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美国总统的权力 剖析战后美国总统和基础教育的创新

剖析战后美国总统和基础教育的创新

60年代末期,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主义陷入了窘境,经 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现象同时并存。尼克松政府实行紧缩性财 政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并继续执行约翰 逊提出的资助穷人的计划。1974年,美国经济再次陷入滞胀 困境。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福特饱尝了收拾政府残局的 艰辛: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越战带来的 创伤,大规模的内阁改组,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机以及日趋紧 张的冷战[6]。福特并不热衷于教育,但他将联邦资助作为了 美国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尽管教育不是一个主要的政策议 题,卡特还是支持教育,他扩展了约翰逊的联邦资助计划,并 于1980年正式重建了教育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严 重滞胀显示了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加上能源危 机的冲击,国力下降,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随着国家综合国力消弱和国际地位的岌岌可危,里根提出了“新联邦主义” 计划,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减少联邦政府的干预和管制。里根 反对联邦资助行为,支持私立学校的开办,并于1983年颁布 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面对失业大 军的日益增长,乔治•布什决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 教育制度和教育环境是美国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乔治•布 什政府于1989年举行了教育高峰会谈,确立了国家教育目 标,1991年,颁布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克林顿制定了 全球发展战略,注重振兴国民经济。由于加强了联邦政府的 宏观调控,美国经济呈现了复苏的势头,联邦财政赤字下降, 失业率开始降低,在航空、电脑等尖端科技领域中开始建成 全美信息网络。教育计划是克林顿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成为了克林顿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 目标,1994年,颁布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逐渐走向衰落,经济 危机也带来了失业、收入差距、通货膨胀、贸易逆差等经济 问题,美国经济在21世纪面临着特定的威胁与挑战。少数民 族人口继续增长,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将继续存在,美国人 口规模、种族差异以及个体差异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挑战。美 国基础教育必须应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只 有为儿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培养高质量的责任公民,才能 抢占世界发展中的高地。2002年,乔治•沃克•布什政府颁 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宣布美国走上了新的改革之路。从2007年开始,美国经济衰退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美 国的金融系统濒临崩溃,政府负债累累,美国出现有史以来 的第二次经济大衰退。为了给儿童提供具有竞争性的优质教 育,奥巴马出台了“竞争卓越”教育计划,2010年,颁布了《改 善中小学教育蓝皮书》。

二、教育公平是美国总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基础教育改革目标引领着美国基础教育的方向。美国总 统们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阅历,但他们都重视基础教 育改革,将公平作为了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提出了一些公 平的理念。战后几十年间,美国各位总统为促进基础教育机 会平等而奋斗,他们对教育作用和教育权利进行了直接阐释, 表达了对教育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运用。杜鲁门认为,教育 是民主权利的基础,民主信条将教育作为美国人天生的权利, 和别人拥有相同的机会将成为美国人的天然能力[5]。肯尼 迪认为教育程度植根于一系列的基本条件,首要条件就是一 种通过投资教育而增强国力的需要[5]。GeorgeReedy回忆道, 约翰逊被教育所困扰,“在他的思想里没有什么能比教育更 常出现,他试图确保美国儿童都能拥有他应该接受的教育” [5]。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中,教育占据了重要的位 置,他宣称:“我们有机会不仅向一个富裕的社会流动,而且 也向一个大社会流动。我要提出构建大社会的三个领域―― ―在城市,在乡村,在教室。它们是大社会的三个中心问题” [5]。尼克松在1970年向国会发表信息时指出:“对于我们大多数公民来说,美国教育制度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但对于 穷人来说,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5]。福特坚持了约翰逊 总统的关于资助穷人教育的计划,要求政府将经费用于残疾 人和那些被剥夺受教育权的群体层面[5]。卡特在回忆录中 写道:“作为一个最强烈的信念,每一个学术上合格的学生都 应该拥有上大学的机会。”[5]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总统 积极参与基础教育改革,不仅扩大儿童的受教育机会,而且 开始重视教育质量,教育机会平等和教育优异成为教育公平 的双重目标。在《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发布以前,里根总统在重大的公共演讲中对教育只是一带而 过。随着教育部报告的出台,教育优异改革运动在官方层面 开始展开。教育改革成为国家级的政治议题,里根认为这是 个好主意,他鼓吹优异改革的优点[5]。同时,里根支持私立 学校的开办,扩大教育选择的机会。乔治•布什在向国会发 布信息中专门提出了推进教育优异改革运动的倡议。他宣 布:“改进美国教育是最富有竞争性的计划之一。我们必须 鼓励优异,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校。我们必须给予家长、 学生和校长选择的权利。在教育方面,我们不能容忍平庸。” [5]21世纪,美国总统继续推进基础教育改革。享受优质教育 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不仅深化了公平内涵,而且提升了公平 的社会价值。乔治•沃克•布什指出:“繁荣的目的是使美 国梦触动每一个渴望的心灵,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孩 子落伍。”针对那些处于劣势儿童,他指出:“有些人说,对劣势儿童执行严格的标准是不公平的。我认为要求太低才是 一种歧视―――是把期望值降低的软性偏执。”[7]奥巴马 说:“为所有儿童提供优质教育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是重要 的,美国经济的竞争和美国梦想的实现取决于每一个儿童所 接受的教育。”[8]2010年,奥巴马表示,若美国儿童不能受 到优质教育,则会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9]。公平是 美国总统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同时更是一种理想。在 美国总统的教育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制定 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为加强美国基础教育的平等性、进而提 高其质量提供了切实而充分的制度保障,使美国基础教育得 以沿着平等、优异的轨迹稳步发展。

