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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 再生产

来源:检讨书 时间:2019-10-20 07:59:39 点击:

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 本理论 摘要:教育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人力资源开发,实现阶层 流动的催化剂。但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文化与权力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新阐述。布迪厄不仅指出了教育的不公平问 题,更认为,在文化社会化过程中,尤其借助于学校教育这 一场地,实现了阶层的代际传递即教育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 差距的工具。

“社会分层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体系。有些人或 集团可以获得较多争取社会资源甚至于公共资源的机会,而 其他人或集团则在资源获取上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1] 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的影响,主要基于选择与分化功能, 使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人进入不同的社会职业与位置,从而 影响了社会分层与结构变化。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 在文化社会化过程中,学校教育这一培养人才的中介通过将 统治阶级的文化合法化,再生产既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

一、文化资本与社会区隔 1. 文化资本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是通过教育资质的形式制 度化的资本形式,包括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 本与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作为文化场域中积累起来 的劳动成果,在私有制基础上,作为一种资源与力量影响了 社会结构与权力分配,并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强制性的力量与获取资源的有力工具。

2. 文化资本的功能 就阶级划分而言,布迪厄在马克思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之 外加入了社会地位这一重要维度。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阶层 在心态与生活方式上也统一化,使得阶级划分不仅仅体现客 观条件,更表达了主观意愿。“不同文化身份与地位的社会 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资本,体现不同文化品位、文化消费、生 活方式与价值理念。而处于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与互 动,便形成了文化保护与排斥意识即文化屏障。这导致除教 育途径获得文化资本之外,要有相当的经济条件与消费习惯 以进入相应的文化环境。”[2] 而文化资本的区分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权力系统作用于 文化区隔系统,通过文化资本占有来形成不同阶层的习性与 品位。另外,主导文化借助于权力系统获得社会认同,由此 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资本取得了符号权力。即“被建构的文 化等级在区分不同阶级方面,同时又使得人为建构的区分标 准经符号权力合法化。”[3] 3.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实质 布迪厄认为,整个社会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心态结构与社 会结构两个方面,两者互相渗透,促进双方内容的一致性, 而这种一致性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基础,反之,社会合法 化则受到质疑。现代社会以科学知识为主线进行社会体系的 调整与组织。文化再生产在具有独立特性的学校教育中,实现了文化特权的再生产与再分配。“文化资本与再生产则保 障了心态结构域社会结构之间的一致性,并成为社会区分化 与合法化的核心原则。”[4]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与社会阶层再生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实现了高等 教育从精英模式到大众化的转变。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 没有改变教育不公平现象,社会底层子女并没有从高等教育 中受益。

1. 教育机会不平等 布迪厄在研究法国学校教育指出了普通高校与重点名 校之间的阶级结构对立,以及培养知识分子的学校与培养公 务员与工商管理人员之间的阶层内部,文化资产阶级与经济 资产阶级之间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对立。中国的教育改革通过 学校升级的方式扩大了普通高校与名校之间的差距,加剧了 高等教育的分化,而这种升级的动力多来源于政治。这使得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强调合法性的制度变迁而非效 率,即学校的组织与结构是否符合社会对于大学的价值判断 而非教育的产出效率,而这使得高等教育的精英再生产功能 则受到质疑。”[5]这种重复性的人才培养使得制度化的文 化资本在竞争性的场域中失效,高等教育的低经济回报率, 使得底层子女放弃受教育机会。

对于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有一个著名的假 设即MMI假设。“这一假设指出教育扩张不能导致教育机会的分配的平等化,教育扩张所带来的新机会,会被经济、文 化与社会资本占据优势的阶层所获得,只有当上层阶级在某 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这一级别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才会 下降。”[6]总之,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名校服务于经济资本 与文化资本雄厚的阶层。

2. 教育过程的不平等 一个社会精英的培养与选拔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学校 教育是按照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原则进行,不同教育层次为 不同层次的职业提供劳动者,由此形成了与等级制劳动分工 的各个层次相类似的内部组织。而这主要依靠制度化的文化 资本即文凭。在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层在 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具有主观性的习性,并表现出行动者的 心理状态和身体性情方面的不同。而习性对于行动者的影响 和作用,便产生有特定效应的场域。场域涉及的主要是行动 者的位置与相互关系,行动者位置则主要基于权力结构与资 本。由此可知,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可以在以资本为竞争逻 辑的游戏中占据优势地位。

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象征性财富,通过显性与隐性的方式 来实现文化的熏陶,在文化内在化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认同。

