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献综述 [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的文献综述]

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的文献综述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是两个相 当独特的方面。书院与科举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书院是有 形的，科举是无形的；
书院给人的印象多是建筑，科举给人 的印象多是制度。书院也有无形的制度，但不是最主要的特 征；
科举也有有形的考场，但至今多已灰飞烟灭。书院与科 举在20世纪初都被看成落后守旧的东西而为人们所否定，但 书院在当代的形象已趋正面，而科举在当代多数人的印象中 还是负面。

一千多年间，书院与科举同甘共苦。书院研究大家李 才栋先生曾将两者称之为“姐妹花”。笔者认为，到后来书 院与科举实际上一对难兄难弟。书院虽在科举之后出现，但 从宏观上看，两者都在隋唐时期诞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 一同在20世纪初被彻底废去。在它们共存的上千年时间内， 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关系越到后来越密切。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 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① 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 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书院便由习 进士业的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过去多数学者都认 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疏离的，或者说书院具有反科举的传 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逐渐改变了这一看法。

作为儒家文明的产物，书院是宋明理学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理学作为宋以后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十分强 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书院生存的科举时代，士 人反对科举只能居于修身齐家的层次，很难达致治国境界， 更遑论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教育家也是深明此理 的，因此他们本人积极争取应举入仕，而且不反对书院学生 应举入仕，主要是劝导学生要学问、举业并重。正如最著名 的书院教育家朱熹所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 免应举。”② 反对科举在当时既不合时宜，也不现实。如 果能够应举入仕，具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之后，往往反 而可以获得更好的宣传自己学说的机会和条件。朱熹、陆九 渊、湛若水、王守仁等书院大师都是考上进士之后，才有较 好的学术和政治资本建立或修复书院，进行讲学布道。因此， 书院治学与应举入仕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

“惟书院所以育成材，义学乃以端蒙养也。”③ 书 院培养的是高于蒙学程度的经世致用人才，一般也就不会与 科举对立。实际上，若我们看待科举也不再像从前对待书院 那样一味地否定，则承认书院兼重科举，并不会影响我们称 道书院文化。从现存各种书院志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书院都以培养出众多的举人进士为荣。越是著名的书院，其历代 院长由科举出身的比例越高。清代一般大书院选聘山长时往 往以科甲为首要条件，这就如现代大学师资要求有博士硕士 学位一样，因为科名就是古代的东方型的学位，是学问的硬 指标和表征，为人们所信服。

在一千多年历史上，书院大部分时间都是藏书出书、 进行教育活动和发展文化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 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书院原是中国的特产， 自从唐代产生后，逐步发展，到清代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 场所。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上也曾受中国影响建立过 众多的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东方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 和明代的一些著名书院，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些特点， 如注重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门户开放， 采用“讲会”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等。

书院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在推行德治、保存学术、普及 教育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院与科举可以说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是在中国古 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到了19世纪西学东渐以 后，处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 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 命运，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

书院与科举的命运十分类似，两者是被“捆绑”在一起的。19世纪末，改革科举和书院的议论蜂起，当时许多有识之士 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到戊戌变法期间达到高潮。康有 为不仅在1898年6月17日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 折》，而且在该年7月3日也上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 堂折》，指出我国各直省及府州县都有书院，多则十数所， 少则一二所，可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等无用之学，请求将 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县书 院改为中等学堂，义学、社学改为小学堂。光绪皇帝很快采 纳了康有为的建议。这是清廷在改革科举制、废止八股文的 背景下所进行的书院改制尝试。

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改革科举 和书院的努力宣告失败。但经过庚子事变的沉痛巨创，慈禧 太后痛定思痛，到1901年实行新政，基本上将戊戌变法期间 提出的各项改革都付诸实施。废止八股文、废武举，正式改 书院为学堂，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历史事件。1901年将传统 的中式书院改为西式学堂，成为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的前奏。

