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诗英译的角度看译者的主体性] 什么是译者主体性

从中诗英译的角度看译者的主体性

摘 要：
中诗英译，翻译主体，主体性 一． 中诗英译中的译者 中诗英译过程中的译者首先是一个卓越的诗词欣赏 者。在精通源语言和目的语的情况下根据源语文本来欣赏原 文和译文。而译者的欣赏又不同于读者，他会从语际翻译的 角度来分析诗词的结构、音韵、修辞和意境传递，也会从诗 歌本身的五大功能：纯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谕功能，认 知功能和实用功能（辜正坤 2010：65）的角度试图对其进 行最精确的描述。译者对于诗歌的欣赏很大程度决定了他所 坚持的翻译原则和目的以及采取的翻译策略。比如，“翻译 拜伦的诗，梁启超用的是元曲体，马君武用七言古体诗，苏 曼殊用五言古诗体，而胡适则用离骚体”（谢天振 1999：
46）。然而，很多时候译者的欣赏难以与读者效应达成一致。

有时候明明是译者自认高明的译法，不懂原文的读者却不买 账，将译诗弃之敝履；
有时候译者平平无奇地直译出几行诗， 自己觉得难等大雅之堂，不懂原文的读者却敝帚自珍，奉若 经典。译者的主体性发挥 既然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那 么影响译者发挥其主体性的因素也值得我们深入加以讨论。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盛行于翻译研究之 中，更多的学者开始从事“社会翻译研究”或称为“文化导 向的翻译研究”。在此背景下，关于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 之间的关系被反复论证。勒菲佛尔认为“在翻译过程的每一 个阶段，人们可以看到，假如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 或诗学的本质发生冲突的话，后者往往占上风。”（Lefevere， 1992a：39）意识形态这种支配着译诗者行为和信仰的架构， 是决定译诗者在处理源语文本语言问题的一杆重要标尺。译 诗者对于源语语言文化，社会习俗的接受，或者是出于迎合 目标语读者的兴趣、意识和阅读倾向的目的，以及遵循目标 语的社会伦理道德原则所做出的翻译调整，都不同程度上受 到意识形态的操控。所以，不同的译诗者对于诗词中出现的 相同意象会根据自身受到意识形态制约程度地不同采取大 相近庭的翻译。叶维廉的译文“Seventy purple ducks and drakes, Pair by pair, play in the dark of the court. ” (Tr. Wai-lim Yip)将鸳鸯处理为“ducks and drakes”按 字母翻译可被理解为“公鸭子和母鸭子”。而诸如类似的翻 译五花八门，有译成“mandarin ducks”（中国鸭），“loving people”（爱人），“lovebird”（多情鹦鹉），“newlyweds” （新婚夫妻），还有译成别的什么东西，再加上复杂注解的。这些委婉间接的译文，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定时间一定社会 背景下所主导的意识形态。

诚然译诗者总是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然而这种 因素有时候也不得不让位于语言学方面的考虑。分属不同语 系中的汉语与英语在语法、句法、词法、韵律及语用诸多方 面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中诗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必定会面临 巨大挑战，甚至无功而返。例如保存在《吴越春秋(卷九). 勾践阴谋外传》(东汉赵晔著)中的一首原始劳动歌谣,题目 叫《弹歌》：
断竹, 续竹;
飞土, 逐肉。

这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只有4行，仅8个字, 是中国古代现存的最短的诗歌。大意是去砍伐野竹，连接起 来制成弓；
打出泥弹，追捕猎物。笔者认为这首诗基本上难 以按照原文建行和音律翻译成一首二音英文诗。因为在英语 语法中，由动词加上名词构成的动词短语VP（Verb phrase） 总是要在名词前加入限定词、序数词、所有格等，构成的词 组不再是仅有两个音节的词组。此外，动词时态的增加等也 会使译文累赘不少。而就诗歌内容本身，“竹”这个字在英 文中的对应词是一个双音节词“bamboo”，这使得严格遵守 源语作品的直译变得难以实现，而臃肿破坏了格律的译作也绝非是译者不辞劳苦的初衷。所以，尽管汉语没有“屈折” 和“黏着”的变化，但汉语的优点是汉语词汇没有形式上的 语法区别，而一些印欧语由于过分的符号化，在这方面已经 退化到了一个落后的层次上。

二． 译者主体性与翻译策略 尽管译者的主体性在整个翻译过程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译者本身则倾向于将源语作品译成流畅地道的英文，让 自己的雕琢痕迹巧妙影藏。韦努蒂在讨论译者“隐形”时便 结合了两类翻译策略来讨论：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 化（foreignization），且这两类翻译策略都包括译本的选 择和翻译方法。

正因为干扰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各不相同，才有了五 花八门，形式各异的译本。虽然这些良莠不齐的译作给不懂 源语语言和文化的读者带来了困扰，但却制造了许多涉及文 学比较，文学批评以及美学欣赏方面的乐趣。佛莱彻 （William John Bainbrigge）在翻译唐诗《新嫁娘》时所 采取的翻译策略是相当明显的。

新 嫁 娘 （唐）王建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The Daughter-in-Law Now married three days, to the kitchen I go.And washing my hands, a fine broth I prepare. But what kind of taste auntie likes, I don’t know. So send to my sister-in-law the first share. 严格遵照格律形式的译诗塑造了新嫁娘的可爱形象，运 用了抑扬格五音步，押“交韵”，即abab，属于典型的四行 诗组（quatrain），这在传统英诗中还是较为常见的。佛莱 彻的译诗策略继承了翟理斯开创的格律体翻译中诗的传统， 力求格律严谨，译诗押韵，忠实于原诗，使得译诗典雅正式 是20世纪初颇为流行的手法。除了在符合原诗韵律上大做文 章，译者也着手在内容上做了调整。译文中，前三句都做了 倒装处理，有些学者认为，如此频繁的程式，跟形式主义文 论所倡导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背道而驰。

（朱徽，2009：75）而在首句，为了使译诗更便于读者理解， 译者也增译了“Now married”点明是出嫁三日后。即便这 是一篇在格律形式上无可挑剔的译文，也难免会有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原诗中的“姑”是指媳妇的婆婆，译者却译为 “auntie”，在英文中是姑母，婶母或伯母的意思，显然与 原诗所指背道而驰。作为外交官的佛莱彻在中国居住多年， 注重跟中国文化界人士交往，熟谙中国古典诗歌文化艺术， 照理不应会犯这样的错误。的确，如果将“姑”直译为 “mother-in-law”无疑增加了译诗长度，打破了译诗的整 体行文，反而有舍本逐末之嫌，因此我们大可将译者的“错 译”看成是译者故意为之。参考文献：
[1]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2] 卢晓铃 翻译的幽灵[J]. 中国翻译，2003（2） [3]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第二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 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10 [5] 朱徽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M] 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