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米斯教育改革思想论析 教育改革理念

拉米斯教育改革思想论析

关键词：拉米斯；
印刷时代；
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0627（2016）01-0023-05 彼得吕斯•拉米斯（PetrusRamus,1515-1572）是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和教育改革家。长期以 来，学界主要强调拉米斯对于逻辑学的贡献：“在拉米斯的 带领下，古代人（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同现代人（辩证学 家）之间展开了一轮新的较量，最终，辩证‘方法’胜出， 修辞和语法的传统变得过时。”[1]125与拉米斯“逻辑学家” 的身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教育改革 的贡献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从拉米斯于1546 年担任法国巴黎大学艺学院院长起，直到他于1572年逝世， 在长达26年的教职生涯中，拉米斯一直致力于推进教育和教 学改革。当时正值欧洲印刷术（因欧洲人通常将这一发明归功于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Gutenberg， 1397-1468），故亦称“古登堡印刷术”）刚刚出现不久， 拉米斯迅速抓住“印刷书籍”这一新兴事物，通过将能够批 量、重复印制的“印刷课本”固有的视觉化、同质化效应贯 彻于课堂教学，不仅最早提出了视觉化的教学方法，而且在 将教学内容转向伦理学、政治学和公民学的同时，以教科书 的形式框定学科内容，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书”的编 写范式。正是在此意义上，二十世纪最富有原创性的加拿大 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McLuhan,1911-1980）称之为“古登堡时代的教 育先锋”。

一、踏着古登堡浪潮的教育先锋 根据西方学者的一般看法，表音文字的诞生推动了西方 文化从口语传统向书写传统的转变。北美媒介生态学的代表 人物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Havelock,1903-1988）、沃尔 特•翁（WalterJ.Ong,1912-2003）等都曾对这一转变有过 详尽描绘和论述。或如麦克卢汉所说，在公元前五世纪表音 文字全面渗透于古希腊社会之前，听觉智慧是希腊教育体制 的主体，教育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方式是背诵诗歌。这种教育 培养的是人的“整全”智慧，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无所不 知的人而非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哈弗洛克又把这种 教育称作“部落的百科全书式教育”。[2]35表音文字在造 就“非部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新教育计划的需求。柏拉图是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人，或者说，柏拉图站在了这 次教育改革的转折点上。就像美国媒介生态学的核心代表人 物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03）所说，“西方 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 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 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3]表音文字诞生以后，柏拉图 立即紧紧抓住它并且声称，“让我们抛弃荷马，追求理性的 教育”。由此出发，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诗人逐出了“理 想国”――他对诗人的战争，“不是对个人的宣战，而是对 当时教育中的口头传统宣战”[2]155。如果说表音文字推动 古希腊教育中的口头传统转向书写传统的话，那么，古登堡 印刷术的发明则使书写教育所依托的媒介从手工誊录（手抄 书）转向了机械印刷（印刷书）。印刷术诞生之后，学生不 仅可以靠阅读书本获得知识，且自学效率亦高于口语时代和 手抄书时代主要依靠聆听长者教诲的效率。在美国当代著名 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1923-） 看来，“这是虽被人忽视却意义重大的学习刺激，是激励人 们了解古今人之争的学习方式。”[4]十五世纪中期古登堡 印刷术诞生之后，以伊拉斯谟、阿雷蒂诺、拉米斯、拉伯雷、 塞万提斯、蒲伯、培根等为代表的一批“印刷人”站在了此 次文化转折的关节点上。