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载 文以载道,文以载情,文以载智

文以载道 文以载情 文以载智

在当今语文教学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此加以 剖析，剖清语文作为学校课程得以存在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从而推进语文教学改革顺利进行。

一、“文以载道”——载的是什么“道”？ 自古以来，我国儒者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 认为“六经”莫非载道之书。《尚书序》中说：“三皇之书， 名三坟，言大道也；
五帝之书，名五典，言常道也。”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 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柳冕在《答 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指出：“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 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韩愈 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主张“师者，所以 传道、授业、解惑也”，表明了对文学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

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可以说，贯穿于中国的“文章”之中的主线，就是“道”。

“文以载道”命题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颐提出来的。他在 《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 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
道德，实也。美则爱， 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 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

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 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 和伦理纲常，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
评价文章好 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 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说到底就 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想要掌握社会话语权。因为掌握 了社会话语权，也就掌握了安排人类社会各种秩序的权力， 这就是所谓“话语霸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敦颐的策略 很成功，儒学在明清一统天下。从周敦颐“文以载道”的理 论可见，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深刻的偏见。

现在，还需要追问的是，在周敦颐那里，“文以载道” 中的“文”的范围是什么，和现在对“文”的概念理解有什 么区别？从前人观点中可以知道，“文以载道”中所指的 “文”则是指“六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著作，诗歌及韵文则 是不包括在内的。因此，周敦颐笔下的“文以载道”是有条件限制的，即符合文章应当为宣传伦理思想而写的情况才能 说“文以载道”， 以文章来维持道义——为目的，不载道 的文章，不能说是正派的。换言之，周敦颐眼里，写文章， 是以维持世“道”人心为目的，如《爱莲说》似乎可以算作 是“文以载道”的典范，也就是周敦颐通过《爱莲说》载出 “淤泥而不染”的儒家“独善其身”之“道”。

但后来除了“六经”之类的经典散文后，小说和戏曲开 始流行，最初以演说或演出的方式在民间流行，后来则有了 文本，而且它们都不是“载道”之“文”，而是载情作品。

关于“情”，民间最流行的说法叫做“情到深处不讲理”， 连“理”都不讲了，更不用说“载道”了。于是，在很长的 时间里，《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这些小说戏曲的 文本杰作，在儒者眼中不能算是文章之“文”，而是必须加 以焚烧的 “诲盗”“诲淫”的“垃圾”“毒品”。从中可 见，周敦颐“文以载道”中的“文”的范围其实是相当狭窄 的，既不能涵盖古人对“文”的认识，也不符合现代人对“文” 的概念或定义。

当然，还需要弄清楚文以载道中的“道”是什么？说实 在的，即使在古代“道”也是一个道不明讲不清的模糊概念。

而概念一模糊，就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佛有佛道， 儒有儒理，而道家更是自命以“道”为家的。“道”的根本莫衷一是，各家自有各家的“道”成立的道理，没有理由说 谁家的“道”的优劣。而“文以载道”命题提出者所说的“道”， 则只是指儒家的传统政治伦理道德。尽管当代有人祭出“新 儒学”的法宝，想改造儒学，但无论怎样，儒家的传统政治 伦理道德不适应现代社会，乃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儒家 传统政治伦理道德之所以被五四时期先辈所痛击，是因为它 早已不适应现代世界潮流，沉渣之所以屡有泛起，最终却都 不成气候，其实是中国传统儒学知识界不甘被看轻而屡次产 生浮躁内心世界的流露。复古能成功吗？从来没有，也永远 不会。因为现代伦理道德必须适应现代社会架构，所以现代 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只能重构，不能复古，更不能通过来 自文章的言语说教，占据住现代人的心灵。如若不信，只要 看看当今社会许多心口不一的现实表现就可以得到证实。

所以，新时代需要有新概念，更需要有新观念、新思想， 在语文教学界，“文以载道”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二、除了“文以载道”，语文还需要载什么？ 到了现代，随着外国哲学类文本的引入，这类文本是“智 慧”之学，因此，既不载道，也不载情，而是“载智”之文。

阅读哲学文本，引起人们的思考，促使人们反省，从而增加 了人们的智慧，所以是“文以载智”而不是“文以载道”。除了哲学著作这类“文”外，几乎所有的科技著作“文”， 也都是给人“增智”而不是“载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以载道”的视界狭窄，早已经不适合现代化需要。