三、美国总统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努力与主要成就 (一)参与教育民权运动 种族歧视与隔离制度渗透在美国黑人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教育也是民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总统亲自干 预民权运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措施。艾森豪威尔政府时 期,学校成了民权运动的舞台,尤其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教 育的隔离、争取种族教育平等的运动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如,“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法院的宣判而结束了案件的 审理工作,此事件可以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第一阶段。民权 受到了联邦政府的关注,教育被定位于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 目标[5]。又如,“小石城学校事件”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的直接干预。为了确保法院判决的有效性,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联邦军队进驻此地,确保学生顺利注册入学[10]。“梅 雷迪思事件”、“伯明翰黑人示威事件”等促使肯尼迪总统 不得不改变行政战略而诉诸新的民权立法,1963年的《民权 法案》激励着民权运动的继续展开。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施政纲领扩展了反贫困计划,促进了民权立法。

(二)制定教育发展计划 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保证基础教育的 公平,美国总统们制定了基础教育发展计划。教育计划规划 了基础教育发展和行动的方向,并设计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 办法。肯尼迪的教育发展计划分为三个层面:提高教师薪金;
从事学校建设;为上大学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有位评论 员认为,到目前为止,肯尼迪的教育计划是所有总统所提交 的最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5]。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 扩大了政府对教育领域的干预。里根的“新联邦主义”教育 计划降低了联邦资助标准,将责任和权力分配给州和地方政 府,开办私立学校以及“择校”等思路,开启了教育市场化的 路径。乔治•沃克•布什认为联邦政府能帮助州和地方学区 为所有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但要求各州在提高学生学术成 就的过程中要对联邦政府负责。奥巴马总统出台了“竞争卓 越”教育计划,为儿童提供世界一流的学术标准和课程,为他 们上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准备。他支持扩大高质量的特许学校, 要求各州取消对成功的特许学校的限制,为所有的特许学校 提出严格的责任标准[8]。(三)教育立法 教育立法使美国总统的部分教育计划合法化,也是美国 总统进行教育改革的法律保障。美国成文法的立法程序采用 的是平权两院制,从议案到法律需要通过两院的一致同意并 经总统签署才能完成[11]。美国国会是立法机关,能对国家 社会政治生活表达态度,法案的审议过程受制于议员们的声 音。国会对基础教育改革的作用在于立法层面。国会两院要 经过审查、辩论、表决等环节进行法案的审议,这个过程能 够决定教育立法的速度、方向、策略等方面。美国总统必须 要面对议员们的政治意愿和决策视野,为了获得他们的理解、 认可和接纳,总统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如,在《初等和中等 教育法》获得国会通过的过程中,约翰逊的聪明机智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WilburCohen认为:“当约翰逊想通过法案的时 候,他会采取一切策略,策略就包括眼泪、幽默、模仿或联合。

