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探析】 夏商西周

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探析

摘 要：
夏商西周时期；
思想政治教育；
德治思想；
礼乐教育 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探析 曾涛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其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得到极大丰富，萌生了很多当时思想政治教育 的新内容，诸如德治思想、礼乐教育、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宗教迷信思想等。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目的就是维护夏 商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利益。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 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 的社会实践活动。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有阶级社会的开端， 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刻打上了当时阶级色彩和社会发展 水平的烙印，值得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去分析研究。笔 者粗浅的分析了一下现有的资料，将夏商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德治思想 早期的德治思想，其实在商朝已有萌芽。《逸周书·商 誓解》说成汤“保生商民，克用三德”；
《尚书·汤誓》载 商汤代民指控夏桀“不恤我众”，夏德败坏；
《盘庚》则提 出“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由此看来，“德”在殷商 时期已经存在，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西周建立以后，尤其在周公执政阶段，德治思想得到大 发展。德政的实施，为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首先，周朝统治者利用德治思想，积极证实新政权的 合法性。他们认为，商族之先人当初所以得天下，是因为商 朝早期统治者“经德秉哲”，而商朝之所以最终灭亡，是其 末代统治者“不敬厥德”。与此同时，周朝的立国者们则是 “疾敬德”、“克明德慎罚”，所以才能灭商兴周。周初统 治者结合历史和现实，说服殷商遗民的归顺，对于安定周初 社会，以及决定中国政治此后几千年的取向，都起到了无可 比拟的作用。

其次，周朝统治者“极大的拓展了‘德’的内容”。

“德” 的不同所指，在周朝的各篇诰、誓文献中都有体现，如《康 诰》中的“用保义民”、“用康保民”讲的是保民的问题；

“无康好逸豫”说的是统治者不要贪图安乐；
“惠不惠，懋 不懋”反映的是要行教化；
“敬明乃罚”则是慎罚的问题。

再如《无逸》中“知稼墙之艰难”就是要怜小民；
不可“盘于游田”是要勤于政事，等等。

第三，周公德治思想的中心结构有三个方面：一是 在天命与王命的关系上，以德配天，就是通过“敬德”“明 德”途径，达到“永命”的目的。“王其疾敬德”；
“不可 不敬德”(〈召诰〉)。只有具有德，才能感动天，从而才能 祈天永命。二是在民意与天意的关系上，用德祈天。通过实 行德政，顺应民意，求得老百姓的民心，以此祈求上天延长 周朝的统治命运。三是王与民的关系上，敬德保民。既然天 意遵从民意，那么不能保民，也就不能祈天。“保民”是目 的，“敬德”是途径，“永命”则是最终目标。这三个方面 的核心点就是“德”。

刘泽华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做过这样一 个归纳，他说：“在当时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 德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
2.敬祖，继承祖业；

3.遵王命；
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先哲的成功 经验；
5.怜小民；
慎行政，尽力治民；
7.无逸；
8.行教化；

9.作新民；
10.慎刑罚。”这是对“德”的内容的一个相当 全面的概括。由此看出，“德”在这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它几乎涉及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了周人在思想政治 教育方面的发展。

在西周时期，面对复杂而紧迫的天下形势，为了使军事 上完全失败的商朝遗民，从思想上接受新王朝的统治，西周 初期的朝廷不得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教育方面下大功夫，并最终形成了西周初期的以德治国的政治指导思想， 并最终在西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居了中心地位。这不仅对于 安定周初政治形势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对于后世治世的思 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一直贯穿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始终，是整个奴隶 社会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也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礼本来是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夏代已诞生了大 量对自然万物的祭拜，将“天命”观念初步抽象到了至上神 的位置。

而礼乐制度的鼎盛和辉煌时期，还是西周时期。西周的 礼乐制度包括礼与乐两方面的内容。相传周礼有五类：吉礼 (祭祀)、凶礼(丧葬)、宾礼(交际)、军礼(征战)、嘉礼(吉 庆)。与礼相辅相成的乐，即西周宫廷雅乐，是其中结合仪 式典礼的音乐、乐舞部分，也有一定的规定和体制。周公最 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通过制礼作乐，监于夏、商二代，有 所选择，有所发展，把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一个高峰。周公的 “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 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虽是损益，却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 社会功能。礼的宗教性被削弱了，周礼主要不是“事神致福” 的宗教仪式，而是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 为规范。这一改变，使周礼成为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们的衣食住行、视听言动无不受其节制的准则，体现了其规范和调节的政治作用。由于西周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调 节的，周人的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事鬼敬神而远之”是 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所谓“事鬼敬神而远之”，实际上是 把鬼神“恭恭敬敬”地排斥在人世生活之外。周人把礼乐提 到社会生活的调节者的重要地位，使中国文化从原始宗教中 摆脱出来，走上了非宗教的人文主义道路。

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一方面，礼从过去偏重于人神关 系，一改而为兼顾人人关系，把人对神的尊敬改造为人对人 的尊敬，于是礼变成了一种升降揖让之礼，规范了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礼本身通过吸收过去一些习惯的东西，包括政 治、军事、法律等等有关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而膨胀为 整个社会的典章制度，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 大经大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教育和约束作用”。

