是对《老子》《庄子》《易经》的三玄思想的痴迷。

他们崇尚清虚高旷的境界，人性自然的生活。这个时期的文 士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曾 经把它升格为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相对的就是对皇权以及 为国为民的三不朽的功名追逐的抛弃。甚至世俗礼法规则在 他们的生命生活形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他们所珍视的唯独 是他们生命自然状态的完满。他们着眼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 反对传统儒家对生命等级格局的规划。在他们眼中山间一抹 云和天子重器有着等同的生命价值。他们体现着在离乱的生 命环境中弱势文士群体在精神上的顽强生命力。这也就是后世称作的“晋人风度”。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东方就存在 过这样一个放诞高旷的人群，而西方直到十二世纪左右随着 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才有人尝试走出神的光环， 窥探人类自身生命的美丽。

那么我们不由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人呢？汉代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学思想建立庞大帝国 的朝代。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纷争以及先秦诸子对天地国家的 思想论辩，汉代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在政治上以及思想 上的整和统一，还有社会规则制度的拨乱反正，一个强大稳 定欣欣向荣的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继周天子开国分 封诸侯方国、吐抚四海以来又一次社会的条理化。摆脱战国 割据的人们必然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同时对儒学思想产生依 赖和深信不移。然而到了东汉末年朝纲倾颓，董卓篡逆专权， 残害忠臣，海内军阀割据，皆欲称孤，曹操挟天子令不臣， 窥望国器。蜀吴依天险鼎足三分，文士颠沛流离，朝不保夕。

对于那个秩序化条理化的儒家帝国、儒家思想有颖悟的文士 此刻势必从失望到怀疑，从怀疑到唾弃。那么首先提出叛逆 的就是曹操本人，他提出的“唯才是举”一反汉代以孝为先、 以礼定国的思维，曹操以法家的现实主义思想说出“士有所 短，庸可废乎？”（《敕有司取士勿费偏短令》）甚至说即 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亦予重用（《举贤勿 拘品行令》）。这样的做法也确实在短期内使曹魏政权势力 扩大，得到了短期安定，然而到曹魏政权的晚期，曹爽和司马懿以及他的后世的权利角逐，打乱了这个稳定的格局。朝 内臣子朝外文士牵涉政治者皆如履薄冰。于是打铁的稽康走 进了竹林，放荡的阮籍走进了竹林，酗酒的刘伶走进了竹林， 七子们不约而同的走进了竹林。他们更愿意相信庄子说的蝼 蚁和泰山之间的等同。他们酒醉的脸上洋溢着对庄子《齐物 论》的信服。这里不得不提到他们追慕的思想渊源，那就是 老子，庄子还有《易经》。这个道家思想体系所阐述的就是 回归自然，一切以道为原因。特别是庄子对生命与天地关系 的理论，成为了曹魏末期名士的信仰。所以这时人们热衷对 玄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这些玄奥的话题远离政治远离现实， 另一方面这些古老玄奥的精神能使士人们从这个危机重重 的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填补对儒学怀疑的精神空白。因此 文士们在一起常常的主要话题就是畅谈玄理，也就是“清谈”。

魏晋人对“清谈”的热衷，甚至达到不舍昼夜的程度。他们 不大热衷于现实世俗的事情和话题，而是以超然的姿态关注 自身的风姿气质以及生活的雅意。

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大量关于老庄等经典的著述。著名的 玄学理论家有何晏、王弼、郭象等，仅仅活了25岁的王弼却 是魏晋时期玄学哲学理论的巨擎。他论证强调了“无”的核 心意义，把世界的本原追溯到“无”。史称“贵无派”。这 也同时为两晋佛教在中土茁壮成长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

郭象则强调每个生命乃至事物在本源上有其独立性，强调事 物的独立性。这都是当时文士们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思想体现。因此从曹操开始一直蔓延到整个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 常常弥漫着一种对时光流失的无奈和对生命短促的感伤。这 是以前的时代所少有的情节。曹操的征战之余也发出“神龟 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感慨。如曹丕 “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出北国兮彷徨，望 众墓兮成行”的感慨。