解决办法还包括一些柔和的途径,如,他邀请有关的国会成 员到白宫看瓢虫,亲自陪同并和他共进午餐。又如,在海滨胜 地,他和国会成员的家人一起度假。更有戏剧性的是他甚至 给国会成员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们自己的丈夫不肯帮忙 [5]。约翰逊还专门撰写了有关报告,该报告言简意赅,振振 有词,用确切的数据和事实论述了基础教育成就、不足、教 育目标和教育作用。后来,约翰逊政府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通过了该法案。在国会对《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审 议过程中,整个议案被参议院击败的威胁依然存在,因为共和党拥有足够的选票来阻碍任何不理想的立法。为了防止 2000年目标法案出现意外,克林顿总统亲自写信给Ford主席 [12],郑重表达政府及总统的看法。

接受社会监督也是美国教育立法的重要原则,美国总统 必须要考虑并照顾社会各界的声音。如,关于《国防教育法》 的经费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争议。美国国家教育协会领导人积 极维护学校利益,要求经费必须由地方学校来支配。但科学 家和其他官员们却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政府对公立学校 的援助。批评家们要求联邦政府详述条目,确保资金的使用, 这些内容被写进了《国防教育法》中[4]。在行政运作中,艾 森豪威尔能够巧妙地避开社会的争论而使自己居于争论的 高端,最终促成《国防教育法》的通过。美国总统通过努力 而推进了教育立法过程,教育法案的出台不仅对基础教育改 革提出了改革方向,而且明确了教育责任的分担,为基础教 育改革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国防教育法》将教育地位上升到了国防的位置,促使 联邦政府通过资助手段形成了对地方教育控制的局面。《初 等和中等教育法》的政策声明为:联邦的政策是向那些服务 于低收入家庭儿童集中的区域的教育机关提供财政援助,以 满足教育上处境不利儿童之特殊教育需要,扩展和改进它们 的教育方案[13]。《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是达到教育优异 目标、实现国家教育目标的一项全国性战略。它尊重地方管 理,依靠地方积极性,并提出了明确的职责和数量、质量标准,使战略实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方向性。《2000年目标: 美国教育法》是州和联邦教育政策的转折点。教育重心从教 育输入转向了教育输出,从程序责任转向了教育责任。平等 被重新界定为保障所有学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提供 辅助性的或补偿性的服务[10]。《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确 保所有儿童公平、高质量的学习机会,提高儿童的学业成就, 缩小儿童学业差距。同时,扩大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和 范围。

《改善中小学教育蓝皮书》旨在使美国的初等和中等教 育更为全面、灵活,弱化了对不合格学校的惩罚而突出对学 校的奖励[14]。每一项教育法案都是历届政府及总统在思想、 观点等资源积累基础上的继承、修正与创新,反映了政府对 于教育平等、教育质量和卓越理想的追求。如,《不让一个 孩子掉队法》是对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修订,将 21世纪的教育计划建立在“伟大社会”和反贫困的基础上, 也是对《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 法》的继续[15]。从相关政策的宏观目标指向来看,尽管这 些教育政策法规在内容和具体条文方面互有差异,但其最终 目的或者强调促进基础教育的平等发展,或者强调提高基础 教育整体水平和质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充分体现了联邦 政府对基础教育平等和优异发展的坚定立场,而这种被长期 延续的决策理念在实践中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的 健康发展。(四)教育成为总统竞选的主题 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生活和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从殖 民地时期开始,选举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安排。美国的 总统选举也遵循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并最早形成了间接选 举的总统选举制度。在总统选举筹备阶段,政党提出本党参 加竞选的候选人,制定本党的竞选纲领,向选民宣传候选人 的政见和施政方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成为了总统 竞选的核心内容。无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还是在两党 候选人之间,教育都成为了总统竞选的主题,甚至决定了竞 选结果。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民主党的7位候选人和共和 党的6位候选人都强调了教育的作用[5]。共和党内部的竞选 主题均围绕教育优异改革运动、提高师生标准、教育券计划 等问题,回应了里根政府的教育计划。民主党内部依然强调 原来的教育机会平等主题、教师工资、学生资助等。两党候 选人都将教育作为了竞选主题,在教育的范围和深度方面进 行了拓展,从教育优异改革到原有的教育机会平等,教育问 题作为国家问题而进入了总统竞选层面。当1992年的总统大 选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克林顿承诺在他的任期内,他要给国 会和美国人民提出一揽子真正的教育改革方案[12]。在2000 年选举中,由于乔治•沃克•布什在担任州长时提高了测验 成绩,他在教育改革方面获得了声誉。而民主党候选人在竞 选中却没有教育方面的成就,所以共和党人剥夺了民主党的 教育话语权[10]。奥巴马在竞选总统过程中,曾于2007年11月20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发表教育演说,做出为美 国儿童提供相同教育机会的教育承诺。此次教育演说为他的 总统竞选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构成了其教育计划的雏形。教 育竞选标志着总统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政治功能的发挥,新 任总统在今后的工作日程中必然要按照预先的思路设计和 规划来兑现自己的承诺,教育竞选从而将基础教育改革推向 了高潮。如,总统选举结束以后,对于乔治•布什来说,择校 计划是新的教育万灵药和教育中唯一的极其有希望的想法。

