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除名制度中的事由界定] 股东除名制度

公司除名制度中的事由界定

(一)除名事由的定性分析 从除名制度的立法目的和法理基础以及利益平衡角度出发，对法定除名事 由的定性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名事由须为重大事由。该重大的具体含义是指，特定股东的过错 行为或者无过错行为，或者某种特定状态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重大利益损失。

股东除名制度肇端于公司可能解散而不被解散的一种替代途径。从制度功能来看， 早期的除名制度只是为了应对公司的频繁解散而产生的弊端，是作为解决公司内 部矛盾之经典方式公司解散的例外替代途径，随着公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司法 实践的有力推动，才成为与公司解散、转让股权并驾齐驱的解决公司内部冲突的三驾马车之一。按《德国商法典》规定和德国法院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案 件的司法判例，当公司内特定股东所实施的行为或者所处的状态给公司和其他股 东造成重大损失，其他股东可以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而如果此时其他股东不提起 公司解散之诉，则可以通过申请，由法院宣布将特定股东予以除名，进而避免了 公司解散，也实现了剩余股东之间的人合要求。如果特定股东的过错行为或者无 过错行为、特定状态虽然会给公司或其他股东带来一定损失，但是该损失尚未达 到严重程度，则完全可以通过责令该特定股东通过矫正自己的行为或者改变自己 的状态来避免公司和其他股东与该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二，除名事由并不限于因特定股东之过错行为所发生的事由。如果特定 股东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下以作为或者不作为之方式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之利益，当属除名事由;但是如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而其行为或 者状态依然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重大损失，也当属除名事由。这里的法学原 理在于除名制度的本意并非在于对被除名股东的惩罚，而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 达成利益平衡。当然，如果特定股东并无过错而与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产生利益冲 突，往往是通过较为和平的路径即双方协议股权转让等途径退出公司，且过错是 人们考虑开除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不能据此就将过错当成构成除名事由的一个 必要条件。

第三，除名事由是指造成特定股东与公司其他全体股东之利益冲突之事件， 此即除名事由之整体利益性。如果利益冲突仅限于特定股东与其他个别股东之间， 视利益冲突是否可以妥协而分类处理。如果可以妥协，则因矛盾之化解，不必导 致双方中的一方退出公司;如果不能妥协，则需要通过一方将股权转让于其他股 东或者经其他股东允许而对外转让而自己退出公司，以避免矛盾继续存在。

(二)除名事由的定量范围分析 根据前述除名事由的定性要求，公司法律制度可以在一般条款之外，为了 更好地发挥除名制度之适用价值，将除名事由予以适当列举。此种列举既可以由 公司法条款明文列举，也可基于各国对于既往判例对其他案件的适用程度，通过 司法判例予以适当确认。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例上，对除名事由的范围列举不 尽一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在德国法上，针对人合公司除名事由，德国商 法典将除名事由列举为股东因主观过错违反重要义务和任何情况下的履行不能 等两种情况。针对资合公司，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将股东经催告后在合理期 限内仍未缴纳出资列举为除名事由。而德国司法实践则将商法典的列举规定扩充 至有限责任公司。《葡萄牙商法典》中，将不履行出资义务和滥用股东信息权列为除名的法定事由。《西班牙商法典》218 条就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中的除名事 由列举为8 类，理论界认为这种列举可以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等资合公司。我国 台湾地区所谓公司法则将应出之资本不能照缴或屡催不缴者、有不正当行为妨害 公司之利益者、对于公司不尽重要之义务者等列为具体除名事由。而日本法上， 日本《公司法》仅将除名作为法定退股原因之一，未列举具体除名事由;我国澳 门地区《澳门商法典》也未具体列举除名事由。英美法系国家中，美国《统一有 限责任公司法》第601 条针对除名事由做了列举规定，其中适用公司自治除名程 序的有四种情形，适用公权介入程序的有三种情形。

通过公司法或者其他法律列举除名事由，或者由司法判例对新出现的股东 之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之行为或者状态定性为司法部门所认可的除 名事由，是一种较为便捷的立法策略，而且这种做法有助于商事主体和社会公众 对除名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但是以列举的方法规范除名事由，其最大弊端在于很 难列举完毕。因此除名制度中的除名事由的规定，最好还是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 式确定除名事由，即一方面通过一般条款的方式对除名事由进行定性式规定，另 一方面将经常发生的除名事由予以列举。

