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

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

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与传统教化体系的逐 渐瓦解 “西学东渐”早在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时就已 拉开了序幕，并对中国士大夫产生了一定影响。徐光启不仅 从利玛窦那里知道了《几何原本》等西学精华，而且初步确 立了通过“中西会通”进而超胜西学的远大志向。但遗憾的 是，由于“夷夏大防”的作怪和“礼仪之争”的升级，致使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与学术交流被迫中断。直至100多年后 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及在随后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 保护下，西学开始以新的面貌得以又一次东渐，国人对西学 的认识也在实践中逐渐加深。

近代初期，国人对西学的认识还十分粗浅，更多还只是从宗教知识层面予以关注。据学者统计，从1843至1860年， 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6个沿海城市“共 出版西书434种，其中纯属宗教宣传品的有329种，占 75.8％；
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 的有105种，占24.2％。”[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中有识 之士始幡然醒悟，对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有了 更深一层的警觉，并直接促动了以“师夷长技”、“中体西 用”为旨趣、以自强图存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之兴起。不过， 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还只局限在“用”的层面，侧重于对西 方语言、器物文明尤其是军事科技知识的汲取，而畏惧其民 主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新知。这一点，我们在京师 同文馆的“八年课程”中看得十分清晰，除语言学习一以贯 之外，突出的就是以数、理、化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结构。

事实上，其他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模块也都大同小异。与新 式学堂的西学课程设置相呼应，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翻译出 版机构。其中，被时人一度赞誉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 ——江南制造局，其所翻译的西学书籍，“从内容上看，主 要是以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的为多。在前12年共翻译的156 部书中……综合科技方面的共114部，约占73％；
军事方面 的26部，约占17％，两者共占90％。”[2] 然而，洋务运动的推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 的落后状态，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起国人强烈的亡国 之惧和救国之情，迫使有识之士去重新审视西学的丰富内涵。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 开始从制度和思想层面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他们不仅把矛 头指向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思想，而且主动引进 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教制度和学术思想。康有为明确指出：
“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火，而在穷理劝学。”[3] 他不仅热衷于引进西方的文教、政治制度，而且在万木草堂 上大谈西学，开设泰西哲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运用 学、群学等。严复则形象地把“中体西用”讽刺为肆意割裂 社会有机体内在统一性的“牛体马用”，主张整体引进西学， 尤其注重引进西方的最新学术思想，其精心翻译的西方学术 名著包括《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群 学肆言》、《社会通诠》等，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出版，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其中所蕴含的“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念，成为当时爱国志士投身 社会实践的重要精神动力。维新派不只是通过办学、译述去 “穷理劝学”，还热衷于创办学会、报刊来阐扬和传播西学， 如梁启超在《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所发表的西 学译述，因其“笔端常带感情”，一时风靡海内外，颇为时 人关注。