单就教育而言，站在此次教育改革 关口的当推法国教育改革家彼得吕斯•拉米斯。就像麦克卢 汉所说，“十六世纪教育改革的伟大人物是法国的拉米斯，他是踏着古登堡浪潮的‘教育先锋’。”[5]144如果说柏拉 图通过表音文字推动了西方口头教育向书面教育转型的话， 那么，拉米斯则通过使教育中手抄传统向印刷传统的转换， 与近两千年前的柏拉图在不同时代扮演了相似的角色。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教育”在拉米斯那里以及他那个时代有着 特殊的含义，这是我们理解拉米斯作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 先锋”、推动当时教育变革的根本前提和关键。拉米斯及他 那个时代所指称的“教育”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教育”有很 大不同。当时的“教育”是指以“七艺”为主要课程的传统 “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当时承担着教育重任 的是教堂和刚刚出现的公共学校，它们均采用相同的三学科 制（修辞、语法、辩证法），接受教育的既有男生也有女生， 但一般只有男生可以升入大学学习“四学科”（算术、几何、 天文、音乐）。“人文教育”通过“人文学科” （LiberalStudies）而达成，“我们称那些对自由人有价值 的学科为‘人文学科’，通过这些学科，我们能获致美德和 智慧，并成为美德和智慧的躬行者。人文教育唤起、训练和 发展那些蕴含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正是这些才能使人 变得高贵”[6]。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主 要是指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确立和传承下来的教育分科结构 模式，而拉米斯所说的“教育”则主要侧重于调整“人文教 育”三学科――修辞学（用语言形式劝说读者和听众）、语 法学（语文研究）、辩证法（逻辑和辩难）――之间的关系。由此，作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先锋”，拉米斯对于“教育 改革”的最大动作其实就是为适应印刷这一全新媒介而对 “人文教育”三学科之间比例所进行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具 体来说就是为适应印刷媒介能够大量、重复生产所塑造的全 新感知模式和媒介环境，“拉米斯把觅材取材、构思布局划 归逻辑学，把词源和句法划归语法，而只把文体风格、记忆 和讲演技巧认作是修辞的研究内容”，[7]从而使传统的修 辞学和语法失去强势地位，使逻辑学与辩证法跃居突出的位 置。对于拉米斯的教育改革，麦克卢汉有两个基本结论：（1） “拉米斯来自后期经院哲学体系，却最早设计出适应于印刷 书本的视觉化教学方法，并提供给以印刷为导向的新课堂之 用。能够大量、快捷、重复印制的印刷课本使得所有学生都 能方便获得，它作为新的视觉化辅助手段，使过去倚靠口语 讲授和手抄书本的教育方式变得过时。”[5]144-145（2） “拉米斯坚持主张印刷书籍在课堂上的至高地位，这点完全 正确。因为唯有如此，印刷媒介的同质效应才能强加在年轻 生命之上。印刷技术熏陶出来的学生，会将各种问题和经验 统统转译成新的线性视觉顺序。”[5]146在理解了“教育” 在拉米斯那里的含义之后，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看看 拉米斯是如何借助于“修辞学革命”而对当时的“教育改革” 予以推进的。

二、视觉化教学方法的提出 表音文字与口语传播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能够将口语传播以“口耳相传”为主的知识传授方式转换为主要倚靠“眼 睛”去浏览和阅读课本的教育模式。或如凯勒斯 （J.C.Carothers）所说，“口头词语一旦被书写下来，就 成为视觉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就失去了其动态活力而成为 静态之物。”[8]这个过程因作为表音文字之终极延伸的印 刷术的发明而获得新的动力。20世纪加拿大著名政治经济学 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指出，“十 五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之后，我们进入眼睛而非耳朵占据主 导地位的文明阶段。”[9]古登堡印刷术诞生以后，词语之 间的分离排印、标点符号系统化、文本的规整化、拼写和语 法的标准化等得以实现，它们提升了书本的视觉吸引力，强 化了书写的视觉偏向。由印刷术所强化的这种视觉偏向，使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发生了急剧变化，“印刷术在人的意识 之中强加入全新的形式上的因果关系。这种重复、便捷的生 产方式，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 [10]正是印刷书籍的出现，催生了拉米斯视觉化的项目分类 法。