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德性观及启示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庸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德性观及启示

一、亚里士多德“中庸”德性观的内涵 在古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倡议“中庸”，他的德善，就是中 庸取向的行为。可以假定，中庸是他整个道德哲学的重点[2]。亚里士多德伦理 学说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庸之道，而且这种中庸之道不仅限于伦理学，也 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原则。他总结希腊人的生活之道，认为无论在个 人行为还是在城邦生活中，过与不及都不合乎理性，也不能培养善行，进而达到 幸福。“道德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而感情与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

例如，我们感受的恐惧、勇敢、欲望、怒气和怜悯，总之快乐与痛苦，都可能太 多或太少，这两种情形都不好。而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 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这也 就是德性的品质”[3]。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个极端都是一种罪恶，而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 端之间的中道。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选定两个极端，“有一些行为与感情， 其名称就意味着恶，例如幸灾乐祸、无耻、嫉妒，以及在行为方面，通奸、偷窃、 谋杀。这些以及类似的事情之所以受人谴责，是因为它们被视为自身即是恶的， 而不是由于对它们的过度或不及。所以它们永远不可能是正确，并永远是错误”[4]。

所以，中庸是在合适的极端之间寻求的中道，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无是非观。

亚里士多德竭认为，在恐惧和自信之间是勇敢，过度自信就变成鲁莽，过度恐惧 又自信不足，所以勇敢是怯懦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 不卑不亢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 与无耻之间的中道。“在钱财的接受与付出方面的适度是慷慨，过度与不及是挥霍和吝啬”[5]。“挥霍是在给予上（而不是在索取上）过度，在索取上不及。吝啬 则是在给予上不及，在索取上过度。但给予和索取在这里只是就小事情说的”[6]。

名誉和不名誉的中道是淡泊，过度了就叫做好名，不足了就叫做自谦。这种中庸 之道是对希腊人传统思想的总结。公元前6世纪诗人福季里特在祈祷诗中写道：
“无过不及，庸言致详，生息斯邦，乐此中行。”[7]雅典执政官梭伦则认为，中庸 就是防止极端，主张“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亚里士多德是最系统、全面、反复论证这一中庸之道的哲学家，他的 许多见解与儒家经典不谋而合。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也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它是一个最佳尺度，但 长久以来没有什么人能够掌握这个尺度。另据《中庸》记载：“仲尼曰：君子中 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 此外，在“过犹不及”、“矫枉过正”等思想中都体现出对中庸之道的偏好。可见中 庸之道至少在当时是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为人治世之道。

从这种中庸之道的原则出发，亚里士多德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君子的 为人之道。比如如何对待友谊、仁爱、幸福等，其中关于君子的“大度”的论述尤 其具有现实意义。大度是与“重大”事物相关的品质，“一个大度的人是自视重要， 也配得上那种重要的性的人。因为超过自己的配得而自视重要的人是愚蠢的，没 有一个有德性的人这样愚蠢和可笑……一个自视重要，却配不上那种重要性的人 是虚荣的，尽管不能说所有自我估价过高的人都是虚荣的。自我估价低于其配得 的人，无论其配得是重要的、中等的或低等的，只要他的估价低于这配得，则是 谦卑的”。“既然大度的人配得最多，他必定属于最好的人。因为一个人越是好， 他配得的就越是多；
一个人如果最好，他就配得最多。所以，真正大度的人必定 是好人。而且，大度的人似乎对每种德性都拥有的最多”[8]。“同大度的特别相关 的重大事物主要是荣誉与耻辱。他对于由好人授予的重大荣誉会感到不大不小的 喜悦。他觉得他所获得的只是他应得的，甚至还不及他应得的。因为，对于完美 的德性，荣誉不是充分的奖赏。不过他将接受好人所授予的这种荣誉，因为好人 没有更重大的东西可以给他。但对于普通人的微不足道的荣誉，他会不屑一顾。

因为他所配得的远不止此。对于耻辱他同样不屑一顾，因为耻辱对于他不可能是 公正的。……他同时也适度地关切财富、权力和可能会降临到他身上的好的或坏 的命运。他既不会因好命运而过度高兴，也不会因坏命运而过度痛苦”[9]。这种 大度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有教养的君子的品格。“大度的人不纠缠琐碎的事情， 也不喜欢去冒险。因为值得他看重的事物很少。但是他可以面对重大的危险。当 他面对这种危险时，他会不惜生命。因为他认为，不能为活着而什么都牺牲掉。他乐于给人以好处，而羞于受人好处。因为给予人好处使得他优于别人，受人好 处使得别人优越于他。对所受的好处他愿意回报得更多些，因为这不仅回报了那 个给了他好处的人，而且使那个人反过来受了他的好处。……大度的人的特点还 在于，他无求于人或很少求于外人，而愿意提供帮助。他对有地位、有财富的人 高傲，对中等阶级的人随和。因为，超过前者是困难的和骄傲的事情，而超过后 者则很容易。对于前者高傲算不得低贱，而对于后者高傲则有如以强凌弱那样粗 俗。……他一定是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恨与爱（因为隐瞒意味着胆怯），关心诚实 甚于关心别人的想法，并且一定言行坦白”[10]。他不会去讨好另一个人，除非那 是一个朋友（因为那样做是奴性的，所以说所有的奉承者都是奴性的，而所有低 贱的人都是奉承者）……他也不会记恨什么。因为大度的人不会记得那么多过去 的事情，尤其是别人对他所做的不公正的事情，而宁愿忘了它们”[11]。如此的大 度之人曾经被人评论为有点世故，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所具 备的优良品质，也是亚里士多德中庸之道在人格特质上的表现。

