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及现实视阈考察法律教育目的 考察的目的

历史及现实视阈考察法律教育目的

一、历史考察：法律教育目的多样性 笼统地说，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人才；
法律教育 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1995年，全国法学教育工 作会议提出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复 合型、应用型、外向型的通用人才。所以，讨论法律教育目 的实际上是讨论我们的法律教育要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这 是任何教育都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但不同时期，法律 教育目的是不同的。不同的法律教育目的，造就不同类型的 法律人才。

（一）中国古代 在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均崇尚“礼教”，治国方略是德主刑辅。礼教是当时支配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且成为治 国理政的主要工具；
法律在从庙堂之上到乡野百姓的心目中 均居于次要的地位，是治国理政虽必不可少却属辅助的手段。

秦汉时，有很多学者如一时可称法界翘楚的管子、子产、商 鞅、韩非等，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抗、批判儒家 学说的过程中，以国家伦理作为法治的基点，畅谈法理，构 建法治，其剖析之精，论证之密，实不逊于近代西方的法学 启蒙大师们。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晋朝的王猛、宋代的王安 石、明朝的张居正，皆身当危局，力排众议，决出明断，本 法治的精神，纳人民于轨物，当属一代代法治英才。然而， 遗憾的是，历朝历代多偏重礼教，“为政在人”、“有治人， 无治法”的人治意味太浓太重，整个国家的运作都被强大的 礼制所包围，其间虽有一两位法家诞生，但都因环境和礼教 的压迫和束缚，终不免昙花一现。所以历代所传承的法治因 素寥寥无几，这是今日中国法律教育所以不发达的缘故，也 是中国法律人才所以缺乏的缘故，也可以说这是现在中国法 治不容易上轨道的缘故。但是，中国古代的法律教育虽然不 是学校式教育，却也别具一格。汉代律学名家的出现，魏晋 时代及其以后的律博士的设置，唐代有“明法”一科，唐宋 进行律法考试，明代推重“讲读律令”和清代刑名幕友的法 律训练，都彰显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成就与特色[1]6-51。

以清代为例，官员的法律培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朝廷 负有司法责任的官员和地方官吏对律法自修式的“讲读”；
二是刑名幕友师徒式的培训。维新以前的法律教育，是掌控 在国家各机关中办理诉讼案件的“刑名师爷”的私人手里。

先生是师父，学生是学徒。教授的方法只限于法律专门名词 的用法、律文意义的讲解及裁判方法的大要。这种学徒式教 育的目的，只是企望把徒弟培养成办理诉讼案件的咬文嚼字 的刑名师爷而已，就教育本身而言，也没有规模效应，不可 能像近现代法律教育那样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法律人才。这 样的教育目的，可以说是单纯的且产量低的职业教育，而以 取得法律专门知识而能谋生为目的，培养出来的是与木匠、 瓦匠一样的法匠，多半只会技能上的操作而缺乏法律素养， 自然成不了栋梁之材。

（二）清末变法时期 清末法政教育在思想家的呼吁下，在舆论的鼓吹下，尤 其在政府大员的支持下，由学徒式教育一跃为近代学校教育， 这是法律教育一个质的飞跃。清末主张维新变法，朝野有识 之士相信国家制度及法律一经变更，国家就可以强，人民就 可以富，外侮就可以除。当时的君主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抱 有这种幻想。梁启超1896年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而一切要其大 成，在变官制。”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专论“中国宜讲求 法律之学”，指出：对于中国来说，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 以自存；
非讲求法律之学，不足以文明。这是清末较早主张 重视法律之学的言论。清末法制改革，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便是司法主权。1906年《论维护法权》（载于《申 报》）申述道：“为今之计，造就用法之官吏，为改订法律 后维护法权之第一要义”。1910年《论宜推广法律学堂》（载 于《大公报》）指出，中国欲强大，必须普及法律思想；
要 广设法律学堂，使京官和地方官都能是法律中人，以行法律、 亲百姓、救国家；
主张通过法政教育向人民宣扬“非法律不 足以立国”的思想。上述立论均着眼于解决中国司法主权问 题，认为必须培成法政人才，以维持中国法权。清末法政教 育的兴办，最重要的力量乃是朝廷和地方重臣。从派员出洋 学习法政，到法政学堂的创设，政府及其官僚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出洋学习法政，如系官派，当然取决于官方之意决；

