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试论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要探寻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就必须把握隶属于私法领域的民 法和隶属于公法领域的经济法的关系。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 法律的基本分类，要确定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看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 何归类的问题。至于划分的标准，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 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私法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对此，法学界都认为经济 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在是否仅仅具有公法性质的问题上则有不同的认识。有的 认为经济法只具有公法的性质，它属于传统的公法，并不是外在于公法和私法之 外，也不是存在于交叉渗透的公法和私法之间，而是内在于公法之中。似乎有更 多的人则认为经济法在具有公法性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但在具体 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笔者赞同经济法兼有公、私法的性质，在公、私法之间起 着衔接作用。而《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法之一，不但具有经济法公法 的性质，也具有私法的性质。而学界内有观点认为，民法在私法在反垄断法这种 专门的法律诞生以前可以调整竞争秩序，但传统民法不能胜任调整反垄断和限制 竞争行为的任务，因此，调整垄断关系的任务就不能勉强地交给民法。专门的反 垄断法可以就垄断关系设立无过错的民事责任，并通过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双管 齐下，从根本上解决反垄断问题。但是，民法始终是《反垄断法》的补充。同一 行为受到反垄断法规制后仍可以单独享有民法上的责任，即受害人依据民法提起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消灭。此种观点也被称为《反垄断法》为后民法现象，笔者在此尝试由公私法形态融合为切入点，来探讨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及相 关问题。

一、民法和《反垄断法》价值理念的共性 1、二者在契约自由价值上的共性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民法最基本原则，在早先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 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中的私权绝对和 契约自由往往成为一些垄断企业限制排除其他企业自由的合法手段，而使得契约 自由成为形式上的自由，失去了其价值本质的自由。所谓自由应为形式和实质上 的自由，而《反垄断法》则通过对在市场上有一定控制地位的企业进行限制和规 制，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实质的和形式的自由，以期达到真正的契约自由。两者追 求的契约自由价值是相同的，而《反垄断法》可以看作是对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 一个修正和在民法基础上进行的更高级别的调整。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真正和整 体的自由。

2、二者在公平价值上的共性 民法将所有调整的主体都以公平和平等来对待，而这反映在市场经济 中，则表现为程序的公平、主体地位的平等和等价交换。传统民法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不能调整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自身财力、技术等条件，同其他不能借助 相关条件和外来因素来实现竞争中的公平，这不是实质的公平。而《反垄断法》 则可以对不同情况和待遇的市场主体进行不同的调整，从而实现整体的公平和实 质的公平，从本质上讲，这和民法追求的公平原则是相同的。

3、公序良俗和有效竞争秩序的价值共性 《反垄断法》所追求维护的秩序是竞争秩序，而这种秩序的维护是建 立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基础上，虽然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所调整的层面 不同，但是却是建立在私权绝对、契约自由和公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之 上的，可以说，它是对民法公序良俗的再次调节。

二、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的价值观转变 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 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 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 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 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 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的， 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 米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 想，这些都隐含着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 本位”理念。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 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 务，倾向于社会本位。其中，利益法学家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但它向社会本位的迈 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 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而隶属于经济法的《反垄断法》本身就 具有的社会本位价值，两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社会本位价值中，起到了相得益 彰的作用。

三、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 商品经济初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阶段。政治上的相对稳 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稳定，要求确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场参与 者可以预见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近代民法正是反映了这种要求。但是，从 19世纪末开始，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事人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关系， 经济力上的强者往往在契约司法过程中也成为强者。另一方面，所有权绝对，作 为传统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人们认识到自由的滥用对社 会的危害，认识到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的受 害者。而《反垄断法》以政治国家中的政府强制力为基础和保证，弥补了民法在 市民社会中基础调整作用方面的局限性，借国家之手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以满足 经济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可以讲，民法与《反垄断法》之间是有机的互补作用。2、民法与《反垄断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在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 中艰难转型的形势下，我们的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 到了相对的提高，但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滞后的矛盾始终是制约我们前进的掣肘 之痛。无论在民事领域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各种利益冲突与价值矛盾凸现出 来：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率，价值 观的错位，经济结构明显不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人们道德观的扭曲等。这些 矛盾的出现与激化，不但是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虚置，也滞后了我国的协 调发展。这些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单纯依靠民法或者单纯依靠《反垄断法》都无 法实现，只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产生行之有效的预期。同时我们应该在目前的 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指导下，努力去实现公法私法价值理念的交互融合，找到更多 的制度衔接和实际可操作规则，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兼顾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 理念的顺利实现，为建设和谐社会搞好制度创新，做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刘振环 来源：三农中国·A版 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