人的品性，分成三大类别。可取的，是居中的特质，两端都各有其弊。

上 中 下 过分 中庸 不及 站在任何一个位置看，其他两个全是对立面。从中位看，上下都不合；

从一端看，另外两个都不合；
距离俞远，歧义愈大。很多时候，中跟上、下并不 是等距的。德善是中庸，因为中庸不占绝对位置，要找也不容易。亚里士多德也 清楚这一点，他说人人都会愤怒，但要用适当的方式、正当的动机、合理的程度、 恰宜的对象、妥当的时间就不容易了。“因为在感觉和行为中，过度和不足都是 错误的，中庸是受到称颂的和正确的，而受到称颂的和正确的东西是德性的特点， 因此，德性在追求中庸的时候必须本身就是某种中庸状态。在此基础上，德性被 定义为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我们而言的中庸之中，由logos所决定，正 如一个明智的人决定的那样”。“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所做出的感觉 和行动上的正确反映是一个永远不可重复的标准；
对于它的判断需要最大程度的 灵活性，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习性养成所致的某种固定品性的简单产品”[12]。

衡量中庸尺度的模式被喻为一件具有整体完美性的艺术品，无论对其 有所增加还是有所减损，都会有损它的完美。因为他提醒我们注意，匠人通过瞄 准某个目标塑造他的行动，“每一个匠师都是这样地避免过度与不及，而寻求和 选择这个适度”[13]。“但是要注意，在技艺中，是通过了解对象来把握相关形式的。一个鞋匠如果只是从外部知道鞋的样子，而不知道它必须有利于走路，那么 他不可能善于命中中道。好鞋匠都会在头脑中装着好鞋是什么，这包括知道它恰 当的telos或目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将有德性的行动者描述为像匠人一样瞄准中 道，是以勇敢、正义、节制为行动指引的。显然，德性行动展现了有效的目的论 秩序，而这个秩序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美好[14]。

二、亚里士多德“中庸”德性观的启示 在现代，人类面临传统德性丧失的悲哀，对此，德国现代哲学家和社 会学家舍勒这样描绘：“在古代，人们乐于谈论德行的‘光辉’和‘装饰’，并将之比 作价值连城的宝石。基督教的神圣象征使德行自发地从个体的心底放出光彩，并 带来这样的思想：德行的善与美并不基于人对他人的行为，而是首先基于心灵本 身的高贵和存在”，而“现代人已经不再把德行理解为对意愿和行为的充满生机而 又令人欣喜的能够意识……也不再理解为自发地从我们的存在本身之内涌出的 力量意识，而仅只理解为含混得无法体验的‘素质’和依照某种定规而行动的秉性， 这就是德行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首要原因。德行也变得毫无魅力，这是因为，不 仅德行的获得，而且德行本身都被当成了我们的累赘，与此同时，只有缺德或恶 习才使人难以为善乃至汗流浃背”[15]。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除舍勒讲的这些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社会正一天一 天地把每个人变成残酷的竞争者，人人忙碌的不可开交，无暇顾及自己的灵魂， 对物质、权力的占有俨然成为人类最根本的需求。当前，大量的社会对立和冲突， 其背后深层次的根源都是道德危机，就是人之为人的生命价值被物质性的有用价 值所取代的意义危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能仅仅以物质的丰富和科技的发达为标志， 而要以人类内在生命的人性光辉来彰显。没有德性的光芒，没有灵魂的高贵，我 们靠什么支撑起时刻处在激烈竞争中的疲惫身躯，何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当前我国已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可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所付出的 沉痛代价，我们“革”了传统文化的命、砍伐了大量的森林、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生态环境等都遭到了破坏。在我们创造着一系列中国奇迹 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如果不是扎根在深厚的文 化土壤之上，就会摇摇欲坠，如果以牺牲“公平公正”这一社会总德为代价，那么， 稳定、和谐、幸福和尊严就会烟消云散，发展和进步也将失去意义。赵汀阳教授 说道：“现代商业和传媒所领导的就是一个人类集体堕落的文化运动，它以大众‘喜闻乐见’为理由把文化的结构由‘向高看齐’颠覆成‘向低看齐’，从而消除了文化 和精神的品级制度，以弱智替换精致、以低俗淘汰高贵。”[16]因此，大国的崛起 必须有引领时代的文化崛起，而文化的本质和核心在于明德，以明德之光照亮人 类前进的方向，以明德之境建立合理的社会价值秩序，以明德之礼塑造灵魂高贵 的“新民”。

我国的确不缺乏深厚的德性论伦理资源，但历史的资源只有在新的文 明对话中才能激发出生机和活力，成为活的传统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伦理学》 的流传史就是一部与各种文明的对话史，但与我们中华文明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我相信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德善，对于今天我国的“新民”塑造相当有益。由于中 庸并不是在不合理的极端之间取中道，而是审慎掌握行为的度，既非过度也非不 及。君子风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中庸之道的把握。阅读亚里士多德和儒家经典的 相关论述，的确具有启发意义，我们不会只追求与动物相同的物质享乐，而是懂 得生命的价值高于有用之物的价值，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的灵魂， 成就高贵和有尊严的“第二自我”。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把中庸之道作为其伦理学和社会正义观的基本 原则，这曾被认为是折衷主义。自然，在任何对立的两极之间取中道的绝对化做 法很难通行无阻，也有可能失去是非感。但在一些现实问题上，尤其是在道德和 社会选择的两个不可取的极端之间取一个中道，既非过度也非不足，采两家之长， 补各自之短，倒不失为一种良方。当然正如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的，中庸应具体地 逐一考察究竟是怎样的两个极端。比如在民主与法治、真理与谬误之间就无法采 取一个中道的立场。但在极端的无政府状态的民主与绝对专制之间却可以取一个 中道，尤其是在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