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大红袍的神话传说:武夷山 大红袍

武夷山大红袍的神话传说

武夷山大红袍的传说之“皇后治病说”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离武夷山 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急性 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说法显 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武夷山大红袍传说县丞祭茶说”也十分牵强.武夷山虽然自古有喊山 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 投保一亿人民币的“大红袍母树”虽然生长在岩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 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何况 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无疑流行于广东地区的“猴子采茶说”低估了武夷山人的智 慧. 最令人信服的还是“丁显状元报恩说”.武夷山大红袍导游词(wuyishan dahongpao guide)中主要是持这个观点,说是明朝福建籍举子丁显北上赶考,途经 武夷山,中暑昏厥路边,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举子病愈后高中状 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 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为追 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 的下落.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明 代胡潆把天心禅茶带回并进贡给朱棣.明成祖正式诏封天心禅茶,为“大红袍”正名, 降旨天心庵“精耕勤灌,嫩摘细制,世代相传,岁贡入京”,同时敕封天心寺为“天心永 乐禅寺”,现在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还能见到“永乐茶坊”的遗存. 那么大红袍的真相到底怎样呢 饮水思源,喝茶寻根.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跑遍了图书馆、资料室,查阅 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终于得以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 精心拼接,基本上还原出了“大红袍”的本来面目,以飧世人. “大红袍”因何得名 顾名思义,大红袍,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 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继元之后,汉族统治者重新建立了延续近300年的明王朝, 包括服装制度在内的汉族礼制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明朝洪武时期,依据周礼,参考 汉、唐、宋历代的服饰,花了20年时间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服装的类别基本延 续过去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的区分,官品、职位、身份在服装的颜色和配饰 上却有更加明显的辨别.《明史》记载：
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 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也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 九品绿袍.”文中“赤”、“绯”都是指大红色.因此,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 名词.如成书于清代的《海公大红袍传》、《海公小红袍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 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 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见,“大红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 树呢可以推测：“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 一定的联系. 这一推测与“状元报恩说”比较接近. 说来巧合,武夷岩茶(wuyi rock tea)的产生和朱元璋的“罢龙团,改制散茶”的诏令有很大的关系 “大红袍”身世大揭秘 如果按“县长命名说”,虽然有“大红袍,民国三十二年,吴石仙题”的摩崖 石刻,从而有人推测“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武夷山茶与风景》一书出版于民 国三十三年(1944年),书中却清楚地交代大红袍“成名虽然出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 还是宣传的功效.”假使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命名不到一年,又值战乱年代,显 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宣传功效.而且,在成书于1921年的《蒋叔南游记》(蒋希召著) 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 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红袍茶”了.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 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 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 “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 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字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 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360年前, 正是明末清初.现在“大红袍母树”仅剩一处,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处的已故“大红 袍”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大红袍”的历史就可以追 溯到更早的明代. 近年来,随着“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 深入挖掘,为“状元报恩说”、“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1991年,天心永乐 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 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那么,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受封呢 《明史·胡潆传》记载：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潆颁御制诸书, 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潆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 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 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 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 是疑始释. 这段文字说的是：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有人说建文帝流 落海外了,有人说建文帝出家当了和尚.为了赶尽杀绝,免除后患,明成祖派礼部官 员胡潆(1375—1463)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 与“下西洋”为幌子, 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时,文中“遣潆颁御制诸书”之句,其实是指明 成祖为了掩人耳目,收买人心,忏悔恶业,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 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至今在全国许多省市仍有许多以“永乐”年号命名 的寺院.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上文虽然只交代了胡潆“十七年(公元1419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来过武夷山.但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著)专门记载来过 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名贤下·遗补》中有“胡潆,字源洁,武进人,明建文庚辰 进士,官礼部尚书”的记载.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武夷山志》还收录了他的 《题画武夷图》、《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胜感慨》诗两首.此外,在佛教古籍 《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著)中有胡源洁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 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 报恩说”几乎吻合.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 德.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 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 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说”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 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该寺院后来 还受过光绪敕封,林则徐、陈宝琛等朝廷命官先后为其题额,可见天心永乐禅寺在 历史上曾经十分显赫.可以想象,这样显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状元报恩 说”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更具有历史性、文化性、逻辑性、书面性,可见其确实 出自正规的文献,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因为故事情节、时间、人物、 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并无走样.综合“状元报恩说”和上述考证结果,“大红 袍”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大红袍”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