事实上，“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与传统教化的逐渐 解构并非只是少数维新志士之功，还离不开传教士及其所创 办教会学校的推波助澜。诚然，传教士所主持的教会学校最 初并未受到国人的欢迎，特别是早期教会学校不仅规模小、程度低，前来就学的人数也很少。据学者统计，1860年以前， 基督教新教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六个 沿海城市所开设的各式学校有50所，学生仅1000余人。[4]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教士的努力，教会学校数和学生数都 在大幅度增长，“到1912年，全国基督教学校在校学生数达 138937人，天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约8万人。两类相加， 到1912年，中国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0万左右。”[5] 与洋务派从科技层面借用西学、维新派从政教层面汲 取西学不同，传教士在科技、政教乃至宗教信仰层面全面设 计了不同于儒家学术旨趣的新教化图式——以宗教信仰为 核心、以科技知识和近代文明为基础、适当涵容中国文化的 西式教化。这一点，我们从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即可明显 看出来。以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为例，其西学的十年 课程主要是由英文、算学、格致和圣道等四部分构成，该女 塾章程中还特别指出：“余等崇奉耶稣圣教，还以真理劝人， 故每日早晚与礼拜日，须敬拜造化天地之主宰，以及诵读圣 书等事。”[6]至于该校的中文课程，也不免严重西化，充 斥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乃至诋毁。薛正在《我所知道的 中西女中》中就指出：该校“在立案前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 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 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为美国老师教的。翻开这些史地课本， 触目的都是抽鸦片烟、缠小足、拖辫子、留长指甲、茅草棚、 乞丐等侮辱性的材料……”[7]又以福州华南女大附中为例，其四年的中学课程，主要包括英文、算术、科学(物理和化 学)、文学(含汉文)、历史(含中国历史)、圣经等。其中“圣 经”课程也是贯穿始终的。[8] 不可否认，传教士并没有完全忽略中国文化与历史知 识，有些传教士甚至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如早期的教会学 校——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晁德莅就亲自编撰《中国文化教 程》，并在课堂上开讲；
前述的华南女大附中也都讲述中国 历史；
但相比较于西学意义上的科学与宗教课程，显然大大 弱化了。对此，传教士并不讳言，狄考文就明确指出：“教 会学校的目的，我认为是要对学生进行智力的、道德的与宗 教的教育，不仅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使他们在信仰上帝后 能够成为上帝手中捍卫和促进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9] 在狄考文看来，要想征服异教徒，使民众归化基督上帝，首 先得转化旧式士大夫的儒家思想。他说：“接受儒家学说的 人，即以儒学那一套哲理作为他立身处世的思想。如果我们 要把这些人头脑中的儒家思想改变过来，我们就得培养一批 接受过基督教义和自然科学教育熏陶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 中国的旧式大夫阶层。”[10] 狄考文深信，这些受基督教化的中国新式士大夫阶层 能够自觉地引导民众，从而尽可能地使整个国家基督化。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极力主张“让虔诚而有力的布道气氛笼 罩着每一所学校”，强调“学校里的宗教影响是一件十分重 要的事情。有了这样的影响，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反之，没有它，学校不是弄得很糟糕，就是变成无用的东西。”[11] 不难看出，传教士在扩大“西学”社会影响的同时，也极大 地彰显了基督教化的辐射范围，激烈地争夺本属于儒家教化 的固有权力，使中国传统教化进一步走向瓦解。

不过，外因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儒家教化体系的最 终拔除离不开清末新政的内在变革。事实上，正是“由清末 新政所上演的兴学、学制建立乃至科举废除构成了层层相扣 的连环冲击波，共同摧毁了根深蒂固的儒家基层教化体系。” [12] 二、价值观念变革与传统教化思想批判的愈益激烈 制度的变革相对容易，思想的转化绝非一时之功。而 观念思想的变化，归根到底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而 变化。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近代的诸多防御性战争总 是以失败而告终，列强依据战后的不平等条约逐渐在中国划 分其势力范围，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日益蜕变成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依附于小农封建社会土壤的传统价值观念及 其教化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动摇。

与漫长的小农封建社会相适应，以儒家为核心的中 国主流价值观念之主要特征，表现在：价值导向上趋向禁欲 主义，价值重心上突出纲常伦理，价值基点上主张群体主义。

[13]虽然这一儒家主流价值观念在明中叶以后曾遭到以李 贽、顾炎武、陈确、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为代表的 早期启蒙教育家的严厉批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禁欲主义，注意到义与利的统一、理与欲的结合、群与己的调适；

但还不可能撼动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价值重心。然而，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与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变 化，儒家主流价值观念及其教化思想遭到更为严厉的批判与 反思。