如系自费，亦须督抚和政府审批。而在私立法政学堂开禁 （1910年）之前，所有的法政学堂，都是官办，即“官立法 政学堂”。这些法政学堂通常由朝中大臣或督抚奏报设立， 并且由政府出具资费。1905年，身为修律大臣的大法律家伍 廷芳和沈家本，对培育法律人才的意义，做了细致的阐述。

第一，因缺乏谙熟外国法律之官员，以致教案频仍。第二， 新政律法，也需要法律人才。“一切新政，如路、矿、商标、 税务等事……无一不赖有法律以维持之”。第三，收回司法 主权，推行修订法律，同样必须广储人才。第四，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新刑律等基本法律颁行后，需要大量的通律 人才[2]271-273。1909年直隶谘议局提出“扩充法政学堂” 的预备议案，该议案把储备法政人才提升到国家和一省根本救治之法的地步。指出：“法政人才为吾国今日之要需，此 近人之所能知矣。……其影响于一国之前途甚大，其影响于 一省之前途亦甚大。……故预备法政人才，为国家根本救治 之法，亦一省根本图治之方也。”“欲得法政人才，必先兴 法政教育”。该议案主张扩充天津法政学堂（即北洋法政学 堂）和保定法政学堂（即直隶法政学堂），以广储法政人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法政与国家富强的紧密联系，逐渐 为国人所辨识。一时间，到东西洋留学的学生，十之八九是 学习法政；
国内公立私立的法政学校遍于全国。学徒式的法 律教育一变而为学校式的法律教育。清末所谓“法政人材”， 不仅仅是我们今日的“法律家”或“法律职业者”，而且包 括了新政与立宪所需的朝廷、特别是地方的各类官员，即所 谓“吏才”或“从政人才”、“宪政人才”。康有为认为东 西各国之强盛，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1904年，张百熙、 张之洞等人在《学务纲要》中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 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一年后，日俄战争日胜俄败。

这被认为是一场不同政治制度―――立宪政治与专制政治 之间的对决。它令反对变法立宪者无言以对，为“立宪强国” 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支持。中国著名政治史家李剑农 说：“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
但 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久，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 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
于是大 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
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中日与日俄的两次战争，便是最明白的证 据。”[3]207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人才与国势的关系， 是人们思索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如薛福成视治术学术之 不专不精为中国积弊积弱的重要原因。西方诸国，仕官“或 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所长，各 尽所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于是，国势日强，民庶渐 富。强国、培才、兴学，乃清末挽救危局的重要谋划。在这 样的背景和氛围中，法政教育亦无法不以救时济世为己任， 以匡扶天下为专责。《申报》专论说，“国之中有一人明法 政，则国之中多一劲旅；
有数十人明法政，则多数十劲旅；

有千百人明法政，有亿万人明法政，则多千百亿万之劲旅；

举全国之人尽明法政，则全国皆劲旅也。”如此，国家的强 大还不指日可待？所以清末的法政教育能在短短数年间，几 乎从无到有，从初创到昌隆。虽然事实上，无论出洋者还是 考入国内法政学堂者，不少法科学生往往奔官而去，即为仕 途考虑，但这只是这些学生的个人抉择，而不是朝廷或创办 法政学堂者的教育思想。京师和各省的法政学堂，当然负有 培植吏才、审判人才的职责，最终还是为了改良政治法律， 以拯救国朝或“强国利民”。西方近现代法律教育思想所力 陈的高义，在于塑造具有厚德明法、追求公正与尊重人权的 法律人才，这与清末法政教育大为不同。20世纪40年代，美 国著名法理学家、法律教育家庞德，作为中国国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和教育部的顾问，对中国法律教育的变革路向发表了重要的见解，指出：“关于普通文官，行政官员应当好好的 受一番法律训练，实很重要。他们必须了解什么是个人的合 法权益，什么是法律规定保障那些权益的救济办法。”[4]310 这显然并未把法政教育与救时济世联系起来，而是着力倡明 法政教育对于公民的权利、自由应有的认知与敬畏。梁启超、 严复以及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自由、人权、民权之类 的观念，已经有所传输和流布，并与张之洞等人进行过激烈 的论战。自由、权利的思想对于法政教育的意义，也有人论 及。如贵州“自治学社”创始人、法政教员张鸿藻，即认为 学习法政的首要价值，就是培植权利、义务的思想。认为中 国自古以来，专制贪暴横行，根源在于缺乏权利、义务思想。

