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典志体史书述论 典志体史书

近代典志体史书述论

一、近代典志体史书的种类 典志体史书《四库全书》称为“政书”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十分重要的 史书体裁，它分门别类地汇辑与缀合各方面典章制度,在历史编纂学中占有重要 地位《四库全书总目》依据政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把政书分为通制、典礼、邦 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小类。但至近代,典志体史书日益浩繁，中央和地方对 于典志的需求以及学者对典志书认识不断深化，故有关典志体的分类更加细致而 丰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接续四库馆臣分类的基础上,将晚清典志体史书 进-步细分：“今日官书,如品级、处分、赋役、漕运、盐法、税则、学政、科场、 枢政、军需、刑案、工程、物料、台规、仪象志、各部则例之属，各有专书，所 司掌之《四库》皆不著录。各省官司以吏牍编纂成书者尤多，其纲要已具《会典》 诸书，并散见《经世文编》中”。这种分类，_方面扩大了典志书范围，-方面反 映了晚清以来曰益复杂的典章制度细分之需要。民国时人范希曾根据民国政治的 新特点，对典志体史书种类作了进一步补充：“此所云今制，已成古制，民国以 来之政制，当于法令、议案、报章、年鉴等种求之。”这反映出因时代变化，典 志体史书亦须适应时代之变化。民国时期，对于典志书的分类更为详细,有通制， 典礼(通礼、祭礼、万寿、大婚、临幸、谥讳、纪元、科举、宫闱、杂仪)，职官 (官制、官箴)，邦计(理财、全国财政、各省财政、关榷、漕赋、海运、盐法、捐 税、货币、荒政、杂录)，邦交(总录、中俄、中曰、各国、租界及领事裁判权、 商约、国联)，军政，律例，诏令，章则，奏议，议案，实业，交通，教育，党 务，公报(中央、省府、市县)，杂录，等等。及至当代，学者对典志体的类目设 置又有了崭新的思考。比如，在重修〈清史》的过程中,修史专家提出《清史•典 志》新设《思想文化志》的必要性，认为需要从当代的历史观和历史视野重新梳 理及解读清代思想文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为清代‘思想文化’立专志，正是在 对传统史观进行反拨,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 的基本原则。因此，新修《清史》为〈思、想文化志》立项，将体现新时代的新 的史学认识，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创新”3。由此可见,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和人 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典志体史书的分类越来越细密和完善。近代是典志体史书辉耀史坛的历史时期。典志体史书因为其与社会政 治和制度运作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相契合，故在官修和私 撰两个层面都受到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典志体史书。

官方层面，主要有《大清光绪会典》以及中央各部的则例、翰林院开馆编纂的《各 国政艺通考》等。私修层面，主要有刘锦藻的〈《青朝续文献通考》、各朝会要 以及魏源、徐继畲、黄遵宪、王先谦等爱国史家先后撰成的名著《海国图志》、 《瀛寰志略》、《日本国志》、《五洲地理志略》等。

清末“新政”因学习西方政艺，所以急于编纂成书，但该书搜采不易、 部帧繁富，虽历六年葳事，该书在门类上与各书局所编纂的政艺之书仍然略显疏 略。究其原因在于编纂部头较大、且涉及西方政艺之学的百科全书，需要编纂者 具有开阔的西学视野、明确的编纂宗旨、强有力的编纂班底以及丰富的西学原典 史料,但翰林院诸臣在西学素养和史料来源方面不具有任何优长及优势。

(五)西方历史地理类典志体史书编纂关于这一类典志体史书，学术界 对其分类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些港台学者认为这类史书不是纯粹意义的典志体史 书，但我们认为这类史书主要仿照典志体而来，是适用近代客观历史现实而创制 的崭新的典志体史书。正如陈其泰所指出的：
中国史学发展到晚清,新的时代需要推动历史编纂的发展,一批见识卓 越的史家均重视对典志体的改造。这一现象实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典志体史书有 两大特点:_是内容包涵宏富，适于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各方面情状;二是篇目设立 极具灵活性，可根据需要增减、扩充，储备新知识，发表新见解。

