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电影制片业兴盛的经济原因初探】

民国时期中国电影制片业兴盛的经济原因初探

摘 要：
1920年代；
中国电影制片业；
兴盛；
经济衰败 随着1905年拍摄的中国电影历史上的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后，电影在中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时期，直到1920 年代，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才意识到电影给中 国民众带来的娱乐性以及给他们带来的商业回报。因此，第 一批电影尝试者如任庆泰、张石川、黎民伟、鲍庆甲等人紧 随时代步伐，加入到创办电影业大潮中，形成了竞相创办的 热潮。

一、 1920年代民族工业的萎靡与上海经济的颓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对外贸易中，外国商 品的输入总额在1913年时已达到五亿七千万两，但大战期间 的几年中，没有增加。特别是在1921年后，英、美、日等垄 断资本集团又用过剩的廉价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市场，输入总 额在当年就猛增至九亿两，1922年又增至九亿四千万两。

之所以谈及上海，是因为“上海为全国繁华之首区，制 片复多在上海进行，当然各片均在上海作第一轮公映”[1]，而且“国产影业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结果，上海的电影消费 市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2]。这一时期的 上海经济情况出现颓势，一战结束后，欧洲商品和资本卷土 重来，“上海的外货进口额迅速超过战前水平，1924年达301， 201，236两，比1918年增加了2.4倍”[3]。尤其是1924年以 后外国面粉、棉布、纸张、卷烟、毛制品、胶制品的大量涌 入，使上海民族资本工商业中的有关行业陷入困境，其发展 速度和规模已不能与大战间“黄金时代”同日而语[4]。

二、 投机事业的畸形发展 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投资经营衰败，使得许多国内资本家 不愿再将资本投资到工商业生产经营上，转而投资到土地、 公债、开办交易所等其他投机事业上，但这一时期的土地、 公债、交易所事业均是畸形发展的战后投机事业，往往“一 人得利，众人失利”。这些投机事业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为：
（1）土地事业。上海的地产不同于别处。帝国主义列 强霸占租界，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为了造成租界的“繁 荣”，他们竭力活跃租界地产的买卖。许多民族资本家蜂拥 而至，盲目地进行地产投资，但终因这些地产属于帝国主义 列强的所占地，他们遂成为土地抵押、转让和买卖交易过程 中最直接的获利者，民族资本家只不过是分羹者而已，收利 微乎其微，而且许多人还因投资错位造成倾家荡产。

（2）公债事业。公债事业始终掌握在北洋军阀政府和 国民党政府手中，据统计：“北洋军阀政府发行的公债，从1912年到1926年的15年总共发行了六亿一千万元[5]。公债 又是投机对象，所以这些银行还专门设立“信托部”和“证 券号”从事公债投机，翻云覆雨，所获暴利难以计算。

（3）交易所风潮。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 幕。投机分子趋之若骛，纷纷投入到开办交易所的投机狂潮。

“到1921年夏秋之间，沪上各色交易所竟达136家之多，另 外还有12家信托公司，资本总额达2.2亿元，超过1920年全 国银行资本的总和”[6]。但是随着大量资金被卷入交易所， 市面银根日紧，金融界开始收缩信用。于是，各交易所股票 价格直线下跌，纷纷倒闭。

因此，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政权的勾结，严重 挫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的经济掠夺迫使他们无法 投资实业，同时企图依靠土地和投机事业来聚敛足够资本同 国外入侵资本相抗衡，然而这一系列不景气的工业经济却加 深了土地和公债事业的混乱，使得他们愈加落魄。