“世界国家保守专制而未立宪者，中国而已。其他非民主立 宪，即君主立宪。其所以立宪者，非必为富强计，特以人民 程度日高，又兼万国交通，受他国之影响不少，日积月累， 而权利、义务之思想遂油然生焉。欲巩固其国家，使一般社 会各保其安宁秩序，于是宪法乃有不得不立之势。独中国人 民，安于旧习，施治者辄随其意之所在，为所欲为，任若何 无理，皆甘心受之而无敢以较。即有一二街谈巷议，不过如 风烛萤火，瞬时即消灭乌有，而官吏之专制贪暴仍如故也。

追溯其原实，由不知所谓权利、义务，而法律思想之萌芽乃 斩绝而无由生。”而“今兹法政学堂之设，盖欲就一般人民 养成其有法律之人格及政治之能力，而为立宪之预备，使知 权利、义务为何物，立宪国民之资格既具备，而后国家乃可臻于完全独立之地位焉”[5]。然而，清廷所持的是别样的 主张，并对权利、自由思想大加挞伐。1904年的《学务纲要》 称：“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 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变本加厉， 流荡往返，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政治、法律学术中 半面之词，而非政治法律之全体也。若不看其全文，而但举 一二字样，一二名词，依托附会，簧鼓天下之耳目，势不至 去人伦无君子不止。而谓富强即在于是，有是理乎？……假 使外国政法，皆如乱党所说，恐不能一日立国矣，安论富 强？”为防止“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流传，《学务纲 要》明确禁止私设学堂“讲习政治法律专科”。由是观之， 清廷对于法律教育的总方针，乃是固执于富强而禁绝民权自 由的流遍。就是说，清末法政教育要培植的是救时济世的专 才，而非权利、自由的保护者。这是清末法政教育的精神和 原则。

（三）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法律制度与法律学术均在清末已有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法典编纂运动渐至高潮：
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大量适应时代的新型法律 人才，而且为当时的法学家提供了贡献其职业专长的活动舞 台，这就大大活跃了当时的法律教育和法律学术的气氛。一 批资质优良且系统接受过西方法律知识和方法训练的法律 专家―――第二代法学家逐步成长起来。他们大多精于专业，谙熟西语，又对欧美近代的法律训练有着亲身的体验，因此， 他们大多能从世界法律发展的趋势着眼，以现实批判的精神， 来反思当时的法律教育与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参考价 值的思想观点和实际改进方案，从而达到了中国近代法律史 上法律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代表作有孙晓楼的《法律教育》 （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以及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 杂志社出版的《法学杂志》“法律教育专号”上刊载的一系 列专题研究论文。法律教育颇为兴盛，以致民国成立后，十 余年间，学习法政的人们充满了国家的各机关；
在朝在野的 政客，以及乡间无业的高等流氓，也以学习法政之人为最多。