二、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名事由之效力确定 如果公司章程在法定除名事由之外另行规定了除名事由，该规定是否具有 法律效力，公司是否可以依据该规定将特定股东予以除名这一问题涉及法律是否 授权章程对此类事由予以另行规定、章程所规定的除名事由是否存在一定边界、 是否应遵循特定程序来规定章程中的除名事由等内容。

首先，公司章程就除名事由作出规定，一般应该源于法律的授权。关于法 律对公司章程内容可进行其他规定的授权，可以采取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针对 特定事项的授权，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授 权;一种为法律对公司章程的笼统授权，如关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事项，法律允许 股东就法律所规定的事项之外，再行规定股东认为应当写入章程的事项。具体到 法律是否就除名事由允许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授权，也无非这两种表现形式。关 于专项授权，即《公司法》专就除名事由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另行规定。如根据德 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规定，除前述在宽限期内股东仍未缴纳出资可通过失权 程序将股东除名以外，该法第34条第2 款规定，如果公司以其他事由不经股东同 意而强制收回股权，则必须是在股东取得股权之前已经在章程中规定了强制收回 的条件。关于笼统授权，即《公司法》允许股东在公司章程中专设条款，对何种 情况下公司可以行使除名权剥夺成员之股东资格作出具体规定。该条款之性质当属任意记载事项。此时需要注意此种任意记载事项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 基本原则。我国《公司法》并未就除名事项作出专项授权，《公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也未对专项授权作出任何规定。而公司依据法律的笼统授权在章程中制定 的除名事由条款效力如何，司法实践尚未有一致意见。鉴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 中的重大意义，我国未来公司立法不仅应当对法定除名事由作出规范，还应对公 司章程作出专项授权，允许公司章程规定其他除名事由。至于专项授权的方式， 既可以效仿法律关于股权转让之规范方式，即公司法在对除名之法定事由列举之 后，另设条款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其他除名事由还可以采纳一些学者的建议， 效仿《合伙企业法》中关于合伙人除名事由的规范方式，在法定事由中明确一种 类型：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名事由。

其次，是不是公司作出的任何除名事由均会发生法律效力本文认为不宜认 可章程中规定的任何除名事由的效力，而是应当就除名事由的性质来确定章程对 此问题进行规范的边界。如前所述，《公司法》规定除名事由，也需考虑除名事 由的定性问题。公司章程在规定除名事由时亦应有自己的限度。具体而言，公司 章程规定的下列除名事由应属无效规定。一是违背除名制度之立法目的的章定除 名事由无效。除名制度系为了化解特定股东与公司和其他全体股东之利益冲突而 设，因此如果除名事由仅涉及特定股东与部分股东之间的矛盾，则不生除名效力。

二是违背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侵害股东固有权利的除名事由无效。股东固有权是法 律赋予股东之权利内容，公司章程不能剥夺，除名事由也不能剥夺。三是除名事 由如果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归于无效。如将股东之与公司经营无 关的个人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私生活等列入除名事宜，不生除名效力。

再次，需要关注除名事由在公司章程中如何形成章程条款。除名事由涉及 股东资格之丧失，事关重大。因此需要对其制定程序作出严格规范。一是初始章 程中制定的除名事由，如果符合前述除名事由质的规定性，应当发生法律效力。

