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言志与诗缘情】诗缘情诗言志

谈诗言志与诗缘情

也有一些论述在描述中国的诗文传统时，将“言志”与“载 道”作为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互为对立的两大潮流，在这里， 显然“言志”不再是上古作为政治伦理的诗教观，而转而成 为与“缘情”相近似甚至画等号的理论命题。众说纷纭，各 不相同。这有理论者各自的见解不同的关系，也有时代变迁 中理论内涵的丰富与衍变的原因。重提“诗言志”和“诗缘 情”两大命题，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二说的起源谈起。

【关 键 词】 诗言志；
诗缘情；
古典诗歌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的两大 重要的理论命题，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历来围绕这二者展开的讨论极多，也各有侧重，互为补 充，但也有的互相矛盾。在一些论述中，“诗言志”与“诗 缘情”被描述为互为对立的两大诗歌理论主张。也有一些论 述在描述中国的诗文传统时，将“言志”与“载道”作为中 国文学史发展中互为对立的两大潮流，在这里，显然“言志”不再是上古作为政治伦理的诗教观，而转而成为与“缘情” 相近似甚至划等号的理论命题。众说纷纭，各不相同。这有 理论者各自的见解不同的关系，也有时代变迁中理论内涵的 丰富与衍变的原因。重提“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命题， 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二说的起源谈起。

一、“诗言志”和“诗缘情”的起源 “诗言志”这个命题从文献来看，最早出现在《尚书·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 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但一般人们对《尧典》有可能是战国以后伪作 的怀疑。在现存典籍中，《左传》对“言志”的记载当是确 切可靠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称赞子产说：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 辞哉！”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国宴请晋大臣赵孟， 席上郑国许多大臣赋诗赞颂晋人，唯伯有赋《鹑之贲贲》， 以“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借机表达对郑国国君的怨恨。

郑臣赵文子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 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这些记载与春秋时代“赋 《诗》断章”以为外交辞令的风气有极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诗言志”在《尚书》和《左传》两部典籍中已有成 形的表述，却是肯定的。后来经由《庄子·天下》篇的“诗 以道志”和《荀子·儒效》中的“《诗》言是其志也”等阐 发，到汉代学者解经以《毛诗序》中的详细论述为代表，而 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诗学观。

“诗缘情”相对于“诗言志”是后起的理论命题，其最 早的文字表述当出自西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

倘若我们追溯其根源，还会发现陆机的“缘情而绮靡”与他 之前的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说有着极 大的顺承性。而在陆机之后，刘勰和钟嵘对于诗与情的关系 又有进一步的表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人禀七 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以及《物色篇》中 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等。而《诗品序》中也说：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后 面具体举出了“春风春鸟”“秋月秋蝉”等四时的物候变化 和逐臣游子、戍卒怨妇等人世的沧桑遭遇对人的心灵的影响， 说“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可以说，“诗缘情”由陆机正式提出，而经南朝诗论大家的 阐述，给诗歌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关于“情”与“志”的讨论其实，“情”与“志”并非如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 那样的完全的二元对立，“情”“志”皆从心，古人也多有 “情志一也”之类的话。二者在内涵的边界上具有极大的模 糊性，既可以互为对立面，又能统一于同一话语之中。这是 历来讨论差异巨大的重要原因。本文不打算对历来的讨论作 一陈清和梳理，而只想就“情”与“志”在两大原命题中的 实际所指作一点初浅的探索。虽然前贤达人多有妙解，小子 所为不过拾人牙慧，然亦自陈心得耳。

既然是要放到原命题中来考察其实际所指，那么联系两 大命题产生的社会背景也就在所不免了。“诗言志”和“诗 缘情”在典籍中的起源已如前述，但二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则 极不相同。“诗言志”似乎可以看作是春秋以来“赋诗断章” 以为外交辞令到汉儒解经这一系列诗歌运用行为的诗歌功 能观的理论总结，其间孔子论诗对于这种功能观的形成有着 巨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的经典之作《诗言志辨》从“献诗 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 “诗言志”的内涵作了非常精辟的阐释。诗在上古本是诗乐 一家的，人们随口吟诵，乐歌还是生活里的重要内容，而诵 诗和赋诗也是上层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汉书·艺文 志》中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 让之时，须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在 这里，朱自清先生指出这种外交方面的“称诗以谕其志”是“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而另一方面，上古有采诗 制度和陈诗观风的制度。朱自清先生认为当时人作诗（为献 诗而作）和赋诗都是为了“言志”，而非抒发一己的私意感 情，“因为是‘献诗’或赠诗，所以‘言志’不出乎讽与颂， 而讽比颂多。”[1]从教诗明志方面来看，通过诗歌以明读 诗人之志，诗可以用来修身、致知，如孔子所言兴观群怨、 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所有这些都无不是注重诗 歌的社会功用的体现，而少对诗歌抒写性灵的重视。但这并 非是说《诗经》的内容就在于外向的社会之“志”，这只是 就人们对《诗》的运用和理解而言，而事实上《诗经》的许 多作品（尤其是《国风》中的诗）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实是“缘 情”的。但那时代并没有“诗缘情”的自觉，朱自清先生认 为“乐工们保存它们却只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供 歌唱”，来为政教服务。

三、“诗”的主体对象及其所指 前面已说过了“诗言志”与“诗缘情”之产生的不同的 社会背景。“诗言志”与先秦的“赋诗断章”以为外交辞令 以及孔子论诗有莫大的关系，而“诗缘情”乃在礼乐崩坏、 社会动荡的汉末以后诞生。进一步考察这中间的差异，我们 便会明了这两大命题所暗含的主体对象是不同的。四、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上面的几点是把两个命题还原到它们的产生背景中所 作的分析，大致上明白了二者的不同。现在，我们再把二者 联系起来，看看“诗言志”的命题是怎样走到了“诗缘情” 得命题的。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5）. [2] 顾颉刚.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 辨》（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36～337. [3] 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