1901年是张之洞带头上奏改书院，1905年也是张之洞带头上 奏废科举。

清末多数书院都变成应举备考机构，教学内容以儒家 经史辞章为主，相对不重视自然科学类知识，多以应科举考 试为办学目的，被人们视为与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相对立的 旧学的堡垒，属于落后的机构和名称。而引入西学的近代学 堂，则被看成是新学的象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六月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变通政治 人才为先折》中说：“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 始有书院之名。……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以希图膏 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 涤除习气。”④ 清政府改书院的上谕就是采纳了张之洞的 建议。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尽管有的新式书院实际上 是在教育新学，但似乎学堂就代表进步，书院就代表落后， 因此才会将全国书院全数改掉，完全不留书院的名称。与 1901年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西学仍不能根本改变科举制的强 大惯性类似，从学习内容上进行局部更新，也没能够彻底改 变书院以传统学问为主的性质，结果无法逃避被革命的结局。

所谓书院改制，不仅是改掉书院之名，其实就是废止 书院制度，教育的重心从中学转轨为西学。书院改制、科举 停废，笔者认为都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结果。书院与科举被 废止的时代，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 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 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许多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的传统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冷兵器被枪炮 所取代、帆船被汽船所取代、国子监被大学堂所取代，等等。

因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 变得落伍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 骑兵、刀箭、帆船、国子监、书院、科举等东西和事物的时 候，应该历史地看其价值与作用。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古典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 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 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移到自然科 学方面来，注重科学技术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 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 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 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书 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 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被废之后的命运还有类似之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重新创办书院，但在1949年以后 都又被迫改为各级学校。这与二三十年代建立的民国文官考 试制度在1949年后又被取消何其相似，显示出科举与书院实 际上乃命运共同体。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其在多数中国人 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 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事物。直到20世纪80 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 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

自从书院改学堂110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形式从东方型改 采西方型，但书院在长期的历史中积累的一些有益的教育经 验和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也不无借鉴作用。

1923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文中认为，书院的优点，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是“没有教授的 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是“课程简而研讨周， 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他兼采书院与学校之长，创立 湖南自修大学，其教学和研究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 一定的示范意义。

鉴古可以知今。回顾一百多年前书院改制的历史，可 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物盈则亏，法久终弊。”虽然书院 制度适应中国古代社会，但时代变迁之后，书院这种教育形 式总体上却没能与时俱进，未进行积极的改革，结果最终被 学堂所取代。任何教育制度都应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否 则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书院改学堂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 称的改换，更重要的还在于教学内容的更新。将旧式书院改 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新式学堂，从教育制度上为近代科学文 化知识的大量引进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推动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

［收稿日期］2011－09－25 注释：
① 刘海峰：《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载《上 海高教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朱熹：《朱子语类·力行》。

③ 李德林：《定颖记事》卷一《立义学详文》，道 光六年(1826)刻本第8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二《奏议》。批评与借鉴：民国学者对书院改制的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0－5455(2011)06－0100－10 为发展近代教育，培养实用人才，清廷于光绪二十七 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宣布书院改制为学堂，制度 层面的传统书院至此消失，在千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优秀的 书院传统亦随之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 展，民国学者发现在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仿效西方 建立起来的新式教育亦存在诸多不足。于是，他们开始反思 书院改制的影响，试图为改革、发展新式教育提供借鉴。

一、对书院改制的批评 由于书院改制是由清廷主导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全国 性教育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并未经过酝酿与论证，书院改制 的进程和新式学堂的办学质量因而大打折扣，远未达到预期 的效果。

1921年，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对书院改制由清廷主导 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 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 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首现矣。其罪恶之总根 乃在挟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之名而将教育行政权扩大，使教 育之本体日日萎缩于行政之下，而学问二字一方既见弃于国 家，他方复见弃于社会。”① 傅斯年认为改制不仅使书院 财产被侵吞，而且对学堂的发展也无实质性的好处，他说：“清末改革教育，凡旧皆去之，于是书院一齐关门，而一切 书院之基金及地皮多为劣绅用一花样吞没了。今日看来，书 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当时竟移书院中之科目， 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在他看来，书院改制“不能说 不是当时的失策”②。