因为初始章程除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均系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通过方 可生效，在初始章程中规定除名事由，可以视为每个股东对事后发生的除名事实 的后果是有预期的。二是章程修正案中如果有除名事由条款，也需经过全体股东 表决通过方能生效。虽然修改章程只需达到表决权的绝对多数即可，但是如果章 程修改内容涉及增加或者变更除名事由条款，则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之同意。公司 实践中特别需要防止的就是当股东之间发生争议后，大股东利用多数表决权修改 公司章程，增加除名事由条款，然后利用该条款将对立股东驱逐出公司。立法例 上，我国澳门地区《澳门商法典》第317 条即是如此规定：章程有关股东除名之 事宜，经一致同意后，方得修改。三、公司自行选择的其他除名事由 公司治理过程中，就除名事由还可能发生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虽 然《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均规定了除名事由，但是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除名 决议时选择的除名事由并不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以内。第二种情 况：《公司法》未规定除名制度或者专设除名事由条款，但是公司章程针对何种 情况下公司可以将股东予以除名做了概括或者列举。而公司单方作出的除名决议 未采用章程规定的除名事由，而是另行选择了章程条款之外的除名事由。第三种 情况：《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均未规定任何除名事由，公司依然召开股东会会议 通过除名决议，自然，除名事由只是在该除名决议中出现。以上三种情况中，均 涉及一个共同问题：公司在做出除名行为的时候，选择了法定除名事由和章定除 名事由之外的其他事由。对这样的除名事由应当如何认定，存在不同观点。有学 者认为公司可选的除名事由应限于法律和章程规定的事项范围以内，也有学者持 相反意见。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就社团法人而言，章程可以规定开除社员 的原因。但是如果章程没有规定开除原因的时候，法人基于正当理由，为法人之 利益的，亦得开出社员。也有学者持相似意见，认为不能因章程之规定就全然排 除股东因存在重大事由而予以除名的可能。本文认为对此问题，既要考虑到《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不可能穷尽除名事由，也要避免公司肆意利用除名规则损害股 东之正当利益。

第一，无论是公司法之法定除名事由，还是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名事由，均 无法与公司实践、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完全一致。《公司法》相较其他商事单行 法，修改频率之快也是这个原因。因此，试图以法定除名事由和章定除名事由完 全覆盖各种类型的除名事由，很难做到。适度允许公司根据经营的实际情况和内 部矛盾冲突的剧烈程度，选择适宜和恰当的除名事由，可以避免公司陷入长久的 利益冲突中而不能正常经营。

第二，公司自行选择之除名事由是否妥当，也不能任由公司自己做裁判者。

在公司与特定股东的利益冲突中，公司本身即为冲突之一方，应当防止公司滥用 除名制度，避免公司以自治名义而侵害特定股东合法权益。为了妥善平衡公司之 除名自主权和特定股东之利益免受不法侵害，应引入第三方对除名事由是否合理 予以判定。有学者建议由法院或者有关国家机关认定除名事由之合理性。本文认 为，该种观点中的国家有关机关的范围未免过大。如果赋予过多国家机关有权审 查除名事由，一方面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由于自身的膨胀性而不当干预公司之正常 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会因为对公司治理、公司实践之陌生发生误判。而法院作为审查除名事由之第三方，一方面其遵循被动受理原则，如无当事人就除名事由提 请法院审查，法院对公司的除名行为不予干预;另一方面，法院中专门从事商事 审判的具体部门，对公司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的实践较为熟悉，发生误判的概率 较小。因此，应当将法院的审查和确认作为公司自行选择的除名事由发生效力的 外在标准。

四、《公司法解释三》第17 条所列除名事由之评析 依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4]2 号文件，《公司法解释三》条文次序予以调 整，在第17 条规定了除名制度。这一规定弥补了《公司法》的空白，对股东除 名制度做了初步规范。虽然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系仿效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 而做的失权规定，但是本文认为从法律效果上看，可以将所谓的失权规范和股东 资格被强制销除均视作除名制度之组成部分。《公司法解释三》第17 条列举的 除名事由是指未出资和抽逃全部出资等严重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从解释论角度， 该条规定如何适用需要分析;从立法论角度，该条存在哪些不足，如何在未来公 司立法中完善除名事由的规定，也需研究。

(一)《公司法解释三》第17 条所列除名事由如何适用 本条规定并未如本文所述采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规范除名事由，而是采取单 纯的列举方式，而且将除名事由限定为严重违反出资义务。按规定意旨，严重违 反出资义务包括两种行为：一为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二为抽逃全部出资。第一， 严重违反出资义务的司法界定。本条之所谓严重违反出资义务，并非是指只要股 东出现了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即可认定为达到除名标准，而是应当具备性质严重 这一要件。而这一要件之构成，需要两个环节的满足。一为质的环节，二为量的 环节。前者是指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股东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而部分缴纳出资 义务不属于除名事由。二是股东抽逃全部出资，而抽逃部分出资不属于除名事由。