他强调择校计划要帮助穷人,由于穷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不能在公立中学上学,扩大公立学校的选择是一项国家使命 [5]。1992年的大选将教育职责写入了政治日程,正如里根时 期的教育部长贝尔所说:“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的竞选中 用布什政府的不够壮观的教育业绩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并 承诺要成为一位更加富有成效的‘教育总统’。这在美国历 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优先的国家 问题,而且也成为了州和地方的职责”[10]。在2008年的总 统竞选中,尽管奥巴马在此次竞选中没有对优质教育进行大 肆承诺,而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却恰恰成为了他今后大力推进 教育改革的目标。当其他候选人对教育问题没有进行实质性 的争论,奥巴马在竞选中由于教育建议的宽宏、详细和有理 想而脱颖而出。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将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 继续引领美国基础教育改革。

三、美国总统在基础教育改革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一)美国总统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个体局限性 美国总统在基础教育改革中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 能动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所具备的社会背景、知识素 养、气质性格等个体特征都渗透到了教育改革和行政决策过 程,但有时会对基础教育改革产生消极的影响。思想保守影 响了一些总统的决策思路和改革进程。艾森豪威尔在社会福 利问题上希望州与地方政府、甚至私人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他在政策上又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新政以来的社会福利 改良虽得以继续,但进展缓慢。如果把卫生、教育、住宅和 萧条地区等方面的联邦民用开支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社 会福利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1939年的7.4%,下降 到1960年的6%[3]。在“苏联卫星事件”以前,艾森豪威尔曾 试图避开联邦资助原则,并对教育很少的关心。尼克松是一 位教育保守主义者,未能提出大胆的教育计划。里根的保守 主义思想受到了保守派思想的影响。如,保守派中的新右派 主张完全消除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取消教育部,降低民 权标准。尽管里根的行为并不代表个人,但他起初接纳新右 派的思想[10],反对正在增长的联邦资助行为,他想撤消教 育部并极大地减少联邦教育资助。个性心理特征影响了决策 进程、政策内容以及实施效果。关于肯尼迪所提交的联邦资 助教育法案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和国会之间的关系。肯 尼迪既没有说服国会的气质,也没有约翰逊所拥有的融入国 会内部的性格[5]。约翰逊的新闻秘书评论说约翰逊不能够遵循知识分子的守则,这种个性特征加上他对越南战争的成 见,致使他和学术界的关系不和[5]。克林顿具备坚韧的个性、 乐观的精神和出色的社交能力,高昂的斗志促使他在竞选中 高扬“变革”的大旗。在各种竞选场合中,他都大力宣扬以 新思想、新政策、新办法去取代旧思想、旧政策和老办法, 以恢复美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16]。上任总统后,他提出 了过于乐观的、不可操纵的教育目标。

