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文学_刍议文学的性别

刍议文学的性别

摘 要：
文学；
二元论；
性别 一、文学有性别吗？ 人有男女之别，动物有雌雄之分，文学有性别吗？ 首先，如果我们从二元对立思维出发，答案有两个：文 学有性别，文学没有性别。这个答案对吗？如果还从二元对 立思维出发，这个答案要么对，要么不对。这样下去，关于 这个问题的所有答案将陷入一个永无止境的“非此即彼”的 二难推理中，而陷入这个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思维的二元对 立模式。

二元论是人类基于现象观察而普遍存在的一种思维模 式，东西方哲学均有体现，但近代学者普遍认为二元论是西 方传统思维的特色，真/假，善/恶，美/丑，天国/地狱，上 帝/撒旦等二元对立思维一直支持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特点， 这种观念直到20世纪才逐渐被打破。20世纪解构主义理论家 德里达敏锐地意识到，二元对立和一元中心归根结底是对他者和他性的畏惧、压制和放逐，因此必须反抗二元对立思维。

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启发，女性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核 心内容是反对男权中心对女性身份的塑造。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想，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 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大约出现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 代，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主，其妇女运动以中产阶级妇女 为核心，主要政治目标是争取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受教育 与就业的权利和机会。在1920年选举权修正案通过之后，妇 女运动进入了一段长时期的沉寂，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达至 比较活跃的高潮。第二次浪潮中最早参加者主要是白色人种 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从历史学、心理学、 文学、社会学、神学等各个领域对传统学科的主题与结构进 行解构，尝试提出女性主义中心与原则的理论与概念。从思 想流派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有激进的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的女性主义三大派别。第三浪潮 女性主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主要有后现代和 后结构女性主义、多文化和全球化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后女性主义等，它们观点和主张差异很大甚至相互排斥。总 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理论最突出的特点从 追求男女平等转向强调妇女之间的差异。

还回到开篇的问题。要回答文学是否有性别，还要能清 楚这里的性别是什么样的性别。根据性别理论，一个人具有 三种性别：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行为上的性别。将男女染色体、激素、内外生殖器等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视为 生理的性别——sex；
将男女的社会分工、男女角色、气质、 能力、性格以及身份、地位等后天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男女社 会规范视为社会的性别——gender；
而视性意识、性取向、 性行动等为性行为上的性别——sexuality。人们普遍认 为：生物性别上的差异决定着社会性别和性行为上的差异。

无论那一种性别，本质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世界千差万 别的体现。但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性别的差异具有等级 之分，从而性别差异就成了等级差异、权力差异，反之，等 级差异、权力差异表现为鲜明的性别特征。举一个例子，假 如一群男士正在自由闲谈某个话题，这时，进来一个职位或 等级很高或权利很大的人，不论此人是男人或女人，其他男 士马上静默的如同一个妇女。再举个例子，在中国古代社会 的大家族中，无论妻妾如何勾心斗角，正房太太的地位永远 不可动摇，她威严的位于其他妻妾之上，俨然一个男人对女 人们的统辖。无怪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这样写道：“怎 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 来，比男人更可杀了！正是出于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的认 识，贾宝玉才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 人个个是坏的。”（《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女性主义并不反对性别差异，实际上，女性主义不但不 反对男女有别，而且为了打破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还尤其 强调女性的性别特征，如法国女性主义者提倡女性写作，大胆表达女性的感受，中国作家陈染、林白也较多表现女性独 特的经验如初潮、月经、孕育等。女性主义反对的是性别歧 视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等级制度。从这个意义而言，女性主 义不但是价值观，更是方法论，是思考问题的一种策略。因 此，一位女性不一定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一个男性反对性 别歧视、等级差异，具有性别平等的观念，那他应该是一个 地道的女性主义者。

