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乡建设教育思想与实践 思乡

农乡建设教育思想与实践

一、彭禹廷乡村建设教育思想的生成基础 1.实践基础。彭禹廷(1893~1933年),原名延忠,又名锡 田,河南镇平人,穷苦学生出身。曾参加辛亥革命、国民大革 命,后又义无反顾地辞官归里、剿匪治乱。彭从其剿匪救民 生涯中感受到“以现在民众痛苦,非剿匪一事所能解决”。

即剿灭匪患,尚不能“救穷”,因此,“必有治本之方法,健全 之人才,方能奏效”[2]。2.思想基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灾难深重。许多仁人志士,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 之将倾”,纷纷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其中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与实践也在国内兴起。

尤其是教育救国论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农民的问题。

如黄炎培所提出的“农村教育”,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 育”,晏阳初所主张的“平民教育”,梁漱溟所创立的“乡村 建设理论”,等等,这些关注农村农民问题的各种理论或主张, 给彭禹廷创造了学习、交流、比较、借鉴的平台,使其在各 种社会思潮中探觅甄选,汲取营养。3.理论基础。作为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信徒,彭禹廷认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时 又从宛西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搞教条主义,他指出:“吾所谓 ‘地方主义’,即总理三民主义……总理之三民主义,欲造成 一个富而强的民国……吾特缩而小之,以适应一县之用,… …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 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 地方主义,即总理三民主义也。”[3]4.政治基础。政治上, 彭禹廷反对地方黑暗,矢志“创造新的社会”。彭氏以为:“‘… …在政治未上轨道之前,……贪污之辈,……仍旧利用两千 多年前的积威,以上治下……所以……我们进行‘自治’,就 得推倒‘官治’,推倒‘官治’之后,豪杰才没有护符,进行 自治,才没有障碍!”[3]其理想境界为:“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村村无诉,家家有余。” 二、彭禹廷乡村建设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彭禹廷在乡村建设教育问题上,兼容并蓄各种理论观点, 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乡村建设教育思想。1.办学宗旨。为地方自治服务,根据乡村自治(或‘地方革 命’)要求培养人才。由彭禹廷长院的河南村治学院,在《河 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中开宗明义:“本院宗旨,在研究乡村 自治,及一切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其他乡村服务人 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4]1931年2月20日,彭 禹廷就宛西乡村师范的创办问题,在《答客问》的日记中明 确指出:“将设一宛西乡村师范,为改良教育总枢,学生结业 后,即分派乡村工作,不惟注意政治组织,兼指导经济组织, 将来自治之完成或赖乎此。”[5]2.培养目标。既重视文化、 技能教育,又着力精神塑造,努力戒除“富、贵、洋、懒“四 大毛病,为乡村事业而奋斗。河南村治学院和宛西乡村师范 均以此为指针。针对“现在一般学校,类为偏于知识一面的 教育”,《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规定,“本院在造就乡村 实地服务人才”,“以养成实际作事能力为主”,“凡学生结 业,必须具有解决乡村各种问题之知识能力,及勤劳奋勉之 精神……而不足以副此者,本院得缓予结业,或不予分派服 务。”同样,宛西乡村师范对学生实行“三杆主义”教育。

即学生须掌握笔杆、锄杆和枪杆。笔杆,指学习文化科学知 识;锄杆,指学习农业知识和农业生产技能;枪杆,指学习军 事知识。通过“三杆主义”教育,使学生毕业后回到乡村,拿 起笔杆能写文章,拿起锄杆能种地,拿起枪杆能打仗,从而在 指导乡村自治、发展生产、剿匪安民上身体力行,发挥作用。

3.施教对象。“有教无类”,教育机会均等。尤其关注教育上的弱势群体―――贫困子弟的学习。主张“一般学童教育 机会绝对趋于均等”[6],因此,力求“学校之普及,与教育费 的减少,及贫寒学生之资助”。他提出“由乡镇筹款补助在 小学求学之贫寒学生,由区筹款补助在县求学之贫寒学生, 由县筹款补助在省求学之贫寒学生。”计划取消“各学校在 从前均有学费及各种杂费之征收”[6],从而帮助贫寒子弟实 现求学之愿望。如河南村治学院豫籍学生“一律由院供给膳 宿,并每年发给单棉制服各一套,理发沐浴,亦有本院设备” [4]。宛西乡师从创办之日起,学生入学到毕业,都实行助学 金。1938年前简师学生每人每月发给生活津贴大洋4元,高师 学生每人每月津贴大洋6元;实行小麦津贴后,简师、高师学 生一样,都是每人每月60斤小麦。4.课程设置。以地方自治、 地方建设所需教育为基准。河南村治学院课程概要包括“概 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村民 自卫之常识及技能之训练”、“农村经济方面之问题研究”、 “农村政治方面之问题研究”、“农村小学教育之问题研究” 等方面。宛西乡师之课程,“为地方自治地方建设亦即关于 政治方面之一切知识”,“为农业以及工业上之知识与技术”, “为关于教育方面之一切知识与教学之技术”。5.教学方法。

