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独生时代：为中国的接班人犯愁:

今天的安居乐业，作为基本国策和基本义务的计划生育功不可没。但在庆幸自己不会被子孙满堂的高成本拖累之余，面对接班人的种种劣迹和隐患，我们或许可以为已经和仍在继续的超豪华的培养投入而理直气壮，却很难对他们将来的产出和回报充满信心。孩子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事实。因为很多我们孩提时不懂的，他们早懂了；我们不敢干的，他们先干了；我们想做而未做的，逼着他们去做了；他们一再颠覆着令行禁止，我们尽可能宽容地妥协了。他们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和模仿恶习的速度，遥遥领先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和矫正；我们曾为年少无知而付出的代价，他们明知我们会出面摆平而毫不在乎…

比例

近期《新民周刊》有篇报道很吓人，《南京贪官榜特征：每2.5天开除一个贪官党籍》，背后又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如果要说影响下一代因素的排行榜，腐败“当之无愧”。腐败既是流行性传染病，也是突发性综合症，还有遗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它侵蚀着几代人的言行举止和内心世界。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反腐败进程。但这个问题太“国家”了，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社会。

潘绥铭在《中国二十年目睹之性现状》中写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将进入“性，男人是弱者”的时代。对此，我们可以半信半疑，但无论把帐算在谁头上，事实是小女生们越来越自由地行使着性权利，以至于连最高人民法院都要研究出一个《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以保护幼女“合法的性生活”。

“性自由”最让人发愁。首当其冲的是艾滋病和毒品的蔓延。

11月10日，在“清华大学ＡＤＩＳ与ＳＡＲＳ国际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称，据估计，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达到了100万，其中以15－19岁的青少年为主。

此前另一则题为《中国吸毒者青少年占74，上海推行“防艾禁毒”教育》的报道中显示，中国60被调查的青少年不能正确说出艾滋病的基本常识；21不知道如何预防。而在上海市青少年吸毒者中，在不知道毒品危害的情况下吸毒成瘾的占82；已经接受防“艾”教育的中学生大约有10万，只占上海市中学生总数的1/8。

克林顿在清华回答记者关于儿童什么时候了解艾滋病的情况适宜时说，“只要孩子长得足够大，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去了解了。比如他们在能够采取性行为的时候就应该了解。”

问题是，关于何时可以开始“第一次”，我们和孩子们怎么也想不到一块。在这个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的年头，性，绝对是代沟里最不可逾越的地段。

9月10日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传来的消息：自杀已成为中国青少年人群的第一死因，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的国家，每年女性自杀率大约比男性高25。失恋和堕胎都在自杀危险因素中榜上有名，这也是“性自由”惹和祸。看来，“性，女人也是弱者”。这是脆弱的一代。

对孩子们的影响，有中国特色的，也有全球性的。美国《新闻周刊》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年轻人影响较大的技术，排名第一的是互联网，占29；51的受访者认为，新技术发展可能引发未来青少年能力下降最多的是人际交往能力。孩子们在虚拟的世界里享受成熟，却在虚伪的现实中害人与被害。

福建省福州市某区公安分局的统计表明，因上网聊天、玩游戏等而引发的违法犯罪的人员18岁至25岁占52，14岁至18岁占40，25岁以上占8。

但我们无法确切掌握全国每年会有多少“美眉”因网络约会而遭受性侵害、勒索、欺诈、拐卖甚至丧命。

“正义网”一则《关于青少年性犯罪的话题》中写到，现在我国10—20岁的青少年已达2亿多，群体性出现了生理发育提前，性心理发展前倾、广义性行为早期化的趋势，青少年性行为的大胆和性道德的欠缺形成了极其危险的反差。

其实，性自由只是青少年问题中一个最沉重的话题，还有暴力、贪婪、失信、反叛等等。道德水准的下降与犯罪可能的上升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独生子女犯罪比例的逐年攀高，被纳入未成年人犯罪增长的新特点。2002年全国在押未成年罪犯中，独生子女占30-40，比1999年多了15个百分点。

《法制日报》“六一”专稿指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主要原因竟然是孩子们具备充分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免责的“另类”法律意识。

最近《晨报》有篇报道，叫做《23岁涉嫌挪用公款百万，职务犯罪年纪越轻越胆大》，突出了职务犯罪低龄化。相信若干年后的反贪报告里，职务犯罪主体的独生子女化，也势必成为腐败的新动向。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王牧先生说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保护未成年人，更在于预防他们成年后的犯罪，保护未来的社会。事实上，预防未成年人“缺德”，也是这个理。

控制

以大中城市为辐射中心，独生子女逐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这是控制的基础与核心。什么是最好？是源于十年教育乱收费的2000个亿，是搭上了诸如“小学生手提电脑班”之类的“网际快车”？还是拿洋文凭、说“双母语”、会弹钢琴？过去我们认为是信仰，但现在相信是名利。