二、文学有性别 英国当代女作家詹尼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在小说《守望灯塔》中主要讲述了一个叫做巴比·达克的男 性的故事。牧师巴比·达克原本爱着一个漂亮性感的红发女 郎莫莉，却因为多疑最终抛弃了莫莉，和一个不爱的女人结 婚，婚后对妻子冷淡，并经常把妻子打得鼻青脸肿。多年后， 巴比·达克在伦敦邂逅莫莉和他们瞎眼的女儿，从此以后， 他每年有两个月改名和莫莉母女生活在一起，其他时间和自 己的妻子、儿子生活在一起。莫莉不堪忍受这种双重生活， 请求一起去法国生活，但巴比·达克拒绝了。莫莉再一次离 开了，达克悔恨交加，最终投海自尽。小说中，巴比·达克 的爱情悲剧由两个讲述人完成，一部分是身为男性的普尤直 接向女主人公银儿和读者讲述的，一部分是银儿对普尤所讲 故事的复述以及结合达克的日记和书信按照自己的理解对 普尤没有讲完的故事的补述。在普尤的叙述声音下，巴比· 达克是一个英雄，“一表人才”，但毁于一个女人——莫莉，因为“巴比·达克的秘密就是一个女人”[1]。但在作为女 性的银儿看来，达克毁灭于自身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深爱着 情人莫莉，另一方面又怀疑莫莉的不贞；
因怀疑而抛弃情人 另娶妻子，因爱情又背叛妻子在多年后与邂逅的情人同居， 过着双重生活。银儿认为，造成达克双重性格和双重生活的 根本原因是巴比·达克内心深处潜藏的父权制思想。当巴比 ·达克第一次和莫莉做爱后，巴比惊讶于莫莉在性事上的娴 熟。在传统的父权制思想中，男性必定处于主动、引导者地 位，女性必定处于被动、被引导者的地位，一旦二者的位置 发生颠倒则被认为不合常规。所以，达克无法接受在性事上 处于被动、被引导者地位，由此怀疑莫莉的忠贞。多年后， 达克和莫莉邂逅，达克不但得知那个他认为是她情人的男人 是她的哥哥，而且确认了莫莉的瞎眼女儿正是自己的孩子。

银儿试图以女人的视角从莫莉的立场审视达克的爱情悲剧， 于是发现了一个与普尤的阐释截然不同的结论：父权思想使 达克自取灭亡。

在不同性别的叙述主体下，文学的性别就这样被建构了。

既然文学是有性别的，因此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不 真实、不可靠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发现，男性笔下的女性形 象有两种基本类型：天使和妖女。前者如但丁笔下的贝雅特 丽齐、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鲍西娅、奥菲利亚等，这些 天使型女性实际上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后者如斯宾塞笔下 半人半蛇的Errour、莎士比亚笔下的塔摩拉女王、麦克白夫人等，这些形象则表达了他们的厌女心理。如莎士比亚笔下 的麦克白夫人在在密谋篡夺王位的过程中，不仅成为丈夫的 同谋和帮凶，而且比丈夫更为镇定、恶毒和冷酷。她挑逗、 怂恿丈夫说：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 乳汁的子女；
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他的 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他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 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麦克白》第一幕第 七场） 这是一个多么狠毒可怕的女人！ 既然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不真实、不可靠的，女性 主义者提出，从女性自己的经验出发，进行女性视角的写作， 表达女性自己最真实的声音。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 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女性视角出发，重写叙述 了《奥德赛》中有关佩涅洛佩的故事。在《佩涅洛佩记》中， 阿特伍德将故事的讲述权交给佩涅洛佩和12个被绞死的女 仆，展示了佩涅洛佩复杂的心理世界。

“小红帽”、“狼外婆”的故事在世界各国都有流传， 结尾稍有不同。我国“狼外婆”的结尾是：在狼正要吞吃小 姑娘的紧急关头，小姑娘急中生智，骗过了狼，引来了猎人， 狼被杀。19世纪德国《格林童话》中外婆和小姑娘先后被吞 食后，猎人发现了，断定狼腹鼓鼓定是吃了人，就用一把剪 刀把狼腹刨开，就出祖孙二人，狼被杀。17世纪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童话《小红斗篷》中，“狼外婆”邀小姑娘上床 共寝，小姑娘上当受骗，结果也被狼吃掉。佩罗在故事的结 尾还附加了“教训”：
小孩子，尤其是长得漂亮、教养也好的女士，千万别去 同陌生人搭讪。如果她们傻头傻脑地同陌生人搭话，贪狼的 狼会连同她们身上漂亮的红斗篷一起把她们吞进肚去。

听着，世上有真狼，身上长满了毛，牙齿很大。可还有 一种狼，他们看上去很漂亮，性情温和，彬彬有礼，他们在 街头追逐年轻的姑娘，向她们献殷勤。

不幸的是，这些花言巧语、皮肤光滑的狼却正是最危险 的动物。[2] 英国当代女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根据佩罗的《小红斗 篷》重新改写了“小红帽”的故事，写出了《与狼为伴》。

