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制度 [中国侦查制度探究]

中国侦查制度探究

一、我国现行侦查制度 侦查制度是指一个国家中有关犯罪侦查活动的组织、程序、人事等方面的 规则体系的总称，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由组织制度、程序制度、 人事制度三个子系统组成的。我国法律传统上清末修法以来深受大陆法系影响， 以及刑事诉讼中强调实体真实主义，侦查制度设计总体上类似于大陆法系的审问 式侦查。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侦查呈现双方组合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侦查规定为独立阶段，并有意将侦查、起诉、审判无隶 属关系。法官不能介入侦查。侦查阶段，在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无重力 的第三者法院居中裁判。

（二）单轨式侦查 侦查权的分配情况：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军队保卫部门、 监狱都具有对一定案件的侦查权。侦查机关对自己立案的案件拥有完整的侦查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机关为了调查犯罪，有权采取专门的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专门的调查工作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 勘验、鉴定、辨认、侦查实验等，强制性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拘留、逮捕五种和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财产和其他重要权力的侦查措施，如搜 查、扣押、强制检查、查询、冻结等。在侦查实践中，侦查机关还可以行使不由 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窃听、监听、邮检等秘密侦查措施。

二、我国现行侦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机关有较大裁量权 我国侦查制度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侦查机关相当 大的侦查权力。但由于对侦查权缺乏必要的控制，导致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诸如 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侦查权滥用的现象。纵观我国的刑事诉讼 关于侦查的规定，除了逮捕要经检察院批准外，所有的侦查措施都可以由侦查机 关自行决定、自己执行，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制度。

1、侦查手段适用条件灵活、宽松。除逮捕之外，其他强制措施要么没有 规定适用条件，要么条件宽泛、模糊，即使搜查、扣押、冻结财产这类涉及人身 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严厉强制措施，也没有规定适用条件及限制情节，以致将犯罪 嫌疑人的防御能力削弱至最低，这极易造成侦查机关对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使用 上的不节制。

2、刑侦手段不节制。这是纠问式刑侦模式的通病，主要表现为：任意使 用强制措施，习惯进程是先抓人后取供再取证；
重大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 使用较随便。

3、片面追求破案率，宁可冤枉无辜也不可放过罪犯的办案政策，这也就 造就大量的刑讯逼供的发生。

（二）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存在机制冲突 我国的侦查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职权式，侦查权力强大，手段宽泛。采取搜 查、扣押、拘留等强制措施，根本不需要任何司法令状。可以说，在侦查阶段， 由于侦查机关的特殊地位，形成的仅是追诉者和被追诉者双方构成的诉讼构造， 缺少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尽管扩 大了律师作用，吸收了抗辩制构造的一些合理部分，但也同时出现了职权式侦查 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对抗制庭审之间的矛盾，使我国诉讼结构内部存在机制冲突。这种状况，难以使侦查方式与庭审方式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

（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讯问模式 新刑诉法的施行，虽有不少值得赞誉之处，但遗憾的是从古至今 口供作 为证据之王的观念没有丝毫的改变。在侦查实践中，通过讯问取得口供，通常会 被侦查机关作为最主要、最关键的收集证据的方法，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被 看成是重大侦查成果。由于刑事讯问是获取口供的必由之路。因此，侦查人员对 刑事讯问趋之若鹜。事实上有了口供就意味着可以破案定案。故侦办方不惜采取 一切措施包括威胁、利诱、胁迫、欺哄、唆使乃至刑讯逼供等手段来获取口供。

我国刑事司法中传统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意味着嫌疑人、被告人在诉 讼中承担实质性证明责任。作为刑事司法最低公正标准之一的不被迫自证其罪这 一特权规则没有确立，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和不供述的自由，仍有向侦查人 员如实陈述的义务。

三、我国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以法治精神引领侦查程序改革 树立起个体本位观念。人作为个体，他是社会整体的基本构成单位，他只 有获得独立的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利，才能成为具有个性化的社会构成元素， 才能整合成一个民主的、自由的、有创造力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固然重视群体 的存在，但更应关注个体的法治生存状况。侦查程序的法治，就是要通过构建正 当程序，充分尊重程序主体的个性，保障他们个性化的合法权益。侦查程序参与 者在体察人共性的同时，也必须要对程序主体的个性行为予以充分关注，树立起 个体本位观念，关心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证人和被害人，保障他们的具体程序权 利。

树立权利本位观念。法治社会不同于以往其他形态的社会，一个重要的标 志就是权利本位，而其实质应当是弘扬作为社会主体人具体的权利，弘扬人的主 体意识和自主精神。这要求侦查程序参与者必须认识到侦查程序的目标在于保障 程序主体的合法权利，尤其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权利。应将权利本位作为侦 查程序法治的核心，并将之整合进侦查制度的设置、运作过程中。

（二）重构权力框架以制衡侦查权 重构侦查程序中的权力框架，改造原来的检察、警察、法官之间的权力格局，以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权来制衡侦查权，推进侦查构造的正当化。

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将独立而中立的法官引入侦查程序中，以审判权制衡 侦查权。允许以强制性侵犯公民的权利时，关键的是一方面必须对国家权力的强 制权明确地予以划分与限制，另一方面必须由法院对强制性措施进行审查，使公 民由此享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应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对所有涉 及公民权益的强制侦查行为，由法官发布司法令状，对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控 制；
若情况紧急，不立即进行会有碍公共利益时，可在采取这些侦查措施后立即 报告法官以获得司法追认，由法官对重大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

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有限度推行检警一体化。通过完善刑事诉 讼程序，设立侦查程序的事前通报、事中监督、事后备案制度，加强检察官对警 察侦查权的控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参照在拘留所设立驻所检察室的模式， 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业务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内设立检察机关的派出机构，从而将 侦查监督经常化和制度化。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建构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的 检警一体化权力格局。

（三）强化侦查参与者的权利保障 改革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全面实现。应在相 关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具有辩护人 的诉讼地位，赋予其相关证据的调查权。在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措施时，律师 有权在场，这些重大侦查措施包括：勘验、搜查、扣押和讯问等。这一方面可以 增强律师的调查取证能力，有利于查明犯罪案件的事实真相；
另一方面，这也可 以有效地防止侦查人员的违法侦查行为。

建立被害人、证人保护制度，保障参与侦查程序公民的合法权利。侦查启 动的程序决定必须告知被害人，告知事项包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扣押、搜查等侦查活动的在场权，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等。此外，侦查终结的决 定作出后，必须通知被害人。同时，建立起证人保护制度，防止证人因作证而遭 受人身、财产等方面的不法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