任何人，在人生道路上，除了要“道”，更需要生活的 智慧，亲人、朋友间相知相亲的感情。所以，喜欢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肯定比喜欢报刊社论的多，因为社论“载道”， 文学“载情”，《再别康桥》载的是浓浓的“深情”。现代 人自然也要求“善”，但此“善”绝非是儒家之“道”的现 代表述。比如，儒家重义轻利，但在商业社会中，生意人如 果真这样，无疑是自寻死路；
再如，儒家注重谦让，但面对 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的激烈竞争，谦让就是自取灭亡。所以， 现代社会的“道”——姑且把它限定在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的 范畴内，绝不能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之“道”，它早已 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现代人本来应该重概念，重分析，重求真。而所谓的“儒 学”“国学”无非就是人际关系之学。《论语》通篇说的无 非是社会精英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搞“阳谋”“阴谋”。

这就是儒学传统的“道”，绝对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求“真” “道”，也没有当代意义上的“美”“道”。这里所谓的“真”， 就是求真，即追求科学真理；
这里所谓的“美”，就是求美， 探索人的感性世界，也就是满足人的心灵情感需求。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如果还要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文以载道” 的模糊概念，来建构课程知识构架，真不知如何面对逝去的 先辈，又如何不有愧后辈，依然让他们重蹈因为没有科学而 遭受“落后就要挨打”的覆辙！语文教学自然承担不起如此 重大的责任，但至少不能拖后腿，因为科学是通过语言—— 尤其是书面语言来实现的，而语文教学的任务恰恰就是教学 生学会正确使用书面语言。

三、走语文教学的科学求真之路 当然，天下是不会有没有倾向性的“文”的，即使是被 认为“事实”的历史著作也不能例外。所以，上述所举之《美 国语文》教科书也一定是有倾向性的，只是倾向性更为隐蔽 而已，有人就认为这也是载了“道”的文。笔者认为，这种 观点值得商榷。语文教学界视野中“文以载道”中的“道” 是儒家之道，而《美国语文》中文章的倾向性则未必就是“道” 的倾向性。倾向性可以是思想的，可以是情感的，更可以是 智慧型的；
可以是政治的，当然也可以是伦理道德性的。“倾 向性”的内涵外延都比“道”要远为宽广。比如，同样阅读 朱自清的《背影》，中国教师据说只能让读者读出“最圣洁 的父爱”的“儒道”，如果读者从《背影》的文本里读出的是“追寻远去的父爱”之情，有人就认为就是读者亵渎的世 间“最圣洁的父爱”。一直以来都是让学生如此“读着”， 甚至必须而且只能这样读，不然就是离经叛“道”——当然 是孔孟之道。于是，在“文以载道”的理论下，父爱一定是 圣洁的，母爱一定是无私的，硬是把《背影》这样的“载情” 之作解读成“载道”之文，把情感之事硬是纳入“道”的范 畴，那无非就是“父为子纲”的现代翻版。这样，中小学语 文教科书，几乎全成了“载道”之文，因为语文教师顽固地 认为“文”一定要“载道”，所以便产生一件不可理喻之事， 就是从那些即使不是“载道”的文本中，也非要“创”和“造” 出“道”来。如《口技》不载道，但读完时非要说上一句表 现了我国古代劳动者的“道”。