最近，针对中国学生在海外的放纵，媒体提出了诸如《人为什么需要规则》、《哪个孩子该留学》等反思。另一面，也有“老外侃中国：逼子成龙是犯罪”，说“中国的孩子像军人”。其实“减负”是怎么一回事，学校和家长都心照不宣。孩子们本已身心疲惫，还得提防体罚和虐待。前几天《重庆晚报》报道了重庆九龙坡区辰光学校某班的教学“互动”，题目是《老师上课“耳光伺候”，学生无奈铁棍“防身”》。

“严师出高徒”。要是出了“浪子”怎么办？尽可能挽救，这也是控制。近两年一些地方模仿英美的“诉辩交易”、德国的“附条件不起诉”、日本的“起诉犹豫”，搞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在校生犯罪的“暂缓不起诉”制度。结果严重违反校规的坏学生被开除或者勒令退学了，而那些享受制度优惠的少年犯罪嫌疑人却被留了下来，由检察院、学校、家庭和基层组织共建的帮教小组看着，

并保佑他们最好能考上大学，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有人说，理解少年司法制度的“宽严相济，区别对待”，需要考察当事人所能牵动的资源，及其运用“法律武器”的能力。

言传身教是最有效的感化，但我们习惯于让孩子以别人为榜样，千万不能象自己这样没出息。当然，“*官吃官”者除外。于是，我们可以沉迷于“六合彩”，参加“换妻俱乐部”，也可以一边警告自己的孩子远离“网毒”，一边把网吧开到学校对面，欢迎别人家的孩子惠顾。为人师者总该以身作则吧，可时不时总要这冒出一只“**”，那个原来是“变态狂”，连幼儿园都不安全。

9月1日，哈尔滨开通了“未婚先孕”救助热线。此前，有的学校已开始向学生提供避孕套。也许这些保护措施倒可以发挥一点积极的控制作用，尽管它本身是消极的。

至于最严厉的惩罚，似乎也没有形成理想的威慑。“短期刑交叉感染”被我们从理论上预防了N次，但未成年人羁押场所的现状却鲜有改善。我们有“一个孩子等于六个钱袋”的商业头脑，却算不清十年后坏孩子们“重出江湖”、“变本加厉”造成的损失。

《终极对话》里的赵政，从小就感觉故事里“英雄救美，美人活着，英雄却死了”让他很难受，终于有一天，他把一个“美人”残酷地肢解了，获得了“解放”。“自闭症”、“青春期焦虑型犯罪”，类似案例的犯罪心理学剖析，总有“事后诸葛亮”的遗憾。

信息时代的高科技，并没有促进“沟通，从心开始”。我们自以为把孩子关进了象牙塔，却不知出来的是魔鬼还是天使。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是禁锢的一代，也是失控的一代。

预测

凡事看主流。按理说，孩子们见多识广，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加上我们的牵引和支持，接班没什么大问题。但毕竟是成本最高的一代，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总有种抓不住、摸不准的感觉。

如果高考作文出一题“十年后，一个成功的女人与今天有什么不同？”你可以为女权运动鼓与呼，也可以做一个“金领公寓”单身贵族的美梦，但如果有人刻骨地说：性，是一种商业或政治“存在”，你也不必大惊小怪。也许届时已没有“秘书”一职，但商场和官场上的较量，会因她们而精彩。

撇开性别差异，我们可以试着列举接班人中的几种反派典型：

乐极生悲型，多为官家子弟，凭借父辈的原始积累或政治资本，平步青云，或许可以有所建树，但万一老爷子落马，自己基本上做不来普通人。

纸上谈兵型，学历、学位、资格证书一大堆，擅长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对于现实的不可理喻，能坦诚法治的任重道远，但坚决不从基层干起。

卧薪尝胆型，主要是那些不惜代价要改变现状的穷孩子，比如那些考上了大学但需要去“坐台”才交得起学费的女生，对钱、权和尊严有着更切肤入骨的理解，“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其实十年后究竟是什么模样，是规则消灭了“潜规则”，还是战争取代了和平，历史无法告诉未来。

11月13日，武汉汉口天津路上，一名初三学生被20余名不明身份持铁棍砍刀的十三、四岁少年追杀百米后惨死街头，在前后5分钟的施暴过程中，数十名围观者竟无人伸援手。

11月15日，中国女排在久违的17年后再夺世界冠军。

伤害接二连三，期待几近麻木。

“中国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

为中国的接班人犯愁，愁眼前的这些孩子，在如此功利的成人社会里，怎可能出淤泥而不染，不断积淀的叛逆，如何能屈服于理性；更愁为人长辈者，一边痛并快乐着对孩子的溺爱，一边加剧对成长环境的破坏。

“政权”移交的过渡期里，要做的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