三、 投资转向与电影公司的成功创办 中国人兴办电影，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1920年 代中期，出现了竞相创办影片公司的热潮。这一时期，除“商 务”电影部和但杜宇的中国影戏公司继续进行电影摄制工作 外，一大批名目各色的大小电影公司如同雨后春笋大量出现， 地点也不再囿于上海一隅，呈现四处开花的局面。随着由郑 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1923年拍摄）在 创作上和市场上的成功，给“明星”公司带来巨额利润，深深地刺激和鼓舞了民族资本家投资拍摄电影的热情，他们扭 转以往将电影视为游戏业的观念，认为电影是一种“将要成 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业”[7]，而且“标志着民族电 影业草创阶段的结束和初盛时期的到来，促成了‘国产电影 运动’”[8]。据程树仁于1927年1月出版的《中华电影年鉴》 中所述：“民十以来，影片公司之组织，有如春笋之怒发， 诚极一时之盛。”书中统计到：“当时各种电影公司几乎遍 及全国各大城市。其中，北京二家，天津四家，镇江一家， 无锡一家，杭州三家，成都一家，汉口四家，厦门一家，汕 头一家，广州八家，香港六家，九龙一家，上海一百四十二 家，另有设在美国的四家，共计一百七十九家” [9]。出现 这么多的电影公司，可以算是民族资本家看到有利可图后才 竞相投资开办，从中也看出民族资本家在其投资过程中的盲 目性以及电影事业创办的畸形发展，但总体来说，比起之前 的土地、公债、交易所等投机事业，选择投资电影制片业无 疑在当时为最佳的投资方式和投资出路。

当时一般拍摄电影的成本不过4000—6000元左右，而放 映收入则可以收回1—2万元。开始许多民族资本家不肯投资 影片公司，“第一原因在于观念错误，认影片为游戏事业” [10]。但当在第一批国产长片的出现并引起市场反响热烈的 情况下，民族资本家打破了原有拍电影既低下又赔钱的观念， 直接带来了国产制片业的勃兴。由于“中国自制之片，稀如 星风，社会上骤得饱其新奇之眼欲，一人曰佳，百人和之，下里巴人，唱遍全国”；
继而“不胫而走，南洋各埠，争先 订购，其势力迅速由国内而及于国外，公司营业，因以大振。” [11]《孤》片的成功，激发了观众对国产片的观看热情，而 且为制片商带来巨额的市场回报。以“明星影片公司”的出 品为例，1925年前后每片平均成本为6千元，而国内与南洋 市场的平均收入每片可达2万元。这种只需要出片即有人购 买的“卖方市场”情形，无疑为艺术家们的艺术追求提供了 物质保障，也为制片商——民族资本家解决了资本投资走向 问题。

四、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一战后国内经济的萎靡，特别是上海 经济的日益颓败，民族资本家的投资错位以及电影事业处于 方兴未艾的势头，使得民族资本家在投资无望之时，找到了 电影制片业这盏启明灯，为他们点燃了投资希望，而且在投 资经营后获得的巨大利润回报，鼓舞和延续了他们投资经营 影片公司的热情，促成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兴盛， 为今天的中国电影事业夯实了基础，提供了投资经营经验。

尽管这一时期的电影制片业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但是在中 国电影事业孕育发展的这10年中，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并且推动了与电影相关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如“1926年底， 中国影院投资达156家；
电影教育培训机构有18所；
电影出 版物在1925年有专业性的电影杂志20余种，报纸中的娱乐新 闻、评论和广告也越来越多，一些大报如《申报》、《民国日报》等均开办了专门的电影副刊；
电影明星也应运而生， 张织云、杨耐梅、王汉伦、宣景琳等四大影后风光一时”[12]。

可以说，在这10年中，电影开始越来越成为民族产业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行业。

参考文献：
[1]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M].上海：上海书店， 1984：561. [2]汪朝光.早期上海电影业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A].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编 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 明的形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31. [3]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 岸对外贸易统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23. [4][6]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下）[M].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1987：111、125. [5]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上海金融史话[M].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78：93. [7]倪俊.中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8. [8]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M].北京：文化艺术 出版社，2005：30. [9][10]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 版社，1996：80、82. [11]西神.上海之电影事业[A].胡雄笙，王天恨.《新上海》[J].1934（1）：25. [12]李多钰.中国电影百年1905—1976[M].北京：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