很多人认为官场的腐败，国家的扰乱，都种因于此。社会秩 序的纷乱也可以证明法律的无用和无力。一般人从前对于法 律事业的奢望，渐变为失望了。由失望而至于鄙弃，以致中 央政府对于法律学校，有裁并或限制的主张，法律教育的前 途经此一打击，又由自全盛时期回转至没落的时期了 [6]294-295。民国政府当局对于法律教育，并未宣示特别的 教育宗旨，只是与其他专门知识同样视为专门知识的训练而 已。一些法律教育专家们以新颁布的各部门法的释义为主要 任务，使学生取得专门知识，能应付各种考试，就算是法律 教育的成功，而无更高目标的追求。但也有一部分从事法律 教育的人，在思索法律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例如燕树棠、 孙晓楼都撰文探索法律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燕树棠主张， 法律教育于训练专门知识外，尚需有“法律头脑”，以为调剂。什么样的头脑才是法律头脑呢？燕树棠说必须具备以下 特质：第一，需要有社会的常识；
第二，要有剖辨的能力；

第三，要有远大的思想；
第四，要有历史的眼光[6]294-295。

二、现实出路：法律教育目的的层次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连法律作为专门知识的 教育也几乎不复存在，政策起着替代法律的作用，法律教育 事业发展缓慢。五十年代初，在“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聘请 前苏联法律专家来讲授前苏联的法律，专家晚上给人民大学 老师讲，老师第二天到课堂传授给学生。五四宪法颁布之后 不久，中国便开始了一项接一项的政治运动，法律是可有可 无的东西，法律院校停办，公检法部门许多人是非专业干警。

文革时期，法律更是遭受了空前的践踏。文革结束后，刑法、 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被制定出来，法律院校恢复，法律教 育迎来了春天。今天的法治状况，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法律 教育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内容的日 益复杂，法律制度日益精密，相应地需要更有组织、有计划 的法律教育，以培养知法、造法及用法的人。1999年依法治 国的方略写进根本大法之后，法律教育如火如荼。但法治状 况如何呢？法律的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法律的信仰并没有 养成，表面完善的法律制度常常被一些潜规则击得粉碎。这 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教育的目的究竟何在？笔者认为， 如同人的心理需求有不同的层次一样，大学法律教育也应有不同的层次，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缺乏法律素 养的国度。思考我国近代转型以来前人对法律教育目的的论 述，大多数过于高远，想在零基础上一下子就能培育出具有 西方那种法律精神的法律人才，这是脱离实际的；
也有的过 于现实，如专事讲解法典内的条文或法律理论知识以应付各 类考试，而不致力于使学生了解法律与社会实际需要的关系 以及法律规定应符合正义理想的重要性。不顾我国传统法治 精神的缺失，过于高远的法律教育目的，经实践证明至今尚 没有达到；
不顾培育守法精神、扶植法治的需要，过于现实 的法律教育目的，导致法律院校培养出来的只是一批批的 “工匠”，而培养不出具有创造精神的法学“大师”。只有 “高远”与“现实”相结合，才是符合我国教育目的之实际。

因此，我国法学教育的目的应具有层次性。

第一层次目的：培养具有谋生能力的劳动者。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仍然是谋生的主 要手段，而不是一种享受。法律教育首先要满足个人谋生的 需求。如大学四年法科毕业，要让他有能力找到工作。对学 法的人，让他有谋生的能力，这是法律教育的最低层次。这 一最低层次的目的在目前实现的程度并不高。自从1999年大 学扩招之后，就业压力在新世纪之初已逐渐显露出来。法学 专业本科招生与就业这几年的基本特征是一热一冷相对 照：招生热门，报考的人数很多，招收的也比较多，就业相 对困难，比传统的师范类专业就业还要困难，就业率偏低。名牌大学法学院或几所政法大学的法科生就业率其中不小 的一个支撑比率是免推研究生或考取研究生的数字。地方院 校法学院系的法科生的考研录取率也超出真正就业的比率。

这一目的的实现，根本途径似乎不在高等学校，而在于国家 对法学教育总体的规划和法律职业以及相关职业对法科生 需求的岗位设置。当然，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学校教育责 无旁贷。