教、学、做合一。河南村治学院教学,反对“以讲授注入为 方法”,提倡“教学做合一设计教学法、综合教学法”[4], 注重“讨论、研究、实习、实做”,“以开发学生应付环境 解决问题之能力”。宛西乡师“做饭、挑水、种菜都是学生轮流干的”[7]。教育课每期由毕业班学生轮流到实验小学 实习教课。不是毕业班的,每期至少三四次到实验小学听课。

这种边学边实习的办法,使学生毕业后很快地学会教学和管 理学生。学生在校经做饭、种地、养蚕、栽树等实践懂得了 农桑知识,毕业后分散在宛西各县的广大农村,加速了宛西 自治的进程。6.学生就业。哪来哪去,定向服务。河南村治 学院豫籍“结业学生”,由学院“分派服务”。宛西乡师为 了避免毕业生改行、流失,实行“哪个县的学生,毕业后还回 到哪个县,由本县分配当区长、联保主任、校长、保长或教 员”[7]。(1939年以后毕业的宛西乡村师范学生,学校和地 方不再负责分配。)从而为宛西自治提供了人才支撑,为宛西 自治名噪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7.学校管理。建立考核评价 机制。河南村治学院豫籍学生“未经结业,中途自请退学者, 或因重大过犯,开除学籍者,应追偿其修业期间膳宿服装各 费”。“经分派服务后,如有自行他就者,应追偿其修业期间 膳宿服装各费。”[4]在河南村治学院还实行“试学期”― ――淘汰制度,“于此期间,得就其资性、体质、思想、行为 加以甄别而去留之”。宛西乡师学生学期考试每班成绩在前 三名者,学校发给奖学金3~8元,予以奖励。

三、彭禹廷乡村建设教育实践 实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河南村治学院为基地开 展初步实验(1929~1930年)。1929年7月,曾与彭同为冯玉祥 部下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任命彭禹廷为豫南民团总指挥,彭从其剿匪救民生受到“以现在民众痛苦,非剿匪一事所 能解决,必有治本之方法,健全之人才,方能奏效”。所以,彭 辞而不就的同时,与韩向方商准建立河南村治学院。河南村 治学院于1930年1月开学。“直、鲁、豫、晋诸省,来学者数 百人。”[2]当时,河南村治学院由“彭禹廷任院长,梁仲华 任副院长,王怡柯任总务长”,“著名学者梁漱溟任教务长” [8]。“彭禹廷身为院长,虚心向专家们请教。他经常向梁漱 溟学习乡村建设理论,还和学生一起听梁讲课。在农场里跟 着冯悌霞一起观察、实验。还经常和孙廉泉一起研究如何办 好农村合作社。”[9]他对“乡村自卫,亦甚注意”,“至于 农业改良之试验研究,自亦属份内应行致力之点”[2]。特别 是村治学院刚开办时,他认真听取梁漱溟的意见。正如梁漱 溟所回忆,“因为学院是刚筹备,一切章则还没有定,他们要 听取我的意见,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河南村治学院旨 趣书》,我的思想和主张都在这篇文章里。”[10]在与梁的 沟通交流中,彭的乡村建设教育思想日趋成熟。1930年春,王 鸿一、梁式堂两人约同阎锡山、冯玉祥至百泉共商讨蒋大事。

期间,阎、冯曾到村治学院讲话。冯演讲的主题是《打倒挂 羊头卖狗肉的蒋介石》,阎演讲的题目是《自治是建国之基》。

他们对河南村治学院作“为我国创立的第一所培养乡建人才 的学院”[8],极为重视、深表赞许。同时,彭还“应阎锡山 的请求,添办了一个村长训练部。阎锡山从山西派了二十三 个青年学生到百泉学习”[9]。第二阶段,以宛西乡师的兴办为标志(1931~1933年),对民众进行自治教育。1.学校教育。

