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无厘头喜剧电影的精神困境] 什么是无厘头喜剧

香港无厘头喜剧电影的精神困境

一、无厘头喜剧的精神内核 无厘头喜剧诞生在香港而不是中国大陆或台湾绝非偶然，这与香港特 殊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显赫的地理位置使香港的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际 化大都市，这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因此香港人的优越感和自 信心十分饱满；
但与此同时，百年的殖民史造就了香港人“无根”的生存状态，虽 然每个人都能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炎黄子孙的血液，身份 迷失的困惑扫空了香港人的优越感，造成了巨大的矛盾心态。九七香港回归的临 近带给香港人的不是由衷的喜悦，而是巨大的精神压力，香港社会弥漫着对未来 的集体焦虑感。在历史的洪流和变革中，每个人都是小人物，都无力改变历史， 唯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或许就是证明我存在过。于是，一切崇高都可以被戏谑， 一切金科玉律都可以被离经叛道所颠覆，一切都可以变得不重要。周星驰的无厘 头喜剧电影正是以这种杂乱无章、天马行空、毫无逻辑可言的纯“宣泄”深受广大 市民的喜爱。

喜剧电影的突出特点在于引人发笑，引人发笑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如 插科打诨的语言式逗笑、夸张滑稽的动作式逗笑、离奇巧合的情节式逗笑等等， 而周星驰开创的无厘头喜剧电影却是以反文化、反理性、反美学的极具叛逆性的 方式完成的。在香港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氛围之下，以调侃、解构、颠覆的方 式让忙碌地失去本真的香港人放下层层伪装，跟随剧中的小人物发泄自己的不满、 在捧腹大笑时释放自己，是无厘头电影得以生存的土壤，而这种不必进行深度思 考、只图一时欢乐的“快餐文化”也正好暗合了香港电影观众的消费心理。众所周知，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电影在大陆也拥有众多的受众群体，大陆研究学者们更 是赋予了无厘头深度的文化涵义，但周星驰在接受亚洲周刊的采访时却表示，内 地学者和影迷对他的电影读解“肯定是诠释过度，过誉了”。由此可见，周星驰的 无厘头喜剧电影只是以平民姿态对经典文化的无意识消解，而其中所涉及的嘲讽、 针砭也是毫无深度的戏谑行为。

二、无厘头喜剧的精神困境 喜剧电影不会承担太为沉重的叙事，只是要把观众内心笑的生理机制 调动起来，来满足观众寻求欢乐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看，无厘头喜剧也本不该 承受过于厚重的叙事，但由于喜剧电影的“社会阅读模式”，众多研究者们还是从 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中读解出了香港普通民众的心声，而周星驰也被看作是香港 人的代言者。仔细分析，无厘头影片中多数人物的所作所为根本毫无意义，“无 厘头”本身的意思也是一个人做事、说话无中心，令人难以理解。再加上无厘头 喜剧中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而他们又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因此只能选择发 泄、选择调侃，用无深度、充满争议的粗俗语言说观众想说但又不能说的话、做 观众想做而又不能能做的事，“雷”得观众发笑、引起观众共鸣。观众到影院观赏 这一类影片也是出于：既然无力改变现状那就选择忘却的心态，殊不知短暂的观 影能够使人忘记现实，但忘却之后的空虚似乎更加难以面对，正所谓“借酒消愁 愁更愁”，无厘头喜剧的精神困境正在于此。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将属于那个 浮躁年代的特殊社会现象上升到文化层面，但却不能在瞬时间内将普通观众的读 解能力提升至此，无厘头喜剧作为“社会阅读模式”功能仅限于浅层次的“宣泄”， 甚至不能用“反映”“揭露”一类的词来形容。

作为“娱乐模式”无厘头喜剧成功开启了一种另类的狂欢模式：故事情 节的设置不再以戏剧性、逻辑性为主，越是不着边际、越是怪诞离奇越受欢迎：
演员的表演也不再中规中矩，越是夸张随意、甚至矫揉造作越能营造喜剧效果；

台词的设计更是古今中外一锅乱炖，胡言乱语、脏话连篇不断刺激着观众的听觉 神经。再加上刻意融入的影射现代社会的元素，让观众倍感舒心，于是这种史无 前例的喜剧样式将观众的期待视野牢牢把控，无休止的花样翻新一直吸引着观众 的注意力，让观众在想象世界中忘却现实自由穿梭。正因为符合了大众的口味， 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电影不断刷新香港的票房纪录，而他本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 “喜剧之王”。

结语受无厘头喜剧高额商业利润的驱使，如今的银幕，不管是内地还是香 港，仍有不少无厘头喜剧的模仿之作，《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的成功虽 使人看到了内地喜剧电影的潜力，但无厘头搞笑的痕迹几近消失。《十全九美》 《熊猫大侠》等影片虽然也赚取了不俗的票房，但低俗的桥段设计、牵强的搞笑 手法已经完全曲解了无厘头喜剧的精髓。而号称周星驰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 姊妹篇的《大内密探灵灵狗》的出现更是标志着无厘头喜剧电影想象力的枯竭。

无厘头喜剧电影诞生在90年代的香港，如今香港回归已经十几年了，世纪末的焦 虑、反叛以及香港人身份难以认同的心态早已淹没在历史的进程中。面对银幕上 的许多跟风之作，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无厘头喜剧只属于周星驰，且只属于那 个特定时代的周星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