这一视觉化的项目分类法“易于让人直接联想到印刷过 程，因此能在任何主题上强加结构，就像把文字框进印刷工 人的字模里一样，只要将主题想成由空间中固定的部分所组 成的就可以了”[11]。麦克卢汉曾希望找出“印刷媒介凭借 分离、分隔和不断视觉化的方式来组织应用知识的各种方 法”[5]175，而彼得吕斯•拉米斯于十六世纪中期法国所设 计的教学方法正是对于知识之“视觉呈现”的典型范例。印刷术诞生后，由于它能把相同课本放在任何数量的学生或读 者面前，很快就结束了口头论辩的经院哲学的统治。中世纪 经院哲学的对话，无论单向讲演或双向对话，都不再适合由 印刷媒介所培养的文化模式：“因为经院哲学采取的是同步 拼贴法则，它要求同时清楚处理意义的诸层次和面向，这不 再适合新的线性世界。为此必须用‘强调每次只处理一个问 题’的新方法来取代旧式的对话。”[5]129拉米斯敏锐地把 握到了这一点，由此，尽管“拉米斯来自后期经院哲学体系”， 他却能够设计出视觉化的教学方法，供以印刷为导向的新式 课堂之用。在麦克卢汉看来，拉米斯之所以有此实践，关键 在于他“贴近于当时由印刷媒介所培育的新的感知模式” [5]175。也就是说，拉米斯敏锐地觉察到了新诞生的印刷术 对视觉的强调，并将这种视觉化倾向贯彻于当时的“教育” 之上。这在拉米斯那里，突出地表现为他对逻辑的改造。在 他编写的那本广泛流行的逻辑学教科书――《辩证法》中， 他以对相关学科论题的内容分析代替了逻辑学中长期以来 惯有的对定义、命题、推理、规则的形式规定，以一个简明 的逻辑方法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从而把逻辑变为 人文学科的学习指南。在拉米斯那里，“方法”是一个得自 实际的“配置在正确序列上的正确的技艺”[12]，它显示出 思维按其论据的级进行排列，并据一些实践准则得到真理。

可以说，拉米斯对近似科学方法的“方法”的论述，在当时 学术界堪称独步。他认为，辩证法的先驱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西塞罗、昆体利安和波爱修；
辩证法的目的不在于必然性 而在于最大程度的或然性（即可信性）；
判断辩证法命题是 否为真的标准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语法规则。不仅如此，拉米 斯还对主宰了课程设置的三学科之间的重复性和模糊性感 到不满。在他看来，修辞学只是一种词语的修饰。为此，他 积极倡导所谓的“修辞学革命”，把修辞学中传统的“五艺” （即构思取材、谋篇布局、文体风格、演讲技巧和记忆等） 在逻辑学和修辞学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他把构思取材和谋篇 布局置于逻辑规则之下，而只为修辞学保留了文体风格和演 说技巧。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教学，因而在教育系统中维持了 很长时间。在拉米斯的影响下，修辞学的威望蒙受了巨大损 失，其后的修辞学研究倾向于文体和修饰，修辞学作为一门 话语艺术，其在通过论辩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功能大都消失 了。事实上，拉米斯所倡导的“修辞学革命”，对修辞学中 的“五艺”在修辞学与逻辑学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对逻辑 的改造――适应了印刷媒介的视觉化需求，并最终使偏重口 头传统的修辞学从属于改造后的、偏重于视觉化传统的逻辑 学。这印证了麦克卢汉的说法――拉米斯不仅设计了视觉化 的教学方法为以印刷为导向的新课堂之用，而且借助于印刷 媒介这一新的视觉化辅助手段使过去的教育方式过时：“在 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多半的西方历史、西塞罗的教 育计划以及它所继承的希腊教育体制，是德育教育和基督教 人道主义的基础。由于古登堡发明了机械印刷，偏重视觉的表音字母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法国辨证学家拉米斯的率领 下，现代人（辩证学家）与古人（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之 间展开了新的较量，辩证‘方法’胜出，古人的传统过时了。” [1]124-125 三、坚持印刷课本在课堂教学中的至高地位 拉米斯不仅认识到了印刷术的视觉化效应，提出了视觉 化的教学方法并贯彻到教学实践之中，而且确立了西方教育 史上“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并坚持印刷课本在课堂教学中 的至高地位。就像沃尔特•翁所指出的，拉米斯开创了一切 学科（辩证法、逻辑、修辞、语法、算术等）教材的范式：