(二)政党政治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 政党政治是政党根据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见主张而开 展的政治活动,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总统 是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权力的实施者,同时他们也是美国政党 的代表。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卡特、克林顿、奥巴马 属于民主党,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里根、乔治•布 什、乔治•沃克•布什属于共和党。美国政党通过操纵选举, 占据了政府首脑职位,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以政府名义,根据 本党的意志对国家进行管理与统治。美国政党政治对基础教 育改革的方向、策略、措施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也被卷入了美国政党的纷争中。美国民主 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共同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命运。但两 党代表了美国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派系的利益,自然拥有自己 的政治视角和利益诉求方式。总统竞选以教育来增加自己的 政治资本,将教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如,当总统竞选进入正 式阶段,当克林顿准备向乔治•布什的教育业绩发起挑战并击垮他的私立学校教育券计划时,布什注意到了他和克林顿 在教育中的不同态度。他贬低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教育业绩, 提醒民众该州的高中毕业率位居全国第48名[12]。教育成为 了总统竞选的主题,但在竞选中,党派分歧通过贬低彼此的 教育业绩而宣传本党的政策主张,导致教育成为了“把柄”, 从而扭曲了教育竞选的意义。教育竞选没有实现总统的教育 承诺,如,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生成绩取得了有限的进 步,国家教育目标到2000年也没有达到[12]。

政党政治被权力所异化,蜕变为一种权力政治,就会成 为政治权力的奴隶。作为一个社会人,美国政党总统无法挣 脱客观的社会网络,政党政治使基础教育改革具有了阶级性 和自利性。在对待种族关系问题上,共和党政府表现了态度 暧昧的态势。1954年,最高法院就布朗案作出历史性判决后, 艾森豪威尔虽要求哥伦比亚特区在取消公立学校种族隔离 上作出表率,但他后来甚至在私下埋怨自己不该任命厄尔• 沃伦为最高首席法官。艾森豪威尔动用联邦军队的初衷,并 不在于取消隔离,而在于维护法律和美国政府的信誉[3]。联 邦资助是肯尼迪总统生前的一项未完成的任务,这项任务留 给了约翰逊政府。作为精明的国会政治家,他继任总统以后 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以他为代表的南部权势集团和东部权势 集团的联系,争取东部自由派的支持,使自己成为美国垄断 资产阶级的总代表[3]。1985年是里根总统的选举年,而此年 的教育财政预算高于以前,此后的教育财政预算却又继续下降,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偶然。美国两派政党从自己的视域 出发,制定符合本阶级立场、利益和需要的政治纲领,提出了 执掌政权和治理国家的口号与方案,通过控制国家行政职权 来表达本阶级或阶层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如,美国民主党强 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而共和党强调自由放 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在联邦教育资助方面,民主党肯尼迪 重新沿用了以前的联邦资助法案条文,建议政府要援助学校 建设和提高教师薪金。尽管联邦政府在资助教育方面没有起 过太大的作用,但自从约翰逊以来的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 影响力已达到了高峰。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职务的看法 与罗斯福、杜鲁门不同,政府在国内事务上的作用是确保公 平,而不是直接指导全国的经济生活[3]。奥巴马总统在2010 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 调是游戏规则。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 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1] 政党分歧已经影响了政府的行政决策方向,致使教育政策法 规产生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国家战略决策效果的 验证。更重要的是,政党分歧还引起了公众对政府策略的质 疑。以美国政党主持的联邦政府一旦失去了群众基础,美国 基础教育改革必定受阻。

(三)社会问题制约了美国总统基础教育改革的理想 战后美国的教育事业从总趋势来看是处于大发展之中, 但也存在着问题和危机,这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科技革命、国家干预乃至全球战略,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3]。