近代最早对儒家主流价值观念提出异议的是龚自珍 和魏源。与高扬“大公无私”的儒家正统观念不同，龚自珍 认为，人有一定的私利追求是十分自然的，就如同天地、日 月各有其私一样自然：“天有闰月，以处赢缩之度，气盈朔 虚；
夏有凉风，东有煖日，天有私也；
地有畸零华离，为附 庸闲地，地有私也；
日月不照人床闼之内，日月有私也。” [14]与之相应，魏源也对后世儒者讳言功利提出直接批评， 他说：“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霸)之辨，遂以兵食归之 五伯，讳而不言。”[15]在他们看来，否定人的私心和功利 需求，必然扼杀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个体独立意识，并导致 社会统治机体的衰弱。有鉴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冲破儒家“重 义轻利”的固有传统和“穷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努 力把握时代发展契机，力求做到“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 实事”。[16] 伴随着“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不断成长， 一些维新志士逐渐挣脱了传统士大夫的思想束缚，主动吸收 西方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较早睁眼看世界 的先驱者薛福成就深谙正统儒家义利观的偏弊之处，主张引进西方工商兴利致富之术，声称“人人之私利既见，而通国 之公利寓焉”。[17]康有为饱览西学之后，认同了西方近代 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强调“去苦求乐”乃是人性的内在需求， 以为“若耳目百体，血气心知，天所先予……故欲者，天也。” [18]循此推演，“穷天理，灭人欲”的专制主义教育纲领， 便被巧妙地置换成“天欲而人理”。[19]梁启超针对中国传 统以“利己”为恶德的观念，力阐利己之德对社会进步和个 体自立的重要意义。他说：“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 己而立者也。对于禽兽而倡自贵知类之义，则利己而已，而 人类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赖是焉。对于他族而倡爱国保种之 义，则利己而已，而国民之所以能进步繁荣者赖是焉。故人 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 于无疑自立。”[20]而对西学深有感受和造诣的严复更是大 力提倡西方“开明自营”的合理功利主义思想，他说：“大 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 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 之后，则知非明道无以计功，非正谊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 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 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 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为不利耳。”[21]在这里， 传统价值观念中义利对立的思想被消解了，代之以肯定合理 利己基础上的新义利统一观。

与价值观念变革相呼应，传统教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也遭到愈来愈猛烈的批判和质疑。作为传统教化思想的内核， “三纲五常”经过汉代董仲舒、宋代朱熹反复论证之后，被 上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宇宙本体；
然而，这 一“天经地义”的传统教化思想却因为西学的强烈冲击而遭 到质疑。康有为就指斥，“三纲”之说不合“几何公理”。

他说：“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至于今日，臣 下跪服畏威尔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 抑之极也，此恐非义理之至也。”[22]梁启超则直言“三纲” 与“自由”的冲突，他说：“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 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入之自由为界’是矣……要之，言 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 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23]严复 进而从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来审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 义的礼教流弊，指出：“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

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教治天下而首尊亲。尊 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 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24]而维新派中 的激进人士谭嗣同更尖刻地批判“三纲五常”对人性的压迫 和对社会的控制，不仅使人与人之间“名势相制”、“否塞 不通”，更使人走向虚伪和异化。他说：“君臣之祸亟，而 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则三纲之名之 为害矣。”[25]职是之故，他进而断言：“二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皆大盗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
惟乡愿工媚大盗。”[26] 与维新人士不同，革命派在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的同 时，对传统儒家教化思想也进行了更加激烈而深刻的批判， 并把矛头直指专制帝制及其背后的儒家教化理论基础。革命 派从“道德革命”的立场猛烈抨击儒家纲常名教为“伪道德”， 称：“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 等之强权也。”[27]早在汉代，就有民间歌谣讥讽社会上的 伪善之风：“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 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8]科举制度之后，儒家思想 更加直接地与权力资本结盟，其普世化同时也愈益工具化、 功利化和虚伪化，章太炎批评道：“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 卓厉者必绝无，而冒没奔者皆是。俗谚云‘书中自有千钟粟’， 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 也。”[29]因此，要推翻二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则不能不批 判附着在帝制之上的儒家思想观念与教化系统。

革命派明确指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 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 [30]在他们看来，君权必须让位于民权，声称：“忠于一人 不忠于一国不得谓之忠”。[31]极力主张要引进以“自由”、 “平等”、“博爱”为旨趣的新教化意识——公民道德。蔡 元培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表示标揭 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也。”[32] 而孙中山更是把“自由、平等、博爱”比作其“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视之为终生奋斗的革命纲领。他说：“用 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 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

平等和我们的民权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 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 权是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 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遍译成 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 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 博爱。”[33] 概言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价值观念 的深层变革和国人对传统道德教化批判意识的日益增强，以 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化思想的式微已不可避免。虽然民国之 后的帝制复辟曾一度盲目尊孔，儒学教化再次受到推崇；
但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狂飙，对儒学伦理教化思想进 行更为激烈的批判，从观念心理层面予以彻底的否定，并极 力引进一种以科学、民主、个性独立、人性关怀为旨趣的新 教化理念——现代性教化。诚然，“儒学教化”不可能因为 被彻底否定而完全湮灭，其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等人 都一再卫护和重建儒学传统；
但均无力回天，其日益衰弱的 近代命运实难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