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意义 [浅谈三生教育中的幸福与积极意义]

浅谈三生教育中的幸福与积极意义

然而，近年在艾滋病问题和吸毒问题研究中，笔者不断 反思：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生命伦理学把人的生命视为最 高价值，但人的生命本身又承载着什么价值？生命伦理学竭 尽全力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但人拥有健康后又会去追求什 么？这些困惑似乎不能够从金钱财富、荣誉功名、权利地位 中找到答案，想来想去，只有“幸福”可以作答。人活着是 为了追求幸福，生命承载着追求幸福的价值，人在不伤及健 康的限度内必定孜孜以求其人生和家庭的幸福。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但人民最想要 的是什么？他们最想要的是人生幸福和家庭幸福。毛泽东同 志之所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是因为他“为人民谋幸福”。

一个具有很高国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国家是具有无与伦 比的民族自豪感和国民凝聚力的。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三生教育”有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是确立和保护人的生命尊严，同一切损害人的生命 健康的思想、行为相抗争；
另一个维度是帮助每一个人通过 生命、生存及生活实践获取幸福，实现个人、社会、党和国 家高度一致的目标―――“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 的美好未来”（胡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结束语）。如此看来，“三生教育”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保护生命；
另一个是促进幸福。保护生命是底线目标， 促进幸福是高层目标；
“三生教育”有两方面的意义，保护 生命是消极意义，促进幸福是积极意义。人的生命如此宝贵， 既不能被伤害，也不能被荒废。“三生教育”就是帮助学生 从小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和幸福观，并在成 长过程中使其逐渐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使学生 最终成长为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能力创造幸福的劳动者。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出版 了《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一书。他 认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 加”这样一个核心假设之上的。但是他发现在一个国家内，通常报告的富人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确实高于穷人，可是 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这 就是举世闻名的“幸福―收入悖论”，也被称为“幸福鸿沟 (HappinessGap)”。“幸福―收入悖论”提出了一个令人困 惑的问题：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研究 幸福问题的著名国际学者罗纳德•英格哈特，为解答这个问 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理论模型。

英格哈特利用他所负责的“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探 寻国民幸福感与人均GDP的关系，结果发现：当人均GDP在 3000~5000美元之间，国民幸福感随着经济增长明显提高， 这一阶段被称为“经济收益阶段”；
但当人均GDP超过5000 美元，社会就进入了“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在这个阶段， 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感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即人的幸福感 受和GDP的增长不再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即《2007中国社会形势 分析与预测》的统计，2004、2005、2006三年中我国城乡居 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表现 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的 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的三次调查也显 示：1990年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 6.60。这些调查数据以及我国的人均GDP国际比对核算都表 明，我国已经进入“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即使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感的持续增加。这就意味着，如果国家的发展目标是促进国民幸福，而不仅仅是GDP增长， 那么我们必须下决心告别“GDP经济”和“GDP政治”，对国 民幸福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然 而，对幸福的追求比对财富的追求更加艰难，对幸福的研究 也比传统领域的研究更加令人琢磨不定。因为影响幸福感受 的因素太多太复杂，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种幸福观。幸福研究只能在多样、差 异、变化中寻求共性。目前，幸福已经成为哲学、心理学、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共同论题。哲学揭示出“幸福”的 丰富内涵；
心理学提出“幸福感”的科学命题；
经济学创建 “幸福指数”，使幸福成为可以度量的发展指标；
社会学对 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为幸福的深度研究提供了素材。在 多学科的合力推动下，国民幸福感、国民幸福指数和国民幸 福总量正成为现代政府关注的时代课题。“三生教育”以促 进幸福为高层目标，理应进入幸福研究的行列，并把有意义 的成果引入课堂。促进幸福有赖于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的 共同努力。就个人层面来说，幸福指数的不同计算方法给人 诸多启示。比如，最早提出“幸福指数”概念并第一个给出 计算方法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保罗•萨缪尔森。他认为：幸福等于效用与欲望的比值， 即幸福=效用/欲望。在这里，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 满足的愿望，是不足之感与求足之愿的统一。效用是指人们 欲望得到满足的程度，程度越高，效用越大，幸福感越强；
程度越低，效用越小，幸福感越低；
如果感受到的是痛苦， 则效用为负数。

由此可见，在萨缪尔森看来，一个人幸福感的大小取决 于他的欲望及其满足程度，幸福感与欲望的满足（即效用） 成正比，而与人的欲望成反比。萨缪尔森认为以下因素可以 提高效用：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及收入的增加；
健康、长寿 和休闲；
生活环境的改善；
社会公平与正义；
人的自尊、成 就感及自我实现。萨缪尔森认为以下因素会影响欲望：人的 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所以，个人要获得幸福， 首先要有健康向上的欲望，我们通常把它表述为追求、渴求、 目标、理想；
第二，必须要有满足欲望的实际行动，即我们 通常所说的付出、实践、奋斗；
第三，个人的付出和奋斗必 须得到社会承认，即个人为自己、家庭和全社会辛勤劳动、 发奋工作以后，要得到社会认可并给予物质及精神回报；
第 四，还需要抑制欲望的无限膨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 乐。总之，渴求、奋斗、社会认可、心理自足是构成个人追 求幸福的几个关键因素。就社会组织而言，促进社会幸福、 减少人类痛苦和不幸应成为许多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理 由。社会组织生发于民间，联系着“草根”，可以成为政府 的有益补充。特别是在对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发现和帮助方面， 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独特优势。

就国家层面而论，促进幸福就是各级政府通过体制、制 度、政策、管理的不断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创设有利于提高国民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社会环境。毫无疑问，国家发展 经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是促进幸福的重要手段。但社会经 济越发展，富裕程度越高，就越无法单纯依靠财富、收入的 增加来提高国民幸福，还要依靠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自由 尊严、教育文化、生态环境、就业稳定、健康水平、婚姻家 庭、社会和谐等等非经济因素来满足人们更加全面、更高层 次的需要。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 值）是衡量国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就是衡量人民幸 福的标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幸福生活”。幸 福是个人追求，人民福祉是国家使命。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 奚恺元所言：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 幸福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