改制不仅使书院在制度层面消失，而且使书院在千年 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优秀传统亦随之丧失，一些民国学者 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而否定清末的书院改制。1922年5月， 蔡元培介绍湖南自修大学时，对清代书院讲求经学的传统十 分赞赏，而“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
偏重分班 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③。1923年底， 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时十分推崇书院制度，认为它在中国教 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 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而改制 直接导致书院被废止，更为可惜的是书院的学术研究传统的 丧失，胡适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 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④ 胡 适在《书院的教育》一文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书院改 制的评价：“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 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革新家不认 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的所谓‘学 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 高等教育制度；
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胡适认 为书院改制导致中国一千多年来的书院教育制度的中断，那 些“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⑤ 二、从书院传统的视角批评新式教育的弊端 以蔡元培、胡适等为代表的新式教育的中坚多为中西 贯通学者，他们一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如蔡元培 三十三岁时曾任剡山书院山长一年之久⑥，是书院教育的参 与者；
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对西方的教 育制度亦较为熟悉，这为他们比较书院与新式教育的利弊得 失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1922年，胡适提出：“懂得了欧美 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 度的性质与价值。”⑦ 1920年4月15日，针对有人提出学校教育还比不上书 院的说法时，蔡元培坦率地承认“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

我们知道以前书院山长，或擅长文学，从其学者，能文者辈；

或者经学与小学，从其学者，莫不感化。因为院长以此为毕 生事业，院内尚有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⑧。次年，蒋 梦麟则批评书院改制所建立的学堂仍然“未脱科举余习”， 其教学质量还比不上书院，他说：“以前的旧书院，倒有一 种学风。虽因时势变迁，旧书院都死了；
但现在的学校，竟 像一种不中不西的杂货店。”⑨ 青年毛泽东和胡适则对书院与学校教育进行了更为 全面的比较，认为书院教育有新式学校教育不可比拟的长处。1923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说学校 “坏处也有不少”，即“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 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 过繁”。与之相较，他认为书院的优点则非常突出：“一来， 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 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 得。”因此，从“研究的形式”这一角度而言，毛泽东得出 了“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的结论。⑩ 胡适对新式教育的批评更为严厉，他说“所谓‘学堂’ ——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画脚地讲 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 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 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办法。”与之相较，他认为书 院则注重研究而非知识的获取，他说：“一千年演进出来的 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 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的独到的精神”。胡适 认为通过大力挖掘与倡导书院优秀传统，将其融入现代教育 体制之中去，便就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 (11)。为使现代人更容易接受书院的优秀传统，胡适认为书 院的“真正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 尔顿制”的精神大概相同。(12) 三、仿效传统书院改革新式教育的尝试 在民国学者看来，书院重视学术研究与传播，与西方的大学有很多相似性。傅斯年便提出书院的设置与欧洲大学 相似，他说：“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 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 今牛津圜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13) 正是 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大学可以融合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大 学的长处，使之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而非贩卖知识之 所。蒋百里认为改变现代教育的途径之一是“奖励自动的研 究以人格的精神易物质之授受”，为此他提出应当“参酌外 国大学(Academie)及中国书院制度设研究所”，“设自由讲 座，恢复从前讲学风气”(14)。1920年10月24日，他致信张 东荪讨论中国公学的办学方针时说：“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 早稻田、庆应大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 取的价值也。”(15) 尽管这一提议并未被张东荪采纳，但 在全国都效仿西方、日本发展新式教育的大背景下，蒋百里 旗帜鲜明地以书院模式作为中国公学的办学方针，确实难能 可贵。

不仅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与倡导，民国学者还进行了以 书院的优秀传统改革现代大学、仿照传统书院创办新式书院、 融合书院与学校的长处创建新大学的尝试。清华大学于1925 年成立的国学院即是以书院传统改革现代大学教育的尝试。

由吴宓主持制定的《国学院章程》明确提出“略仿旧日书院 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

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虽然清华国学院的教学内容与传统书院并不相 同，既包含有经史为主的“普通国学”，又有以西学为主的 “专题研究”，但其教学方法却与书院类似，比如《章程》 规定：“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 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 重复。”(16) 尽管清华国学院于1929年即停办，但有学者 认为研究部主任吴宓试图在清华大学内部创办一个突破边 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17)。

与以书院优秀传统改革学校教育不同，有国学研究者 创办了新型书院或者书院式学校。这些新型书院或者学校的 课程设置以传统的儒学、史学为主，与传统书院有着极高的 相似性，故而有学者称之为“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这类 学校的代表是1920年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1929年 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0年与苏南师范学院合并)。