《与狼为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用哥特式小说的笔法 渲染了狼的凶残和有关狼人的恐怖传说，第二部分对应“小 红斗篷”的故事，写小姑娘主动要求去看外婆，在树林里碰 见的不是凶残的狼，而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猎人，一个化妆成 猎人的狼人。他的彬彬有礼迷惑了小姑娘“在村野的乡下佬 中她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于是，他俩在午后煦丽 的阳光下结伴而行”[3]。在说笑间，小姑娘把藏有刀子的 篮子交给了猎人，猎人邀请小姑娘穿过森林抄近路，她拒绝 了。于是猎人又提出，两人打个赌，看谁先到外婆家，赌注 是一个吻。小姑娘答应了。猎人钻进森林后，“她却不急着赶路，而是一路游荡，为的是让那年轻漂亮的男人能够赢得 他的赌注——一个吻”[4]。猎人先到了外婆家吃掉了外婆， 穿上了外婆的衣服。小姑娘来到外婆家，一进门就觉察出外 婆出事了，面对可怕的“狼人”，听着窗外狼群的嚎叫，她 与狼人周旋着，先给狼人一个吻，然后脱掉了自己所有的衣 服，也把狼人的衣服扔到了火里。结尾是开放式的，“你瞧 这姑娘，在她姥姥的床上，在这只柔情的狼的怀抱里，睡得 多香甜”[5]。

佩罗在《小红斗篷》的“教训”中告诫姑娘们不要和陌 生男子说话。卡特改写本中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渲染小姑娘 对性爱的向往。从表层意义看，故事讲得似乎是恐惧与消除 恐惧之间的冲突，但从深层意义而言，则是恐惧与情欲之间 的冲突[6]⑥○9。起初，“恐惧使她全身颤抖”，继而对性 爱的向往驱散了她的疑虑与恐惧，故意把脚步放慢。结尾处 小姑娘不仅仅是出于策略的需要，而至道德规范、世俗观念 于不顾，大胆放纵自我，听从“享乐原则”。所以，她并没 有失去贞操，她什么也没有失去，她快活地活着。“她知道 谁也别想吃掉她”[7]。

在沉默了几千年之后，女性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沉 睡中的狮子醒来之后发出的声音总是咆哮。女性突然发出的 声音显然充满了狂喜，但也有躁动。法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的了所谓的 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描写躯干”，妇女“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 想”[8]。这种思想显然是矫枉过正。受此影响，以卫慧、 棉棉、九丹、盛可以、木子美等一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提 出“身体写作”，其本质更是下身写作，公然向窥视癖者出 卖色相，实质上是对父权制文化的刻意迎合，丧失了妇女解 放的意义。

三、超越性别的文学 从文学的最高意义而言，文学又是没有性别的。一个伟 大的作家要具有广阔的胸襟，思考人类普遍而永恒的问题， 为人性的完满、全人类的命运而求索。

生活是丰富多样的，文学也是丰富多样的，一个作家关 注性别无可厚非，但性别不是一个作家的全部，他（她）在 写作时的最佳状态是无性别状态、雌雄同体状态（伍尔夫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有6个女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 奖，1991年，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获 奖理由：
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 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 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 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 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 发展。[9] 1993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
1996年，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获诺贝尔 文学奖，获奖理由：
她的诗歌以精确的讽喻揭示了人类现实中若干方面的 历史背景和生态规律。[11] 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获诺贝 尔文学奖，获奖理由：
在她的小说与戏剧中，声音和与之对抗的声音构成一 条音乐的河流，以独特的语言激情揭露了社会庸常中的荒谬 与强权……[12] 2007年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诺贝尔奖，获奖理由：
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 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13] 2009年德国作家赫塔·穆勒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 理由：
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

[14] 由此可知，她们不是因为女性而获奖的，而是因为创作 的深刻性而获奖的。她们的获奖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对女性文 学的创作是一个启迪。否则，女性文学会再次陷入二元论的 窠臼。

【注释】[1]詹尼特·温特森：《守望灯塔》，侯毅凌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2]夏尔·佩罗：《小红斗篷》，张中载译，《外国文 学》，1994年第1期，第37页。

[3][4][5][7]安杰拉·卡特：《与狼为伴》，张中载译， 《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第34页，第34页，第36页， 第36页。

[6]张中载：《狼·童话·男人和女人——评安杰拉· 卡特的<与狼为伴>》，《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第43 页。

[8]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195页。

本文是2011年河南省高等院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项目“20世纪非裔美籍女作家的经文辨读”和许昌学院重点 项目“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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