总体说来魏晋时期的思想面貌是社会秩序被打破，价值 标准被颠覆后，人们对世界的重新追问。于是哲学自然成为 解答这些疑问的唯一工具。这些自问自答的名士们在不舍昼 夜的清谈中抚慰着不安的心灵。他们有意无意的逃避着现实， 摆脱着束缚。他们的精神在“老庄”中得到解答，他们在重 新诠释着“老庄”。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中他们把“孔子”“老 子”化，把“老子”“庄子”化。特别到了东晋时期发展到 极至，这些名士们连清谈以外的文学诗歌这等牵涉现实的载 体也无多涉及。于是就有了王羲之的书法，谢安携姬归隐东 山、超然来往，王子猷雪夜架舟访友，经夜而至却不入其家， 随即回返，只留一句“乘兴而来兴尽而归”的不滞于俗物俗 礼的言语洒脱而去了。另外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 子和庄子，他们更多的是在思想上抒发了“无为”、“自然”， 包括庄子的“心斋”、“坐忘”等道家思想，而其事实往往 是关注国家的。在“老子”的文中多处提到“治国”，甚至 极度超乎功利的“庄子”也常常提到圣人的治国。这说明他 们的思想着陆点在国家在天下。“无为”也是作为一种治国之方法。也许是在那个古老时代人们的自我本体意识还不如 后来魏晋人那么发达，也许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精神的最深处 还没有完全抛弃神的存在。对于神权的影子——国家和王权 的神圣性，还有着崇高的信仰。于是他们的自我本体生命意 识就没有得到自由的伸展。只要神还存在，人本的意识就不 会受到关注。因此在先秦的“荆柯”，未必在行刺时有我们 想象中那么多顾虑，也就有着后人无法企及、面对死亡的坦 然，这无异于是把自己当作祭品献给国家。而到了西汉以帝 王为首，就有着寻求长生不老的神话，对神仙深信不移。然 而到了后期，随着一次次长生不老的愿望破灭，使人不得不 去怀疑这个很容易被证伪的信念，再加上东汉末年直至三国 近乎百年的大混战，使得一些智慧的文士们彻底摆脱了对儒 家对王权的“神圣”束缚、下民对上帝的依靠。于是在这些 精神束缚被一层层剥去时，他们自然看到了他们本真身体生 命的价值和美丽。于是他们不再把老子和庄子的“无为”和 “回归自然”仅仅作为精神理论上的论辩和治理国家的良方， 而是第一次的付诸行动，落实在自己生命的精神和肉体之上， 不再过多顾及外在的社会和国家。

客观的说，弥漫着这样风气的社会是不利于国家的强盛 和繁荣的。两晋事实上的政治命运也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在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后，飘逸的晋人只能偏安割 据在中国的南方。虽然这种品质对于国家是荒唐的、没有建 设性的，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原则的，但是却恰恰符合艺术的创作原则。举国上下的文士、贵族都散发着这种洒脱、出世、 旷放、恣肆的气质。难以想象一个街头巷尾充斥着艺术家的 国度会是一个多么没有保障的国家，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这 一切。艺术家气质的南唐后主李煜拱手把江山送给了北宋皇 帝，艺术家的宋徽宗也终究给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然而作 为艺术创作，这种人生境界恰恰是成就超凡脱俗作品的重要 条件。因此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书法史上神话般的奇迹、神话 般的艺术人群，以至于气吞九州、荡平四海的唐太宗、乾隆 等帝王都要把晋人的墨迹甚至只言片语的随手纸条，供奉起 来。作为今天的人，自然是要分别、理智的继承魏晋精神。

他们对生命特别是自身精神上的尊重，是今天艺术家乃至所 有人值得关注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