(1)千方百计办好中等教育,着重办好宛西乡村师范。其全称 是“河南省镇内淅邓联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1931年,彭 为培养地方自治基层干部,发展乡村教育事业,利用内乡天 宁寺旧址开始兴建,1933年3月5日建成开学。学校占地50亩、 房屋近400间。它分实验小学、简易师范部、高级师范部(1937 年设立)。简易师范部、高级师范部合计学制7年,是当时河 南较好的完全师范。其一,围绕地方需要,合理设置课程。

“在课程安排上,除不设英文外,其他课程基本都有。”[11] 教育课和农业课,是乡师的主要课程。农业课是按宛西农作 物编印的教材,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军事课(枪杆教育)每 周两堂,在校学生每人发步枪一只,平时由个人保管,枪挂床 头,早操和每周两节军事课都要持枪站队,每期还要进行实 弹打靶。其二,兼容并蓄各种图书,全部向师生开架出借。宛 西乡村师范大量购买各种图书(包括禁书),藏书“总在3万册 左右”[12]。诸如马克思、艾思奇、范文谰、翦伯赞、鲁迅、 茅盾、叶圣陶、巴金、冰心、丁玲、陶行知、陈鹤勤、舒新 城、冯友兰、梁漱溟、晏阳初、陈立夫、叶青等的书都名列 其中,……。图书馆藏书之多,居宛西各县公私立中等学校前 列。(2)竭力抓好小学。在镇平县,彭禹廷采取鼓励措施支持 办学,自治前的1929年“完全小学6所,乡村小学207所”[6]。

仅1930年一年完全小学增加了5所,乡村小学增加了51所,增 幅分别约为83%和25%。2.社会教育。第一,结合宛西实际,对民众进行自治训练。1931年1月,彭禹廷征集全县热心乡运之 人,进行自治研究。通过自治研究会,来宣传乡村建设之必要, 整顿财政、统一收支、扫除历来积弊之可能,不断提高民众 对自治的认识,增加民众对自治的热心和关心。之后,又“成 立乡镇长训练班”,“设立地方服务人员训练班”,期望通过 训练从事自治工作人员,对自治进行指导、推动。第二,指导 农民生产,提高致富本领。设立改良丝绸委员会、妇女草帽 传习所、救济院等机构。在农闲休息时,不但在田间、地头、 村头、巷尾挂块黑板,对成年男女进行识字教育,而且还讲授 农作物栽培知识和农村卫生知识。在救济院,孤儿长到15岁 即可学艺,有竹工、木工、铁业、建造、纺织、缝纫、演剧, 还有养猪、养蜂、养鱼、养鸡、养鸭等技术可以传授。习艺 成功,却能自立,并愿意出院的,由院给予资金,并代为介绍 职业。女的到了成年,由院代为择嫁,不受聘金,并陪送嫁妆。

第三,遍设社会教化组织。1930年12月,镇平成立了“全县总 息讼会,及各区乡镇息讼分会”[2],通俗教育讲演团。彭禹 廷还亲编《息讼歌》规劝群众不要闹矛盾,有纠纷别打官司, 打官司劳民伤财、结成仇怨没有好处。群众课本中也安排有 《息讼》一课。通过调解纠纷,既防止了矛盾激化,又一定程 度上和睦了邻里关系;建立了养老院、救济院、感化院、民 众图书馆、教育馆、巡回文库、公共体育场,等等。

四、彭禹廷乡村建设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评价 1.性质。它属于资产阶级教育改良主义思想的范畴,和当时其他的乡村建设教育思想相比较,具有鲜明的特点。(1) 爱国性。彭禹廷乡村教育思想及实践是“本地方人做本地方 事,由救乡而救国”的乡村建设教育。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 办到宛西乡村师范的兴建,他始终坚持人才培养以满足地方 自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动摇,“是真正的救国教育,民 族教育”[6]。(2)进步性。其肇始于“自卫”、“站在农民 一边”的乡村建设教育。彭禹廷与同时期的以“消除共产党 的农民运动”[13]为目的,“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显著不同。梁漱溟 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正如其本人1935年在山东乡村建设 研究院讲演时所承认“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因此, 梁漱溟等人开始于1933年3月的乡村建设教育在山东邹平、 菏泽乡村建设实验区内受到抵制和冷遇。而彭禹廷创办的宛 西乡村师范“以农民贫困者为”[14]主要施教对象,在办学 上不但大力推行吸收贫困农民的子弟入校学习的方法,同时, 还计划了一整套资助贫穷困难学生求学的措施。不分贫穷, 不向学生收费,还发助学金,受到人们的赞扬。(3)创新性。