针对缴纳部分出资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行为，公司可以适当采取诸如限制利润分 配请求权、新股认购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措施予以应对，而不能根据这些 行为将股东除名。后者则是指股东必须是经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义 务，即公司催告构成除名事由的法定内容。因此下述情形不属本条规定的除名事 由：一是未经催告情形。如果公司直接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为 理由将股东除名，违背本条立法精神，法院应当认定除名行为无效。二是经催告 后，股东部分履行义务。公司将合理期限告知股东后，股东在合理期限内虽未全 部履行义务，但是部分履行了义务，如缴纳了部分出资或者返还了部分出资。此 时如果公司依然作出除名决定，法院也应当认定除名行为无效。在量的环节上，本条规定了合理期间，那么该合理期间如何确定，司法解释没有再进一步予以规 范。法院在衡量该合理期间的长度时，应参照适用类似规定。本文赞同如无特殊 情形，《公司法解释三》第17 条之合理期间，可以参照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的一个月期间。可见，只有特定股东之 行为符合上述两个环节，才可认为达到性质严重，构成除名事由。第二，本条规 定之外的其他情形，公司可否将之列为除名事由，进而运用该除名事由作出除名 决议。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否定这种除名事由的效力。基本理由在于：一方面司法 解释对除名情形本身即持谨慎态度，仅就出资义务之不履行尚区分了未履行出资 义务和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仅限于前者才可作为除名事由。如若允许公司另列 其他除名事由，恐与司法解释本条理念不符。另一方面，如若允许公司在法律规 定以外另列除名事由，恐危及股东之合法权益。本文认为公司如将本条所列除名 事由之外的其他事由用作除名依据，不可采一概而论态度直接认定违法。而应按 照前文所论证的除名事由之内涵来确认该事由是否合理。因此，法院在遇到类似 纠纷时，不宜以本条未规定公司所开列之除名事由而不予认可除名效力，而是按 照前述除名事由之定性分析所确定的标准对公司所列事由进行司法审查。

第三，关于本条适用过程中，是否允许公司章程另行规定除名事由的问题。

本条未明确授权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另设除名条款，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有公司以 章程规定之除名事由将股东除名，股东可能以本条规定作为抗辩理由，请求法院 认定除名违法。对此，仍应结合上文所述章定除名事由之生效要件对具体案件中 的章定除名事由进行司法审查。如果该除名事由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基本 原则，未侵害股东的固有权利，且该除名事由是由全体股东同意的，则公司以此 类事由为依据作出除名决定，应属合法有效行为。

(二)《公司法解释三》第17 条之不足以及未来公司立法对除名事由如何 规范的问题首先，第17 条缺乏就除名事由性质方面的一般条款的规定，是本条 的一个重大缺憾。司法解释起草者认为除名行为旨在督促股东尽快出资，保证公 司资本的确定和充实。这是对除名制度的一种误解。无论是从除名制度的发展历 史还是除名制度在各国的具体规定之精神考察，均可得知公司将特定股东予以除 名绝非仅仅是为了督促股东履行义务，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特定股东与公司之间、 特定股东与其他全体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就是因为对除名制度之总体把握 存在一定不足，所以导致未在本条中所列除名事由仅限一种，缺乏一般条款。为 了构建较为完善的除名制度，本文认为未来公司法再做修订时可增设关于除名事 由之内在性质和外在特征的一般条款。其次，就除名事由的范围列举来讲，17 条也有不足。在缺乏一般条款的 情形下，如果列举的除名事由足够多，也可能会多少弥补无一般条款所造成的不 便。然而基于前述对除名制度的一些误解，第17 条在列举除名事由时司法解释 关注的只是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全部出资两种具体情形。未对其他情形进 行列举式规定。根据前文所进行的比较法考察，至少在列举除名事由时可以从有 无重大过错两个角度进行分类列举。据此，第17 条至少遗漏了股东无重大过错 情形下也可能被公司除名的一些状态。因此，未来公司立法在列举除名事由时应 将一般情形下公司股东基于重大过错而出现的严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 行为，与无重大过错但是也造成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严重损害的状态，分类予 以列举。

再次，基于2013 年《公司法》资本制度的重大变革，第17 条所谓的抽逃 全部出资这类除名事由已经不再符合新公司法之资本理念。按新的公司资本制度， 除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外，股东不必实缴资本公司即可成立。而公司成立 之后股东实缴的出资，其法律性质已经成为公司之资产。因此股东实施所谓的抽 逃全部出资行为，实际上是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因此，未来立法对除名事由进 行规范的时候，应按新公司法的资本理念表述除名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