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后,场馆设施的高额维护费用使长野经济一蹶不 振;2004年雅典奥运会,投入30多亿欧元建设了30多个奥运场馆,赛后既没有进行 商业化运作,也未被社会有效利用,基本处于尘封之中,每年1亿多欧元的高昂养护 成本成了雅典人的心病。雅典市副市长甚至说:雅典奥运会的债务需要希腊未来 几代人来偿还。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课题公用体育事业特许经营的规范研究 (1675ss12068);浙江省2011年社科规划课题(11yd67yb);2010年宁波市法治与和谐 社会建设研究中心课题(skyy201006);2011年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民商经济法课题(jdc1110) 体育作为增强国民体魄,提高国民素质的手段,各个时期的政府都给予了莫 大的关注,通过相应的公共财政予以保障,然现实匮乏的公共财政,总使得公共体 育服务的欠账太多。是等公共财政富余了,再来保障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呢,还是 通过可行的制度革新,来弥补公共体育服务的稀缺呢在当前现实问题的倒逼下是 必然要给出答案的。
一、困境:北京鸟巢经营的实证分析 北京在建设奥运会场馆时,为了避免先前国外政府办奥运而出现的财政困 境, ①对其承诺负责的场馆及配套设施项目,运用了市场融资的方式,通过公开 招标、以公私合营形式,充分利用和吸收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该方式既有效地 解决了奥运筹办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也极大地降低了北京市政府筹办奥运的财政 风险。鸟巢作为2008年北京举办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体育场,就是运用这 种市场融资的方式来完成的。2003年北京市政府授权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作为出资代表出资58%,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为代表的联合体出资42%,共 同组建项目公司,建设鸟巢,奥运会后公司将获得鸟巢30年的经营权,经营期间所 获的利润,国资公司不参与分红,经营期满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收回。然奥运结束 不到一年,也就是在2009年8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信联合体就签署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市政府将持有的58%出资改为股权,主导场馆经营,并承担亏损和盈利,中信联合体成员放弃先前约定 的30年的经营权,从而转换为持有42%股份的股东。自此以后,鸟巢在北京市委、 市政府主导下,由国家体育场公司负责运营,北京市各相关部门、属地政府全力配 合。
鸟巢由私营转为国营,似乎回归了公共体育设施的本质,即政府主管的一项 公共事务,因为现行宪法第89条第7项规定了国务院领导和管理体育工作,《体育 法》第4条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具体明确,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 体育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体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工作。但鸟巢经营权的转换,是 北京市政府的主动回归呢,还是无奈地被动换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北京市政府的卸 磨杀驴,置政府的诚信何在如果是后者,那么政府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又如何能 够经营北京鸟巢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暴露出当前我国区域公共体育设施在建设、 使用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如何缓解政府资金的严重不足,如何引进充足 的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又如何维护政府秉持的公益性和保障民间资本的营利性, 等等。1这诸多问题归结成一点,就是如何在公益和效益两者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 平衡点,从而使区域公共体育设施发挥出最大的综合价值。
二、方向:公共体育设施 特许经营的路径选择 据统计,截至2011年8月末,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33万亿元人 民币,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民间金融途径形成民间资本。2然长期以来,民间资本在 我国缺乏有序流动,2011年危机终于全面爆发,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山东青 岛、河南安阳、广东东莞、福建厦门和安溪、宁夏固原等地相继爆出民间借贷资 金链断裂,老板欠债跑路的事件。与此同时,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截至2010年底, 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 计107174.91亿元。通过上述数据对比分析,民间资本和地方公共财政在我国呈现 出二律背反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 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 的矛盾冲突。的现实状况,严重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如何在充 足的民间资本和匮乏的地方财政之间,寻找一个良性互动机制,成为政府部门和学 者们关注的话题。为此,国务院继2005年颁布非公经济36条之后,再次于2010年5 月13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温家宝 总理也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 壁垒,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 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基于政 府制定的一揽子政策,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再一次成为摆脱困境的路径选择。1970 年代以来,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已形成了一种模式和理论,并广泛地应用于高速公路、 供电、供气、通讯、有线电视、城市供暖、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停车场等设施 的建设和经营。
从理论上讲,公共体育设施的本质不是用于经营的,而是公共服务的一种体 现。公共体育设施的建造、维护以及员工的工资等,都应该由政府承担。但现实 中,一方面是有限的公共财政因为要顾及太多的公共服务,而无法承担全部公共体 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而另一方面,却是充足的民间资本找不到良好的投资空间, 只能一味地热衷于短期的炒作,这在高储蓄的中国更是变本加厉。从2004年初开 始,有一个名词就不断被媒体提起,即温州炒房团。温州炒房团闯荡全国各地,大肆 买房,从自家门口买到临近的杭州和上 海,从经济发达的地区炒到了不发达地区,又从省会城市买到了地级城市、 县级城市,甚至跑到了美国纽约去买房。当房子获利空间减小之后,温州炒房团又 摇身一变,成了炒车团、 炒煤团 、炒文物团。但伴随着高回报的同时,也伴随着 高风险,如2011年的房屋限购和民间借贷的崩溃,使得民间资本损失惨重。在这种 背景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高调提出,是现实中民间资本与公共财政二律背反的 困境,推动着二者之间主动寻找合作的结果。可以说,引进富余的民间资本来弥补 公共财政的匮乏,这对于政府主导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体制优势。与此同时, 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无数受众, ①也满足了民间资本逐利性的需求,因此,民间资 本进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不是一个能不能的认识问题,而是个如何能的制度问题。
由于民间资本的私人性,体育设施不再是公共财政的完全供给,因此有偿服务就应 该成为一种常态,但体育事业的公众性,使得政府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有偿服务采取 的是行政规制的方法,而不是放任的市场方法,因此公共体育设施的经营不是一般 的经营,而是特许经营。鸟巢的融资建设正是基于民间资本与公共财政二者间的 协调,但鸟巢经营权的反复,则说明了在方向选对了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应以何种 合作方式进行经营,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北京市政府在重新承担起鸟巢 维护的同时,也没有驱逐民间资本,也恰好证明了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是一个正 确的方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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