它是“以中国为本位的”、“东西合璧”的乡村建设教育。

当时“吾国教育,时而模仿欧美,时而模仿日本,时而军国民 教育,时而放任主义的教育,五光十色,完全以模仿为能事” [6]。而彭禹廷的乡村建设教育,既没有崇洋媚外,全盘西化;
也没有“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他的乡村建设教育的理论 与实践,“不在模仿而在创造与适应”。他在家乡镇平从事的教育活动,就是一个范例:“即在教育之一切设施,均以适 应中国社会环境,并改造中国社会为标准。如中国社会固有 之好习惯与旧道德及旧知识,凡能适用于现社会的,都尽量 的施之于新教育里边。”“使新的努力与旧的联合”、“不 失其创造性与民族性”。2.作用。(1)“开启了全国性村治 运动的先河”[14]。创建河南村治学院,这在中国教育史上 理应成为一个亮点,写下重重的一笔。首先,兴办时间早,它 是我国的“第一所”[8]。其次,规格高,由省级政府主办。

其三,规模大,当年招生“数百人”。其四,生源面向全国(部 分省市):直、鲁、豫、晋诸省皆有求学者。其五,关心政治, 直言教育为政治服务。“本院宗旨,在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 乡村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其他乡村服务人才,以期指导 本省乡村自治之完成。”[4]其六,大家、学者云集。北京大 学乡村建设专家梁仲华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家王怡柯教授, 乡村建设理论创立者、著名学者梁漱溟,农业专家冯悌霞、 于鲁溪,农村合作社专家孙廉泉等都曾在村治学院执教。河 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既为河南乡村自治培养了干部,也为梁 仲华、梁漱溟在山东举办名噪一时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提供了 范例,储备了人才。(2)奠定了宛西自治区域近代教育在河南 拥有的一席之地。为了优化宛西自治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彭 禹廷于1931年倡导并推动成立了“河南省镇内淅邓联立宛西 乡村师范学校”。通过积极建设,使其居于河南较好的完全 师范之列;实现了资源共享,加快了人才培养的步伐,避免了宛西自治所需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宛西自治区域近代 教育的“勃起之象”,使长久枯黄的河南学校教育为之一振。

综上以观,彭禹廷乡村建设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是一次学习、 比较、吸纳、创新的乡村教育实验。它在河南省国民党统治 区内进行。由于彭出生于下层社会家庭,更多地体会到贫苦 农民所遭受的苦难,他的乡村教育实验也更多的代表了农民 的利益,因此,“彭的乡建教育是站在农民的一边去改良社会 政治,改良政府。”[14]这一点正是彭的乡村建设教育与国 内其他乡建教育实验的主要不同之处,也正是彭禹廷的主要 进步之处。由于彭禹廷站在农村贫雇农的立场上,减轻农民 负担,加重地主负担,所以,不断遭到国民党河南当局的打压。

这在著名记者张了且的《自传》中有切身反映:“1932年夏, 《大公报》派我做旅行记者,视察宛西自治区,切实报道了镇 平等地自治成绩,多所赞扬,报上标题为,《镇平自治成绩斐 然冠全国》,被刘峙指为‘替反动派张目’。”一个著名报 人只是如实报道一下宛西自治区域的情况,尚且受到国民党 河南当局的指责,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彭禹廷兴办自治――― 乡村建设教育事业需要多大的勇气。为此,彭禹廷为自治― ――乡村建设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劣绅谋杀)。古 人已去,精神犹在。正如和彭禹廷一样从事着乡村建设教育 事业的“农村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先 生对彭禹廷所评价“做下等工作,享上等荣誉,……为万户同 庆升平,光辉垂乡梓,恩泽长留镇内淅。”[5]作为老上司的冯玉祥撰文悼念中洋溢着敬仰之情:“杀身成仁,做万家生 佛;舍生取义,为一代完人。”[5]亲临致祭的“山东村治的 主脑人物并且和彭禹廷是总角之交”的梁仲华先生挽联录于 忠肃句曰:“粉身碎骨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6],最足以 状其对乡村建设教育事业的执著和贡献。当然我们还要清醒 地认识到,由于彭思想的局限性,所以他所设计的“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村村无诉,家家有余”的美好蓝图,最终随着封建 势力的反扑和暗杀化为了泡影,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