笔者赞成陈其泰先生的观点。魏源、徐继畲、黄遵宪、王先谦等史家 先后撰成的名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曰本国志》、《五洲地理志》， 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具特色的编纂方式,在近代史坛大放异彩。这些史书 能够突破传统典志体史书的编纂方法，在编纂的指导思想方面，以某一志目为全 志的“总纲”来结构全篇。例如《海国图志》以《筹海篇》为全书之总纲，其他志 目则从不同层面呼应该志目。再如《日本国志》以個统志》为纲总揽全书,显示 了黄遵宪高超的驾驭典志体史书的技巧。上述典志体史书,还根据晚清变化发展 的形势，力图设立新的志目，扩大典志体史书记述典章制度的容量，尽可能包蕴 所记国家的重要典章制度。如王韬撰著《法国志略》的目的在于‘‘一国的典章制 度，粲然以明”，故其典志的叙述根据法国历史的实际，对近代法国出现的新制 度加以反映，如设立“银肆’教会’、“邮政”等细目来记录。而王先谦编纂的《五洲地理志略》则是学习西方思潮与传统编纂方法 融为一体的重要著作。王先谦认为：“向来说地，诸家图志不能兼备，学者病 焉。”(《卷首》)所以，他以汉学考证家的功力，以求新求变的史地学思想，准确 地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和典章制度。王先谦以开阔的视野和丰厚的史料，建构一 种独特的五洲地理图景，因而该书编纂的重要特点在于荟萃群集、依史志之法编 纂。王先谦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说：“先谦近撰《五洲地理志略》，欲荟萃诸书， 以史志法为之。搜书不多，尊处有好译本外地志否上海有《万国通史》续编，前 编蔡尔康所译，乞代购。”说明该书编纂依传统地理志之法,在分洲分国记述的同 时,着力阐释一国重大典章制度和新近出现的历史地理大事，比如书中对议会制 度和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的介绍，皆属于其中突出的例证。王先谦编纂《五 洲地理志略》，虽将中国放在首位，但其著述重点在于对西方强国的分析和记录， 故尤详于英、法、美、日等国的地理沿革状况、政治制度等的梳理和阐释。总体 而言，该书将学习西方思潮与传统的编纂方法融为一体，在纂辑各国典志方面取 得了一定收获。

典志体史书在近代的勃兴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就与近代国家政治的 特点以及学术思潮和时代思潮的激荡密切相关。清代以“例”治天下，近代则例、 律例编纂虽遭到官方和学术界的批评，但仍然编纂了各种不同的则例、律例;与 社会政治相契合,通制类、类编类典志体史书亦应运而生，以反映中外典章制度 的变化。其次，统治者的奖掖也是促成典志体史书勃兴的重要原因。如1859年咸 丰帝上谕：“大学士、六部、理藩院、尚书侍郎、都察院堂官等，国家设官分职， 在内部院衙门司员御史，原欲其谙练政体，详求例意。”光绪帝也要求翰林院的 学官讲究实学：“嗣后编检以上各官，应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 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济者皆当究心，他如条约、 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听其分门肄习。”(卷167)再者"经世致用”学风和西学 潮流也推动了史家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如地理类典志体史书和《通 商约章类纂》、《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即是在上述潮流激荡下结出的硕果。

典志体由于体例上的优长，有可能担负起介绍中外典章制度的使命,在近代大变 局的时代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记录中国典志、学习西方科技、制度、文化的重 要载体，是贯通中外历史、典志的“经络”。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记历史上的事， 如图人之躯干;传达历史上的人,如赋人以灵魂，而经纬历史上的典制则为贯通人 之经络”。由此可见，在近代多种因素的共同激发下，近代典志体史书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对近代史学转型产生了独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