(18) 无锡国专成立之初，唐文治所定的《无锡国学专修馆 学规》开宗明义地强调是参照宋明书院学规，培养国学人 才：“昔张子讲学，有《东、西铭》，朱子有《白鹿洞学规》， 高忠宪有《东林会约》，汤文正有《志学会约》，皆所以检 束身心，砥砺品行。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缅怀 往哲，能无奋兴。”(19) 无锡国专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管理制度等均与传统书院基本相同。传统书院重视学术研究、 注重实践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继承。无锡国专前后历 时三十年，培养了大量国学人才，是民国时期创办的书院式学校的成功范例。

除唐文治之外，民国时期还有多位知名学者创办了新 型书院，如张君劢于1935年创办学海书院，其目的是“在振 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 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同年，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 宣布“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此外，马 一浮于1939年创办复性书院、粱漱溟于1941年创办勉仁书院 也是以培养国学人才为目标。这些书院的存在时间均不长， 影响亦小于无锡国专。

除这些新型书院之外，还有一种是融合书院与学校长 处所创办的学校。此类学校仅吸收传统书院的教学方法、管 理制度等，而教学内容则基本与新式教育接轨。毛泽东于 1921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即是此学校的典型，《湖南自修 大学组织大纲》中明确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 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 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善及于平 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学方法、人才培 养目标等都借鉴了书院的优秀传统。1922年8月，蔡元培看 到这份大纲后，因“全与我的理想相合”而“欢喜得了不得”， 他专门撰文在《新教育》上介绍湖南自修大学，认为这所大 学“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 省新设大学之模范”(20)。李石曾也认为湖南自修大学是教 育制度创新的实践，与“吾国之书院与西方之研究所皆近之”(21)。尽管湖南自修大学的办学时间仅为两年三个月，但这 种融合古代书院和现代大学长处创办大学的做法，是继承书 院传统并付诸实践的创举。

尽管对清末书院改制持否定态度，但民国学者对书院 的优秀传统却褒奖有加。笔者认为，虽然他们的观点大多是 建立在对书院历史的客观总结之上的，然而不能否定的是， 有的学者对书院改制的评价是建立在其心中理想的、概念化 的书院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对书院改制的反思并 不一定全是客观公正的，其中可能杂糅着时代的烙印和个人 的主观色彩。

［收稿日期］2011－09－25 注释：
①(14) 蒋方震：《今日之教育状态与人格》，载《解 放与改造》1921年第3卷7期。

②(13)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载 《独立评论》第十四号，1932年8月28日出版。

③(20) 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 载《新教育》1922年第5卷第1、2合刊号。

④(12) 胡适：《书院制史略》(1923年12月10日)， 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12－24。

⑤(11) 胡适：《书院的教育》，见耿云志主编：《胡 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5册，第476页、第478页、第477页， 黄山书社1994年影印版。⑥ 高叔平编著：《蔡元培年谱》，1899年(清光绪二 十五年己未)三十三岁条，第1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欧阳哲生 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⑧ 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在北京高等 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1920年4月15日)，第 39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⑨ 蒋梦麟：《学风与提高学术》，载《晨报》四周 年纪念特刊，1922年12月。

⑩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见湖南省 图书馆校编：《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第8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15)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 《国学院章程》，见孙敦恒编：《清华国学研 究院史话》，第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 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 特追求》，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8)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第69页，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见刘露茜 等编：《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 李石曾：《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载湖南 省图书馆校编：《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时代》，第94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名称之争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0－5455(2011)06－0100－10 清末的书院废止是在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之争中开场 与落幕的。

所谓名称之争，是指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清 朝廷曾引发了一场是改名学堂还是保留书院的论争。以书院 改学堂，本是清末教育改革由课程层面转入制度层面的过渡 阶段，是新旧教育体制交替的反映，但在清廷内部却把这场 改革引向了名称之争。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光绪皇帝的诏令。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 人的建议，宣布：“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 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复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 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① 光绪 帝在这里并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以书院改学堂的意义，只是 简单地从课程层面强调了学堂可以兼习中学、西学，这无疑 降低了这一改革举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便为朝廷保守势力 的反击留下了口实。