而“文化认同的指标是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甚至利益取向 性,其实质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与价值体系。”[7]这使得 不同社会阶层在接受主导文化的过程中,接受能力产生了分 层。最后,考试这种教育评估手段,使每个人在相同标准面 前展示自己的才能。“这种体现程序性正义的评价体系,忽 视了历史、经济与文化因素。”[8]由此,考试结果的不平 等,仅仅归结为个人的天赋与资质,这种根植于自然权利的 观念把后天教育可以纠正的东西变成了先天优势,掩盖了文 化资本的作用。

3. 教育结果的不平等 “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新技术经济增长与社会分层 的划分都将以理论知识为轴心,社会体系与组织的调整主要 依据科学知识。”[9]并且,伴随着现代产业的调整与分工 的进一步细化,体力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化加剧。这使得 文化资本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位置。但是“教育自身并不能促 进社会流动,社会相应的价值导向、结构与制度有重要作用, 在个人社会资源较为稀缺的情形之下,除非社会有一种将教 育转换为资源的制度,否则教育并不能给个人带来直接收 益。”[10]即使在学历社会的背景之下,这种交换中介也由 于文凭的层次差异而有显著地差别。文凭这一制度化的文化 资本,需文化资本的拥有者需经过相关制度的确认,这合法 化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同时,文化资本若想转化资本形 式,获得经济利润,必须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这 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了结果差异。

就求职问题而言,经济学视角下信息完全的劳动力市场 并不存在,社会关系网络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全时社会求职的主要手段。“尽管劳动力与工作匹配的多机制并存,但 是有关经济转型期,中国求职问题的研究文献一直表明,在 劳动力及其工作匹配的各种途径中,社会网络求职是最重要 的一种。”[11]而社会关系网络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 合,并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这使得建立在经济 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成为弱势群体无法逾越的鸿沟。

三、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重角色参与的解决机制 高等教育大众化由特罗首次提出,他根据毛入学率的不 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精英高等教育 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与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中国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措施是通过高校扩招来进行,而这种模 式伴随的问题如生源质量的下降、师资力量的匮乏、办学条 件不足与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就业难题与阶层流动的停滞。” [12]这使得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教育质量 提升方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围绕高等教育系统中权力的行 使来展开,通过对权力的配置与运用、教育资源的整合和调 配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与调整,来达成一定的质量目标。

1.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建立教育公共财政制度 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如提高劳动生产率、促 进经济增长使得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投资显得日益重 要。而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在教育资源投入方面 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解决资源投入方面,国家财政投 入可以作为主要来源。但是高等教育的层次性与专业多样性,使得以政府为主的资源投入有诸多限制。因此,要充分利用 民间社会力量,多渠道筹集经费,国家出台政策建立机制鼓 励企业与个人向高等学校捐助救学。”[13]使得教育资源的 投入集中于教学经费、管理经费与科研经费之上,在保障公 平投入的基础上做适当倾斜,在重点专业与领域中加大投入 力度。

2. 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体的培养与管理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学校逐渐有了科学研究与社会服 务的职能,但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知识经济从根 本上来说就是人才经济与智力经济。教育作为人与文化的互 动,需要以人为本,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体性。这需要高 质量的教育科研与管理人员。由此,需要转变管理理念,从 行政式管理中转变出来,形成动态开放的管理模式。同时, 优化学科结构,构建多元化的课程模式。”[14] 3. 明确政府责任,建立公平合理的教育评估机制 “由于行政化官吏的惯性,我国高校基层组织缺乏自主 的质量保障机制与积极行为,加之评估机制的主体赋予了高 校行政管理机构而非院系与基层教学组织使得统一化的教 学质量监督体系,强化了对于基层的控制,没有真正转化为 基层院系与教师改进教学的持续动力。”[15]但是基于价值 判断的质量是一种需要内在实践才得以保障的东西,统一的 行政式管理难以适应不同学科的特性,从而使得管理成效大 打折扣。由此在教育评估机制的改革中,评估标准应倾向于学术主体,建立教育评估标准决策的咨询与论证制度、教育 评估的纠错机制,以及以学术权力为中心的制度文化,实现 专业性与高效性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周作宇.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J].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01. [2]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 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 [3]bourdieu,distinction:socialcritiqueofthejudg mentoftaste,london,rout- ledgeandkeganpaul,1984:3. [4]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5:489. [5]叶晓阳,丁延庆.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 社会分层[J].社会,2015. [6]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 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社会学研究,2010. [7]涂浩然,卢丽刚.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建构中的中国 国家文化安全[J].前沿,2011. [8]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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