这一层次目的之实现，除了大学法律教育机构，其他非 学历的培训机构基本也能做到。例如，司法考试培训机构， 其法律教育的任务是以传授或获得关于法律的知识及运用 法律的技能为专务，而无需顾及其他。在允许在校法科生毕 业前参加司法考试之后，如何处理大学法律教育与司法考试 之间的关系便日益变得重要起来了，如果以司法考试为指挥 棒，那大学法律教育不就沦落成了司法考试培训学校或培训 班了吗？与厨师培训学校或培训班的区别不就是培训的技 能不同而已？如果不适当考虑并合理回应司法考试对传统 法学教育的冲击，学生参加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又如何？甚至 会不会忤逆有关部门为解决法科生的就业率而煞费的苦 心？但无论如何，专务于法律知识与技能的法律教育，其培 养的法律人才只能是“匠”，不论其从事何种法律工作，难 有助于人们了解法律与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更难有助于推 动个人、社会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并推行法治。不过，提高 法科生服务社会的能力的确是当下大学法律教育的重点。不管是国家推行的质量工程建设，还是各校由“教学计划”变 更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都突出了培养学生技能的实 践教学环节，重视学生服务社会能力的培养。例如，从国家 到地方的各级质量工程建设中，都有实验室建设项目，而现 在的实验室的概念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专属于理工科的 实验室的内涵，人文学科培养学生技能的训练场所也叫实验 室，如电子政务实验室、侦查实验室、应用法学实训中心等 等。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方面，针对现行法学教育存在培 养出来的法学人才实际动手能力弱、与人才市场对法学人才 的要求严重脱节的问题，应抓住“应用型人才”这个解决问 题的关键进行研究和实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确立教学内 容改革、教学形式改革、教学环节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教改模 式，并以此构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 教学方法体系。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增设实践教学 环节与专门的实验课程，并督促落实；
与司法实务部门签订 合作协议，建设实习基地；
新建实验室，为每位学生提供模 拟司法场所；
等等。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并被要求不能少于 15％的总学时。对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强化学生的实践能 力确实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尤其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不 像英美是大学后的教育，学生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进 入司法实践部门之前尚未有硬性的职业培训要求。在理论传 授与实践能力一锅煮的法学教学模式下，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是法学专业教学的生命线，但事实上大学法学教育机构又是以理论见长，未必具备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良好条件。最 近几年，相关部门加大了大学法学教育机构术业有专攻的教 授到各司法实践部门挂职或任职的力度，此外，每个大学法 学教育机构都有相当一批教师兼作律师，这些“交叉相融” 都是法学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提供了 一些可能性的条件。目前，我国台湾地区法学教育最为人所 诟病的，正是只强调“法匠”的教育，却忽略“法学家”的 教育。教出来的学生，最多只具有精确援引实证法的实然能 力，却没有追问实证法律合不合于正义的应然能力[7]33。

因此，法律教育尚需有别的目的。

第三层次目的：培养具有守法精神的建设者。

孙晓楼说，“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为社会服务为 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这种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 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 时宜的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 律；
法律教育家应当从这三方面着眼，来办理法律学校，从 这三方面着眼，来陶冶法律学生，那么这种法律学校的学生， 将来毕业以后，虽不能望其个个都是能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之 才，至少也不至于在社会上，拿了法律的工具敲诈人家、欺 侮人家，使社会添一害群之马罢！”[8]13这里所说的正是 法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具有守法精神。学习法律的人， 其就业范围虽无固定限制，而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是最理想 的选择。他们所担任的工作，都与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有关。在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外，必须具备 守法的精神。守法精神的具备，法律职业人比非法律职业人 更重要，因为前者掌握了法律的知识和技能，若不具备守法 精神，则更严重影响法律的威信。此一教育目的的实现，大 致可有两种途径：第一，增设法律伦理学专门课程，让学生 明了法律职业者应先有何种心理上的准备及生计上的考虑， 要有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能做到带头守法，并不为权势所 屈、不为非法利益所动。而目前法律伦理课程不在主观部门 确定的法律教育的主干课程之内，在各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 已难觅踪迹。建议主管法律教育的部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 会在主干课程的设置上能将法律伦理学课程纳入其中。第二， 聘请德高望重的法律职业人现身说法，谈人生经历，说典型 事例，言传身教，给年轻学子树立榜样，培育理想。用鲜活 的人物说鲜活的事例，比起传统的纯粹的理论教化要有效果 得多。安徽师范大学去年聘请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 退休教师给法科入学新生作了一场题为《“杀父焚尸”案的 无罪辩护》的报告，随着报告的展开，他自己与同事在办理 该案过程中如何不为势所屈、不为利所动的高大形象逐渐清 晰，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人生课程。目前，我国尚缺 乏有影响力的法律人，极少数有一定影响力的法律人却缺乏 守法精神，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似乎是见怪不怪，所以培养 法科生的守法精神格外重要。