三、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夏商西周时期的军事爱国主义作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 要形态，其独特之处在于运用军事武装力量维护社稷、安定 天下，践履道德义务，集中体现了古代军人爱国特有的奉献 精神和主体伦理特征。因此，它是中国古代军事实践领域爱 国主义道德理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思想精华所在， 亦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内容。

战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整个国家形成过程。公元前21 世纪，夏启夺权后对确立奴隶主贵族专制国家具有决定意义 的甘之战，则标志着古老的军事爱国主义的初萌。夏王朝贵族阶级因政治统治需要建立了军队，客观的军事伦理关系必 然对军事集团提出爱国的道德要求，带有新兴势力反对传统 势力斗争性质的军事爱国实践，不仅揭开了华夏文明史的新 篇章，也为军事爱国主义伦理思想萌生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史记·夏本纪》说：“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 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 天下咸朝。”从记载甘之战的相关史料、典籍分析，初萌时 期军事爱国主义的观念所含内容大致有：继承黄帝“习用干 戈，以征不享”的观念，主张武力立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 量为维护国家政权永久性基础和后盾；
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 规律的“宜”为军事道德尺度标准评价军事爱国斗争。

“初 萌时期的军事爱国伦理观念把军事实践提出的军人爱国的 道德规范律令变成军事命令，宣布为作战纪律和赏罚标准， 以期变他律为自律，形成激励。” 夏商西周三代战争日趋频繁剧烈，规模日趋扩大， 复杂多变的军事与社会现实促使军事爱国主义这一独立意 识形态从无到有，从稚嫩渐趋成熟，自甲骨卜辞、金文、《易 经》等典籍及兵书佚文探寻分析，主要内容有：通过“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肯定了军人与军事价值，由家国一体、家 国同构特点决定国家统一的王权观念和爱国如家的伦理观、 敬天保民、天命民本合一，注重培育以天命观念、吊民伐罪 为号召、仁本为内涵的军事爱国激励机制。军事爱国主义思 想的主题还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用暴力镇压奴隶阶级和其他奴隶主的反抗，以期使夏商西周的奴隶制度得以长久 保存。

四、宗教迷信思想 夏商西周时期的贵族阶级，在探索更隐蔽、更有效的统 治技巧时，无不把眼光投向宗教迷信。他们借助宗教迷信灌 输天命、神权为本观念，奴役和压迫人们，企图使广大奴隶 放弃反抗，乖乖做顺民，以达到减缓阶级矛盾，延长阶级统 治期限的目的。

在夏代的奴隶社会中，已经有了奴隶主的国家，有了统 治一切的王。这时期的宗教已经不是自然宗教而是反映奴隶 社会的宗教。“随着地上王权的出现，人们幻想在宇宙间也 有一个至上神作为主宰”。一切自然界中及社会中的事，都 由这个至上神作主宰。奴隶主垄断他们所幻想的跟至上神交 通的权利，把它限制在专门祀神的人手里。这种人称为“巫” 或“祝”，而王也就是“巫”“祝”的首领。这样，王就可 以随便使用至上神的名义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

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对宗教迷信的利用更进一步，宣扬所 谓上帝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诗经·商颂》）因此他们经常受上帝的保佑。他们的一 举一动，特别是关于国家和王的行动的重要事情，都要用卜 的方法，向他们的上帝请示并祈求保佑。《礼记·表记》称，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龟而后礼。”他们的所作所为， 经过“卜”而得到上帝的指示，因此奴隶们必须服从。显然商代的宗教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武器，是 巩固奴隶制的工具。

西周时期的统治者继承了殷人的上帝崇拜和天命迷信 的观念。如《多方》是周书中神权气味最浓的一篇，分析了 夏朝的灭亡，“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 民”；
周的兴起也和当年殷商的兴起一样，“天惟时求民主， 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接着分析了周的兴起是 因为周秉承上帝的意志广布德教。“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 堪用德，惟典神天。”极力把君权神圣化。利用占卜也是西 周统治者常用的手段。《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的誓词， 言卜遵天命者，有九处之多。周公多次占卜反复说明东征是 天意，用“天命不可违”来说服反对派，周书所记的大事无 不用卜。西周统治阶级在利用祖先崇拜来维护其利益方面， 在本质上和殷商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巩固其宗法关系。

总的来说，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目的就是维护夏商 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利益。在教育内容上，虽然推 崇德治，但仍以宣扬君王的德行为主，并未将德治思想予以 实践；
礼乐制度主要作用还是规范和调节功能，严格控制被 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行为；
军事爱国主义的宣扬核心意图还是 在于侵犯、攻击其他奴隶主的领地，拓展自己的领土范围；

而宗教迷信教育则是一种隐蔽的、富有欺骗性的统治方式， 从宗教神学中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罩上迷惑人心的外衣。

[1][2] [3] [4] [5] 参考文献：
[1]王保国.周初德治思想的再认识【J】.河南人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5). [2]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1984. [3]牟艳丽.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12). [4]徐炳杰.略论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形成和发展【J】. 军事历史研究,1998(1).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