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王正在布署攻打赵国的计划。他看见季梁风尘仆仆的样子,很奇怪, 问季梁:“你有什么事这么着急见我连衣帽都不整理一下”季梁说:“大王,刚才 我在路上遇到一件奇怪的事。赶紧来禀报大王。”魏王很好奇,连问是什么事。
季梁说:“这回我从外地回来的路上,在太行山脚下碰见一个人,正坐在他的马 车上,面朝北面,告诉我说,他要到楚国去。我对他说:“到楚国去应往南方走, 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对。”那人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我 替他着急,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 那人说:“没关系,我带的路费多着呢!” 我说:“虽说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不是那个方向,你路费多也只能 白花呀!”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 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我只好无奈地松开了拉住车把子的手,眼睁睁看着那 个盲目上路的魏人在马车的带领下,一直向北走去。那个魏国人,不听劝告,仗 着自己的马快、钱多、车夫好等优越条件,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他条件越 好,他就只会离要去的地方越远,因为他的大方向错了。” 季梁偷偷观看了一下魏王的脸色后,接着说:“现在大王动不动就想 称霸,依仗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强大,就去攻打赵国,想扩展地盘,抬高声威。可 是,您知道吗您这样的行动越多,距离统一天下为王的目标就越远,这正像要去 楚国却向北走的行为一样啊!” 魏王这才明白,原来季梁是在绕着圈子劝说自己。他低头默默地想了 一会儿,觉得季梁说的有道理,于是取消了攻打赵国的计划。由这个故事,就产生了成语“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主人公介绍 季梁,春秋初期随国大夫,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是我国南方第 一位文化名人,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
魏王,战国时代大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正式称王,更改元年, 至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鸿沟水灌大梁城,水淹三月,城内死伤无数,“魏王 假”投降,魏国灭亡。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生平 季梁,随国都(今随州市西北)人,生卒年不详。文献中最后一次记载 他的活动是在《左传 · 桓公八年》,时值公元前704年。根据此时他已久居高位, 且此后文献无载来看,当时他已届暮年,而且不久便寿终正寝。假定他此时尚属 青年或壮年,以他的地位和名声,想必不会从文献记载中遽然消失。由此看来, 季梁应该出生于春秋初年。
季梁,季为其氏,梁为其名。季氏,《元和姓纂》以为系陆终氏之子 季连之后,《古今姓氏书辨证》以为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通志·氏族略》则 二说并存。若联系有关文献分析,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按理说,陆终氏之子季 连之后应为季连氏而非季氏,《万姓统谱》即谓季连氏源于“鬼方氏陆终第六子 季连,因氏焉”。其实,《元和姓纂》在言及季连氏时也以为其系“陆终子季连后”, 说明该书作者对季氏的来源游离不定。说季氏系鲁桓公子季友之后,也难自圆。
因为据《左传·桓公八年》记载,早在鲁桓公初年,已有年届暮年的季梁其人, 足证季氏起源早于鲁桓公之子季友,再说,文献已明协季友之后为季孙氏,为三 桓之一。也有学者以为季氏源于周之季历,也欠妥。《史记·周本纪》记:“古公 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虞仲即仲雍,《史记 ·吴太伯 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司马贞《索 隐》说:“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说明季为周太王三子中排行最末者,并 非姓氏。那么,季氏源于何人呢据《世本》记载分析,季氏可能源于周之八士之 一的季随,出土文物也表明季氏确系周族后裔,而季梁也很可能是季随的后代。
如允许作进一步推论,季随或许为始封于随者,故以随名国亦未可知。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季梁,少年时代即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那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思想,表明他学习的勤奋。约公元前8世纪中叶,他开始登上随国的 政治舞台,辅佐随君治理国政。尽管文献并未记载人担任何职,但从随君对他非 同寻常倚重和楚国对他的畏惧来看,很可能高居相位,与楚国的令尹相当。他在 辅助随君治理随国期间,,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被后人 誉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建有墓祠,为后世 所敬重。今随州市郊有季梁洞。1979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义地岗氏祠清理了掘 出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两件戈皆有铭文:其一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 元用戈”;其二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铭文皆有“季 怡”二字,当属之名。据有关专家鉴定,此二戈时代为春秋中期。而季梁生活在 春秋早期,早于此戈时代,说明季怡极有可能系季梁后裔,也正因为如此,他死 后才能葬于季氏墓地。而从季怡曾任随大工尹一职分析,季氏家族在随国政坛曾 长期居要职。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哲学思想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 · 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 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 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 思想的精髓。
中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 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 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 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 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 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 倒过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 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 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 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 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
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 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 · 荡》中,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 · 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 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 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 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和 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 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 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 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
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 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 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 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 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 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我们说季梁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还在于继他之后而出现 的一些无神论者,尤其是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 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 求已者也。”尉 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 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 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 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 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 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 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 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 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 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 响是不为过分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 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 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 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 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 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大吞小、强凌弱 的激烈的兼战争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 要性,这也是季梁重民轻神思想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筑的 桥梁和奠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神主”这具一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哲学的命题。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政治思想 季梁在与随侯谈论民神关系时,提出了“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主张。