第四层次之目的：培养增进社会幸福的法律人。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他们的学生接受法律教育大 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对法律职业的选择；
我国现在的大学法律 教育既是专业教育又是素质教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多数 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理想的选择虽是法律职业，但实际 从事的却是法律之外的职业。这与日本有点类似。日本每年 各大学法学部毕业生数以万计，而每年进入几种主要法律职 业（律师、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却只有区区700人[9]114。

法律人服务社会的能力，不在于司法官员职位的高低，不在 于律师业务量的大小，更不在于法律人挣钱的多少，也不在 于是否从事法律职业，而在于他所从事的事业于社会公众的 福利上到底有多少的努力和贡献。所以，我们在培养学生法 律技能、守法精神的同时要进行品德、理想、信念的教育， 不管他们是否从事法律职业，只要能增进社会幸福，就是法 律教育的成功。因此，高境界、高水准的法律教育培养出的 法律人才，不应仅具备较高的服务社会的实践能力，更需要 具备人文精神、法治意识。一个学习法律的人，除了获得法 律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之外，他还“必须得到一 种法学的精神，才算是完成了法律教育”。学习法律的人必 须取得这样的精神，他所学的机械的知识，才能变化成为了 解的知识，才有生机，死的知识才能变为活的知识[6]297。

法律的目的是增长幸福，边沁曾说，“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 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10]216， 因此，法律教育的最终目的也应是培养增进社会幸福的人才。这是法律教育的最高层次。美国康奈尔大学前校长辉得 （AndrewD.White）在该大学法律学院创立之日说：“我们 创办法律学校的目的，非在造就许多讼棍；
乃欲以严格之训 练，提高其程度，使将来出校之后，有高深的学问，有远大 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若再资以相当之经验，则无论其为 法官，为律师，为各种公共事业，鲜有不成为造福国家的法 学者。”[8]13-14要实现法律教育的这一目的，当务之急是 修订完善大学法学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中最核心的 内容是课程设置体系要加以变更。现在各校法律课程设置中 有公共课与专业课两大部分组成。公共课除了英语、体育之 外还有很大的一块是思想政治课。关于专业课一般有三大 块：14门或16门主干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法律之 外的社会科学的功课，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伦理 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等，几乎没有作为必修的科目。

燕树棠先生曾经指出，这些科目应该与法律并重，以便使学 生对于整个的社会，全部的人生问题，得到相当的认识 [6]297。这是颇有见地的。现在的课程设置还有一个重要问 题，即在时间的分配上，学生的时间表塞满了各类课程和活 动；
在空间配置上，无时无刻不在与老师教学相长、与同学 协作合作。课程设置里，没有独思的时间，没有独处的空间。

1941年原清华大学校长对此感慨颇深：“仰观宇宙之大，俯 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 也。纵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 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 不为也；
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 者，思得之。”大学四年里，学生可能掌握了许多的法律制 度并学会了一些司法实践技能，但在忙忙碌碌中有多少时间 用在了观察、欣赏、沉思、体会方面，在喧闹群聚中能有多 少独立的空间对自己进行检讨、探索、深思？对法律教育目 的的思索必然会牵涉到法律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

这四个层次，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甚 至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但它们之间又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高层次教育目的的实现有赖于低一层次教育目的的实现，或 者说低一层次法律教育目的的实现能够推动高层次教育目 的的实现。而且，对高层次目的的实现不能操之过急，要有 长期性、艰巨性的心理准备。

法律教育乃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已到了好好审视讨论 法律教育目的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