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法律教育现况与经验借鉴_法律借鉴

大众法律教育现况与经验借鉴

1当下法律教育中的内忧 从目前来看，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常识里，特别是 在法学学者的话语中，法律教育(或法学教育)仅指法律职业 教育、法律人才教育，即如何培养法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等学院派精英，法律教育这个概念似乎已经约定俗成、 不知不觉地成了法律人才教育、法律职业教育、法律精英教 育的代名词;而法律人才教育的孪生兄弟―――法律国民教 育、法律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法律基础教育、法律大众教育， 却有些被轻视，甚至被忽视的倾向。但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 在逻辑里，法律教育天然的就有两种类型、两块内容，一是 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另一个就是普通国民的法律塑造，这 是法律教育的两条腿。法律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二者之间 彼此影响，相互促进。没有高质量的法律精英教育，法治难 以提高，没有高质量的法律大众教育，法治难以维持，只有 二者均衡发展，和谐共处，当下的法治之路才能走得更加稳 当。遗憾的是，现实中法律教育中的职业教育、精英教育从 理论到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升，而法律教育中的大众 教育、公民教育从历史到今天都显得有些裹足不前。因此在 法律教育的内部，形成了一方面法律人才培养获得了长足发 展，另一方面国民法律教育却裹足不前的局面，这既是法律 教育内部的隐忧，也是法治主体有效生成的外患。

2长足发展的法律精英教育 胡旭晟教授在《我们为什么需要法治―――民众的困惑 和学者的责任》一文中讲到:“尽管依照季卫东教授的看法， 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职业法律家的远见 卓识而不是普通民众的内心共鸣，但我还是同时相信，当今 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应漠视也无法避开民众的内心共鸣。”在这篇文章中，胡旭晟认为中国民众对于法治的共鸣，只能来 自于学者的理性教育，因为在他看来，在中国社会中，没有 法治的传统和习惯，也没有法治的信仰，社会生活的事实也 不支持法治的理想，所以在中国要引起民众对法治的内心共 鸣，只能依靠法律学者对国民进行理性解说。关于法治与国 民法律教育的关系，蔡枢衡先生曾从法治与中国青年关系的 角度尝试过分析，但未深入，比如他有《中国青年与中国法 治》的文章。蔡枢衡先生的思路值得关注，因为他考虑到了 在中国这个有特殊历史传统的大国实现法治，必须与这个国 家众多不知法治为何物的民众打交道，因此中国各阶层民众 的内心期待、法治理解、法治情怀，可能对中国法治的建设 更加重要，毕竟社会大众、全体国民的日常生活，才是法治 的真正有力的物质载体和实践力量。

新中国自文革结束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中 央国家机关推动，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具体实施，组织发动了 一场规模空前、历时几十年的“普法”运动，每五年规划一 次，声势浩大，影响广泛，这场普法运动，实际上可以理解 成就是由国家发动的国民法律教育活动，普法的终极目的和 意义均在于对中国国民的法律教育，提高国民的法律知识、 法律意识，期望能够有益于国家的法制或法治建设。当然这 种普法活动，能否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法律教育，能否担 当国民法律教育的重任，普法活动的实效如何，功能怎样， 这里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国民法律教育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国民法律教育，有或许还是比没有 好，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国民法律 教育比较少见。

相对于法律人才教育研究的热闹非凡，群星璀璨，法律 国民教育多多少少显得有点残缺不全，冷清暗淡。这样，法 律教育在逻辑理解时，涉嫌以偏盖全，用法律人才教育、专 业教育代表了整个的法律教育，忽略或忽视了国民法律教育、 大众法律教育、公民法律教育的内容;在实际的研究操作中， 法律人才培养发展快、进步大、质量高，而国民法律教育、 公民法律教育、大众法律教育，无论是研究的数量和质量， 都不能与法律人才教育同日而语。

因此，从法律教育内部来看，就产生了一种不和谐，一 种不均衡，是种内忧;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有内忧的法 律教育，就成了法治主体有效生成的外患。

4域外国民法治培育的启示 法治文明基本上属于西方样式的文明形态，对中国而言， 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异域文明。而西方的法治有其独特的历史 文化背景，也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甚至有其独特的不可复 制的地理人文支撑。当然强调它的独特性，并非否认它的共 同性价值和意义。但无论如何，西方法治的诞生注定会不同 于中国法治的建设。正如伯尔曼所言“没有对炼狱的恐惧和 对最后审判的希望，西方法律传统不会存在。” 因此基于这种特殊的法律传统，西方法治国家好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专门的国民法律教育的活动，这也许从未成 为他们的一个问题，因此才有了把法律教育 (legaleducation)等同于法律职业教育、法律人才培养的习 惯。