所谓“修政”,即对内整顿国家政治;所谓“亲兄弟之国”,即对外与兄弟国家互相亲 善。这就是季梁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季梁认为,要对内整顿好国家政治,必须把“道”作为行为准则。他对 “道”作了解释:“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季梁提出这一政治理论,是在公元前706年,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尚前无古人。
北方人士中最早提出与此相类似的主张,是《左传 · 僖公十九》年所记宋司马 子鱼的话:“民,神之主也。”事有公元前641年,比季梁晚65年,而且不如季梁 所讲那样鲜明透彻。春秋时代,北方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理论比季梁的政治理论落 后得多。如《左传 · 襄公十四年》所记晋乐官师旷的话:“夫君,神之主而民之 望也。”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季梁的理论是“民--神---君”,师旷的 理论是“君--神--民”,彼此适得其反。师旷,又是音乐家,又是思想家,相传创作过 《阳春》、《白雪》两首名曲,而且发表过一些屡试不爽的预言,备受尊 崇。但与季梁相比,师旷的政治理论反而显得倒退了。中国的民本思想肇源于《尚 书》,这是史家公认的。《尚书 · 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 书 · 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标榜民“本”,季梁阐扬民“主” , 民“主”比民“本”进了一大步。即使是比季梁晚大约200年的孔子,其政治理论还 是不如季梁进步。可以这么说,季梁极力推崇的“道”,既以民本思想为基点,又 超越了这一思想,他不愧为开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政治理论家。也正是 由于季梁的政治理论极富民“主”色彩,所以,他对随侯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的现 状表现出忧虑与激愤:“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梁的政治思想与其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他认为,在牲肥硕完整, 只是表明“民力之普存也”;黍稷清净丰盛,标志着“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把 甜美芳香的美酒献给神,象征着“其上下皆有嘉而无违心也”。不难看出,季梁拓 牲肥硕、黍稷丰盛、旨酒芳香都归功于“民力”,归功于“民和”和君民“皆有嘉德”。
这是“民为神主”思想在政治方面的体现。
为了使整顿国家政治的主张不流于空泛,季梁向随侯提出了“务其三 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的施政方针。他还以为,如果按照他的政治思想治理 国家,就会“动则有成”,无往而不适。
“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方针是季梁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兄 弟之国”,指汉水迤东、江淮之间的众多诸侯国。这些国家,或为姬姓,或为异 姓,它们生存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一方面朝晋墓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
对周王朝也是时叛时服。即如《国语 · 郑语》所言:“桓公为司徒,······ 当成 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 邓、陈、蔡、随、唐 ····· 非亲则顽,不可入 也。”而“汉东之国,随为大”。置身这样的境地,随国如果不同周围的国家建立 友好的外交关系,不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大国的讨伐,而且诸小国也会群起而攻 之,随国就难以立足了。季梁正是在客观地分析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才提出了 “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这是与随国所处的地位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
季梁亲善邻国的外交政策在随楚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实施。春秋时期, 楚国作为地方的第一强国,拓疆并土,灭国抚民,对汉阳诸姬乃至中原诸国发动 了极为频繁的战争。然而在整个春秋时期,楚随之间的战争见于文献记载的仅为 三次。在楚对随发动的三次进攻之中,第一次楚国不战而退,第二次和第三次楚 国虽获小胜,却仍然以盟会告终。此中奥秘,在楚昭王奔随、随人拒绝向吴人交 出昭王时的一段话中露见端倪。随人对吴人说:“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盟誓的内容,史无明文,但从随人的语气来看, 不外乎是指楚随之间互不攻伐、互惠互利。这证明随人在处理与楚的关系上奉行 了季梁的外交政策。
正是由于随人在同楚人的关系上恪守着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所以战 国时期,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 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计众,中分天下”,却仍然把随国置 于自己的卵翼之下,不迁也不灭。
也正是由于季梁外交政策的效应,嬴得了楚王对随侯的分外尊重,从 而在曾侯乙死后,楚惠王把作为楚王权象征和音乐表率的钟当作礼馈赠。
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很少见到随国与周围一带兄弟国家 干戈相加的记载。相反,与随相邻诸国的一些青铜器在随境内相继出土。这些文 物,当多为酬赠聘媵之品。这说明季梁的政治思想已在随人心目中产生了较为深 远的影响,也说明自季梁以后的历代随侯基本上沿用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
可以认为,随国之所以成为汉阳诸姬中国祚最长的国家,是历代随君奉行季梁政 治思想的结果。
南辕北辙主人公季梁军事思想 季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 那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无以 过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军事理论,也显然受到他的军事思想予 以比较,借以窥视季梁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透过事物某些现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实质,是季梁军事思想中的闪 光之处。《左传 · 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薳以待之。
随人请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 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 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嬴师以张之。’······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 侯将利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过楚人“求成”的现象和“嬴师”的假相,看 出了楚人侵略的实质,因此,当随侯将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师之意追击楚军时,才 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阴谋,他说:“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诱我也,君何 急焉”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和发挥,成为著名的 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者;轻车先出居其侧者, 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把矛盾的运动及其转化原理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季梁军事思想中十分 宝贵的内容。《左传· 桓公八年》载:“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 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季梁不是应战, 而是主张行卑词求和,待“弗许而后战”。季梁是基于这种考虑的:随求和不许, 随军便意识到唯有死战别无他路,这样一来,将士就会勇气倍增;另一方面,楚 军会因为随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孙武则把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确, 他说,为了激怒士卒,长其斗志,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 生”。可以说,孙武关于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军事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不墨守成规,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也是季梁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 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随战斗中,少师根本无视季梁“弗许而后战”、“怒我 而怠寇”的作战方针,力主猝然迎敌。季梁眼看无法遏止,喻灵活机动地提出了 新的作战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 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季梁这种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在《孙子 兵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孙子兵法 · 虚实》说:“夫兵形象水,水 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 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至于《孙子兵法 · 计》中“攻其不备、出 其不意”的战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实击虚”战略思想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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