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文以明道”,韩愈一向主张“文”的写作是为 了阐明教化社会的“道”,《师说》一文所要申明的即从师 求学之道。韩愈在《师说》的开篇就点明“古之学者必有师”, 之后又感叹道:“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那么,当时 “师道不传”的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导致如此严重问题的深 层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韩愈在整篇《师说》中始终只字未 提这一原因?分析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韩 愈和他的《师说》。
事实上,从《师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看出,当 时“师道不传”的现象普遍而严重。以批评对象为例,韩愈 起初批评的是“今之众人”,“众人”即一般人,韩愈说他 们“下圣人远矣”却“耻学于师”;
随后,韩愈就更进一步, 把矛头直指“士大夫之族”,说他们对师徒相称的人“群聚 而笑之”;
到最后,韩愈使用了“君子”一词,他说:“巫 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 欤!”在古代,要称得上“君子”,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外,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士大夫”在具 备了高尚的品德之后才能被称为“君子”。可是,就连这些 被认为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居然也不认可“师道”,这 是何等可怕的现象!难怪同时期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 道书》一文中也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 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批评“师道不传”这一现象 的过程中,为什么韩愈本人的情感越来越激动,语气越来越 强烈了。开始的时候,还是琪皆出于此乎”这样推测的语气;
随后就变成了“吾未见其明也”这样肯定的判断语气;
最终, 韩愈说“其可怪也欤”,这可真奇怪啊!这已经是感叹的语 气了。
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不从师”的恶劣风气,这的确是难 以想象的。那么,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要想回 答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人才选拔的制度说起。
黄初元年,魏文帝曹丕为笼络士族阶层设立了九品中正 的选官制度,它是中国封建时代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之一, 影响深远。所谓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即设立“中正官”, 由他对所管辖地区的人物进行品评,然后根据品评结果任用、 升降官员。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家世、 品德、才能三项,但因为中正官都是出自门阀士族,所以没 过多久,家世就成为影响品评结果的唯一因素,正所谓“上 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也就是说,土族出身远比真才实学更接近仕途。
到了唐代,尽管早已经开始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但实 际上,九品中正制还在大行其道,真正通过科举入仕途的士 子少之又少,而入仕之后能走得一帆风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赵文润在《汉唐人物述评》中有记载:“唐高宗在位34年, 进士及第555人,宰相47人,科举入仕者11;
武则天掌权21 年,进士及第1172人,宰相75人,科举入仕者27。”不难看 出,在两朝长达55年的时间里,进士及第的只有1700余人, 平均每年只录取30多人。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这个数 字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两朝宰相共122人,科举入仕的只有 38人,占比约30%。对于走科举道路的士子来说,这个比例 确实很低。那么,唐王朝每年新任命的其他官员主要来自哪 里?最终能够走到相位的人中,那70%的人又主要来自哪里 呢?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门阀士族。如此算来,由魏至唐, 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已经延续四五百年,难怪韩愈要喟然而叹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了。
到了中唐,韩愈白己的经历仍能反映上述问题。据《新 唐书》所载,韩愈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但“生三岁而 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家世背景”。
查北宋吕大防所编《韩愈年谱》可知:贞元二年,19岁的韩 愈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第 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但是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 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所以韩愈又参加了吏部考试,却连续三次失败。其后,韩愈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一次得到 回复;
三次登权贵之门,均被拒之门外。直至贞元十二年, 韩愈才因为董晋的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 韩愈从政的开始。贞元十六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 终于在第二年通过铨选,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34岁的 韩愈终于步入了京师政府机构。
显而易见,没有显赫的家世,即便才如韩愈,想要通过 科举入仕也是相当困难的。韩愈自己奋斗了十年,最终还是 靠他人的推荐才成事;
而真正通过考试任职,那又是四年之 后了,所担任的还只是“国子监四门博士”。唐代的国子监 “领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按《旧唐书· 职官志》所载,“四门博士”是正七品官员,“掌教文武七 品巳上及侯伯子男子之为生者”,也就是主要负责教育七品 以上官员的子弟。如此说来,韩愈与他的学生们,一方是并 无重大实权的七品“博士”,另一方却多是出身贵胄的官宦 子弟。可想而知,那些“学生”怎么会把韩愈这个“老师” 放在眼里,哪里还会尊什么“师道”?所以说,韩愈并不是 站在“师道不传”这一社会风气的边缘,而恰是处于这场风 暴的中心,首当其冲。于是,在担任“四门博士”的第二年, 韩愈就奋笔写了《师说》。
尽管如此,在写作《师说》之后,韩愈还是遭到了众多 毁谤,其际遇令人唏嘘。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 这样描述:“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至于一般所认为的,韩愈的《师说》改变了“不从师”的社 会风气,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那当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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