社会发展既能为教育提供发展环境,也能为教育带来一定的 社会制约因素。拉斯基在《美国总统》一书中指出:“强有 力的总统的出现,往往与美国遭遇危机的时间巧合,这是值 得注意的。”[2]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问题方面 都遭遇不同时段的危机,面对世界的变幻纷纭,美国总统积 极应对多方变故。基础教育改革是美国总统进行社会改革的 一个缩影,由于教育问题的社会关联性和公众对教育利益的 不同追求,基础教育改革并没有达到预定的公平目标,许多 教育问题继续延续和蔓延。美国总统的教育改革理想受到了 制约,不同的强有力的总统却受到了相同的、强有力的质疑 和抨击。由于杜鲁门的教育计划没有包括教区学校,自然会 受到罗马天主教徒的反对。当时南部的民主党议员害怕取消 种族隔离的条件,他们的抵制也阻碍了杜鲁门的教育计划的 实施。由于国会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对抗,在联邦政府对教育 的援助方面,杜鲁门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失败。后来,由于朝鲜 战争的失利,加上国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和飞速的征兵行 为,美国国内民怨沸腾,杜鲁门成了被喝倒彩的美国总统。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走向衰落,原因在于经济和 政治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由于越南战争的升级以及浩 大的军费开支,加上后来的通货膨胀以及国会对政府预算的 削减,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在经济基础方面受到了削 减。在政治方面,青年学生、新左派和黑人群体都对越南战争持有反对意见。越战还使国会和政府内部出现严重分歧, 导致约翰逊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最后在1968年放弃了竞选连 任的企图。“伟大社会”和它的旗手一样,在政治上失去了 昔日的光彩,终于从鼎盛走向衰落[3]。尼克松、福特总统都 未能成功地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失业,降低联邦赤字,降低外 贸的不平衡性。通货膨胀也严重地影响了学校,同时伴随着 教育成本的盘旋上升,学校收入却在下降。1971年,中小学公 立学校学生的注册率是二战后的第一次降低。贫困学区的家 长、公民团体、教师和行政人员等组织团体再次给州立法机 关施加压力,要求各州增加教育经费,修正收入不平等带来 的校际之间的不平等[10]。当时黑人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提 升,但远未实现真正的平等。城市中心黑人区的状况并未改 观;1969―1973年间,黑人收入的增长基本停滞;全国事实上 的种族隔离,依然存在[3]。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教育改革 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学校教育质量的下降。随着对高标准与富 有活力课程的关注,加上80年代对测验的重视,学生们在学 习行为方面却表现不佳,部分学生在某些方面表现更差。按 照《国家处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要求标准,教 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改进[15]。公众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热情逐 渐减退,学校改革的努力激起了全国性的争论。公众强烈认 同学校中的大多数学生仅实现了他们的一部分潜能[18]。美 国公众没有将乔治•布什作为教育总统,《纽约时报》的调 查显示:60%的美国公众认为布什对于教育只是说说而已[5]。《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使教育公平由机会层面转到了 质量和机会并重层面,但是,各州并没有保证所有的学校或 学生得以提高。由于种族、社会地位、英语程度和残疾情况, 学校实际上并不能在测验分数上体现出全部改进[10]。许多 教育专家认为该法案实际上正在伤害美国的公共教育。许多 教师和教育者反对标准化测验,其他人对联邦控制非常反感 [15]。2003年,公众当前的关注点指向了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的尝试,特别是那些少数种族及其他非白人群体的学生,他 们历来都无法完全获得未来成功所需要的优质教育。这些学 生在校的成就差异已经演化为众所周知的“学业差距”,弥 合这种差距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18]。教育差距的拉大 再次导致了教育隔离,再次隔离是经济因素导致的教育隔离, 而不是种族隔离。乔治•沃克•布什的总统生涯充满坎坷和 挫败,除了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政府暴露出了无能为力的 现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使美国长期深陷战争泥沼;华尔 街金融危机又导致美国乃至全球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 重的经济危机……白宫的内政外交政策因而备受外界批评 质疑。一些民意调查甚至显示,这位备受争议的总统位居美 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行列[19]。

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美国总统难以同时扮演“国家 总统”和“一党之首”双重社会角色,难以满足全社会的利 益诉求。总统要成为教育总统,必须要承担更大的教育责任。

面对公众过高的期望,奥巴马也感到了改革的艰难,奥巴马政府的施政之路将会存在很多制约和变数。美国政党必须要 打破派别界限或成见,看到数字化时代对熟练劳动力的重要 性。政府要放眼世界,刺激经济,转变低迷的经济状况和严峻 的就业形势。政党政府要将决策重心从本党位置下移到民生 位置,两党在国家事务方面必须寻找合作的契合点。发展经 济和跨党派合作将是今后推动社会改革的唯一途径,美国总 统与基础教育改革的关系将载入美国未来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