“首先是冷冰冰的学科定义和分类，由此再引导出进一步的 定义和分类，直到该学科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解剖殆尽，处 理完毕。拉米斯式的教材不指明它和该书之外任何东西的互 动关系。书中不会讲棘手的困难，‘对手’不会出现。根据 拉米斯方法论推出的教材不会遭遇困难：如果你恰当地定义、 恰当地分门别类，书中的一切自然会不言自明，教材本身就 会圆满无缺、自给自足。拉米斯把困难的问题和同对手的辩 难分派到不同的‘讲授范畴’中，使之分别进入辩证法、修 辞、语法、逻辑、算术等领域。这些‘讲授范畴’处在自我 封闭的‘学科’之外。再者，拉米斯教材中的素材可以用印 制得规整的提纲和图标来展示，清楚显示出它们在书中和脑 子里的组织情况。每一门学科和其他学科区分得清清楚楚， 就像相邻的空间开放的房子彼此分离一样。”[13]拉米斯将不同的内容划入到相应的学科，然后用教科书这一封闭空间 的形式将学科内容进行框定，从而推动了西方学校史上“教 科书”范式的确立，由其编撰的《逻辑学》《辩证法》等成 为当时广泛流行的教科书。拉米斯以内容取代了形式，以简 明的逻辑“方法”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并把 逻辑变成了人文学科的学习指南。我国当代哲学史家赵敦华 先生认为，拉米斯这种简明的逻辑方法之于人文学科的意义 “犹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于经院哲学的作用”。[14] 不仅如此，拉米斯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印刷书本的同质化力量， 以及这种同质化力量对于个体的形塑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 的手抄本不具有这种同质化的力量。对此，麦克卢汉有一个 形象的比喻：他将过去的手抄本称作粗糙的“教学工具”， 而将印刷课本称作精致的“教学机器”：“印刷书籍以印刷 术在视觉秩序上的均匀性和重复性为基础，它成为最早的教 学机器。”[15]拉米斯将印刷课本这种“教学机器”置于课 堂之最高地位，目的就在于将印刷媒介的同质化效应强加于 每一个在校读书的个体之上。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强加，由 印刷书籍所熏陶出来的学生才会将各种问题和经验转译成 新的线性视觉秩序。印刷术借助于课堂所培育出来的这种全 新的个体，即麦克卢汉所谓的“印刷人”（typographicman）。

拉米斯正是通过对与印刷媒介相适应的逻辑学的强调和推 重，使得印刷媒介的同质化效应在课堂中得到了贯彻实施， 并培养出了“理性的”、能够将各种经验转译为线性、视觉秩序的现代个体。而这种现代个体，在麦克卢汉看来，对于 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印刷人’ 因印刷而特出，稍后更因同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联而备 受关注。”[5]175因为倘若没有一定的读写能力，人力资源 优势就难以得到发挥。拿破仑训练农夫和半文盲的例子说明 了这一点：由于农夫和半文盲缺乏由印刷课本所强加的视觉 化和线性思维，所以尽管拿破仑用十八英寸长的绳子教他们 精确、齐一和可重复的概念，但效果并不显著。这足以见出 将印刷书本置于课堂之至高地位的重要作用。因此，“任何 民族主义国家，若要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其人力资源，并将 其投入到商务、金融、生产和营销等公共事务之中，都必须 强迫施行这一方法。”[5]146印刷普及并渗透于日常生活之 后，就倾向于创造出如活字版齐整划一的公民，这种“如活 字版齐整划一的公民”即英国政论家威廉•科贝特 （WilliamCobbett，1762-1835）所说的“新型人类” （newman）。他敏锐地观察到，印刷塑造的“书本文化在美 国创造出了新型人类，他们‘心中装着’印刷术传递的信息， 身上穿着‘精纺的人性罩衣’。这种新型人类就像李尔王那 般，不断地拆解自己，直到实现赫胥黎的教育理想为止。” [5]172所谓“赫胥黎的教育理想”，是指借助于自由主义教 育培育这样的公民：“他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年少时身 体便经过锻炼以为服从其意志做准备，只要从事的是能力所 及的工作，均如机器般轻松愉快。他神智清晰、冷静而富有逻辑，所有元件都一样强劲，依序运作，过程顺畅有如蒸汽 引擎，蓄势待发以备从事任何工作。”[16]当然，印刷术之 同质化力量在教育中的彻底贯彻并最终培育出同质化的“新 型人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就 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藉由印刷术所培育的读写能力去 开发人力资源，并将印刷术这种同质化效应全面应用于商业 和工业领域，并拓展至学习、工作和娱乐的各个层面，则已 经是十九世纪的事情了。”[5]146彼得吕斯•拉米斯的突出 贡献在于，他将印刷术的视觉效应贯彻到学校课堂之中，不 仅提出了视觉化的教学方法，开创了西方教育和学校史上 “教科书”的编写范式，而且通过将印刷的课本这种“教学 机器”置于课堂最高位置，塑造出了同质的新型人类，为现 代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在此意义 上，麦克卢汉将拉米斯称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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