在“文以载道”论的指引下，2007年9月，北京九区县 的高中要使用新语文课本，更换语文教科书课文文本事件在 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新的语文教科书用《雪山飞狐》《许三 观卖血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文本，换下《阿Q正 传》《纪念刘和珍君》《陈焕生进城》《孔雀东南飞》等文 本。当然，教科书编者不会承认自己是“文以载道”论的忠 实信徒。先不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一份自杀宣言书， 单就《雪山飞狐》这部书而言，肯定不是“载情”“载智” 之文，而是“载道”之作，而且载的是很正宗的儒家之“道”， 倒是体现了“文以载道”的理念，小说纠集于“父仇子报”的情节，这样的“道”就是“子为父纲”之“道”。而被换 下的《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陈焕生进城》《孔雀 东南飞》等文本，反而都不是“载道”之作，而是载着浓浓 深情的“载情”之文。之所以要被撤换，是因为旧教科书编 者把本来不是载道的文本，硬是扣上了“道”的冠冕，后来 者为了显示自己不是“文以载道”论的支持者，用换文本的 方式以便与他们心目中的“传统”和“文以载道”划清关系， 但其实不幸得很，后来者还是落入了传统的窠臼。用这样的 眼光看，2007年北京的换语文教科书作品事件，是不是一种 历史倒退呢？ 在这个日渐开放的时代里，国家已经走向依法治国之 路，这是连国家上层建筑都早已明白了的理念。反观语文教 师，眼看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首先不是反思怎么 会这样，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求真之路， 而是复古，以为是“道”的败坏造成这样的结果，以为只要 提倡“文以载道”，日下的世风便会立马好转。这些人给了 语文太多的不可承受之重。他们竟不知文是既可以载“真道”， 也可以被人利用而载“假道”。况且这败坏之风又岂是载道 之文所能解决？说不定越俎代庖，淹没语文教学真正的重任 ——“教会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完成这 个任务，要通过“文”来实现，但“文”可以是“载道”的， 也可是“载智”“载情”的。因为任何文本都具有天然的倾 向性，语文教学虽不能完全地“心无旁骛”，但也绝对不能重回“文以载道”的老路。在有些教师眼中的“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何尝不是时代的进步或时代进步所必须付出 的正常代价？所以无论是“文以载道”论，还是“人文”论， 都既救不了语文教学，也无法挽救旧道德的沦丧。

“文以载道”实际上已经把我们引入了语文教学改革的 死胡同。某些所谓语文专家，他们的语文教改只是想用语文 有“人文性”来替代“文以载道”的理论，以为语文教学改 革就是革先前“文以载道”中“道”的命，以此“新”“道” 换彼“旧”“道”，以为只要换了教科书中的文章，文章所 载之道一变，语文教学改革任务就完成了。这就是儒者的“文 以载道”给新时代文人的遮蔽作用，由此可见顽固势力的强 大，求真精神的缺失。

“人文精神”这个来自欧洲的舶来品，内核其实是“求 真”精神和对人的发现，但让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来提倡人文 性是最大的讽刺。2007年，北京更换语文教科书事件就是没 有科学求真精神的最好例证，他们用新名字表达老概念，认 为语文教学就是教“人文性”，是文所载之“道”，文一变， 语文就有了人文性，道（即人文性）也就变了，语文教学的 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语文教学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因此， 只要“文以载道”论不去，语文教改就没有成功之时，语文 也永远没有独立之日，语文课程的科学化，语文教学的现代 化，永远只能是水月镜花。

语文教学不只是要渗透人们求善的教育，还要熏陶学生求真、求美，尤其是要教会学生用语言思考的路数。当然， 语文课程的根本任务，还是要“教会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 国的语言文字”。从这个定义上说，语文教学不是关于思想 道德或人文性的教育，不是为了学会人文性或“文以载道” 中的道，而是为了学会“真”“善”“美”是用什么方式从 “文”中体现出来，如何感悟出来。“文以载道”只是“文 以载智”“文以载道”“文以载情”诸“载”中的一“载”， 何以非让它代表其他诸“载”？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文以 载智”，让未来公民习得“思考反思之智慧”也许更为重要， 更为迫切。而“思考反思之智慧”则非有语言不可。因此， 语言乃至言语可以什么“道”都不要，但想“载道”却非借 助语言文字不可。被时间和历史淘洗下来的文章中，载情载 智多，载道的少。想一想，明清两代那么多进士、状元的“载 道”之文，还有谁记得呢？ 现代语文教学没有走上有效教学之路，除了语文课程建 设尚需努力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并非文不载道，而是 在于语文教科书让文过多地承担了载道的任务，却消解了语 文本来的任务。“文以载道”恰恰最违背人性，最没有人文 精神，因为它要求道德的同一、思想的一致，是禁锢人性的。

而提倡“人文性”就是允许多样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就是宽容错误的存在，甚至允许它永远存在。但在有些论调 中，先别说民主意识，连最重要的科学精神也一点也没有。

这样的现状下，真正的“人文性”在哪里呢？如果缺少科学精神，那么民主意识也就是无水之鱼，语文也就没有革新的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