六月，曾廉上折对书院改学堂的诏令提出质疑：“然今立大学堂于京师，而自省府县以下则改书院为之，不知其 改书院有以异乎，而学者遂大进乎？臣谓学堂之与书院，犹 多之与夥，小之与鲜，名殊而实一也。”其意是说，书院与 学堂只是称谓的不同，内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要推进教育， 并不在改书院之名。这样就很巧妙地将教育体制的改革引向 了名称之争。接着，他把这种名称之争引向政治层面：“夫 果征实事，何必尽改学堂？如果属虚名，何必尽废书院？若 此者，臣亦知其故也。书院不废，学堂不行，不足以标异新 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学鼓簧天下。”② 曾廉在 这里倒打一耙，诬陷改革派在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上玩花样是 要“标异新政”，是要“以西学鼓簧天下”，就把教育改革 又一次绑在政治战车上了。曾廉的做法，是避重就轻，是偷 梁换柱，将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引向了名称之争，继而将这 个名称之争上升为政治之争，以先声夺人。

这种辩驳思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强 化。政变之后，慈禧宣布科举考试“悉照旧制”，并“停罢 经济特科”。于是，八月二十九日，黄仁济上奏反对书院改 学堂，强调“自应各就书院一律遵照改试，似不必再立学堂 名目。”他主张，不仅各省书院依然照旧，京师大学堂也应 改名为京师大书院，以求上下一致。③ 九月，缪润绂呈文， 明确主张：“至于大学堂，有名无实，有损无益，应请明谕， 即日裁归并撤，以节浮费。”④ 九月十八日，高赓恩上奏， 更是危言耸听，指“康有为等显构之逆案虽破，其隐蓄之逆谋，犹在新创各学堂之中”，这些人创办学堂之目的在传布 西学，以洋人为宗主，恃洋人为护符，其党羽“谅无不以新 创学堂为藏身之地”。因此主张京外新创之大中小各种学堂， 已立者一律裁撤，未立者停止举行，以杜乱萌而绵国祚。⑤ 这些言论都是以名称之争为立论之基，指斥主张将书院改学 堂者更换名称的无聊，及其搅乱朝政的政治目的。

九月三十日，慈禧颁旨申明旧制，她强调：“书院之 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 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 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 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 之事。”令“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⑥。慈禧太后 的思路很清晰，书院本来就是讲求实学的，“学堂所学亦不 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所以不必在名称上 折腾。在“时势艰难”的情况下围绕名称来玩名堂，其言下 之意，那显然是有政治企图的。这样，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下， 一场以书院改学堂的运动便瞬间归于沉寂。

清末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之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教育 改革意识还处于一种感性状态。甲午战争后，清末教育改革 开始进入到制度改革的层面，“变科举，兴学校”的呼声十 分高涨。但这时的人们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 相当感性，他们更多的是从课程层面认识了学校。于是有很 多的书院也开始尝试着调整课程，增设西学，以向学堂靠拢。在人们的意识里，学堂与书院并无本质的差异。梁启超受聘 于湖南时务学堂，在给陈三立、熊希龄的一封信中说：“超 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 之法教之；
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⑦ 山西巡抚胡聘之在上奏中强调：“学堂之与书院，名异 而实同，均为造就人才之地，但期实力振兴，不在更新营建。” ⑧ 即使到1900年，蔡元培在《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中还 说：“虽然，书院与学堂，名异而实同者也。学堂而徒名与， 则犹昔之书院也；
书院而能责实与，是亦今之学堂也。”⑨ 虽然这三人所阐述的内涵各有差异，但至少说明当时整个社 会环境都盛行着这样的看法。所以清廷保守势力能够将教育 体制改革之争引向名称之争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

清末书院与学堂的名称之争，又反映了清廷对整个教 育改革缺乏总体思路和长远目标。保守势力尚且不论，就是 改革派也不敢触动传统教育体制的根基。传统教育体制的主 体是国子监及各级地方官学，书院只是教育体制中的辅助系 统。光绪皇帝着手教育改革，只字不提各级官学的弊端，只 拿属于辅助系统的书院开刀，实质上就是走着小打小闹的改 良路子。而朝臣们对书院的批判也多是停留在课程与教学的 层面。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在《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 指出：“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 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 所成就？”⑩ 同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