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法治国家没有类似国民法律教育 功能的其他教育。就目前看来，很多西方法治国家都有过进 行公民教育的经历和举措，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公民教育，就 其基本的教育内容来看，有很大一部分的教育内容是关于法 律价值教育的，而且这种高起点的法律价值教育，培养的是 基本的法律思维方式、可贵的法律信仰情感，并非简单的法 律知识的普及，这与我国的普法虽然形式有点类似，但内容 操作差别很大。

英国的公民教育包含有丰富的法律内容，比如把公民的 权利与义务作为中小学的基础学科之一，要求5～16岁的学 生通过学习掌握以下技能:调查和批判性思维，讨论与辩论， 商谈与调解，参与学校和社区活动。从2002年起，在《克里 克报告》的影响下，英国又对以往的公民教育进行了改革和 调整，主要内容为:权利、选举系统、公平地解决冲突、司 法系统、民主体系的运作、社会多样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架构等。希望学生获得的技能是:信息分析和对偏见的认识， 表达和证明自己的观点，辩论和对他人经历和参与的认识等。

从表面上看，英国的公民教育类似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或 者品德教育，但实际上，这种公民教育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更象是国民法律教育，是英国的公民“普法”教育，而且可 以看出来，这种公民法律教育，更侧重于法律基本价值的教 育，这一点与我国中小学的“法制”教育侧重于法律知识的 教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法律价值教育相对于法律知识教 育而言，法律价值教育更符合国民法律教育、大众法律教育 的性质和要求。

法国作为一个法治国家，除了有系统的法律职业教育外， 也有相当成熟的国民法律教育，这种大众化的群众法律教育， 也是以公民教育作为载体来展开的。以法国中学的公民教育 为例:初中一年级公民教育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出发来 构建;初中二、三年级则围绕着构成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来 展开，如平等、自由、正义、安全等;初中四年级则突出法 兰西共和国、欧洲和当今世界中的公民资格纬度。高中学生 则进行“教授公民资格”的公民教育，其大纲共有四个主题， 即:公民资格的行使、代表制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公民资格 的行使、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的形式;公民资格的行使、共 和国和地方主义;公民资格的行使和公民的义务。要求学生 必须掌握七个概念:权力、代表制、合法性、共和国、民主、 防卫和法治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法国的国民法律教育也是 以法律的价值教育为中心来展开的，核心是培养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具有法治精神、法治信仰的公民。

日本作为亚洲的一个发达的法治国家，它深受西方法治 文明的影响。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的法律职业教育对中国清朝末年的法律改革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 水平也相对较高。同时，日本也是亚洲最早开展公民教育的 国家，系统的公民教育为日本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制定了 民主宪法，重建民主国家，摒弃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崇尚 个人自由、权利、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观。1969年5月版 《小学校指导书社会编》明确指出:“公民素质是什么?是一 个关系着今后如何指导社会课的重大问题。所谓公民素质， 是指行使和相互尊重在社会生活方面为个人所认同的权利， 知道自己作为具体的社区、社会和国家一员所被赋予的各种 义务和社会责任，且根据对它们的理解，进行正确判断和能 够行动的能力和意识。因此，公民应该理解为包括作为市民 社会的一员和作为国家的成员的国民这两个涵义。”在日本， 公民科、社会科都担负着公民教育的功能，无论是公民科还 是社会课，其核心的思想都是培育民主国家、法治国家的公 民素质，把权利义务、自由民主、法治精神、法治信仰、法 律思维方式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的基本使命。

再以当代的美国为例，美国有专门的公民教育中心 (center of civic education)，此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 美国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学生的宪法民主精神。此中心 从1987年开始(和中国的普法教育几乎同时)进行了一个名 为“我们人民:公民与宪法”(we the people: the citizen and the constitution)的公民教育项目，旨在提高学生对美国宪法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仅就这一部联邦宪法，美国人 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组织实施，到今天为止，已进行了二 十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地普及一部法律，进行得如此细腻， 这在法制史上是不多见的。相对于我国的普法活动而言，同 样是二十几年的国民法律教育，被作为普法内容的法律种类， 已经多达几百部，甚至一个普法周期，涉及的法律种类就有 十几部，这种轰轰烈烈的普法运动，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但总体看来，仍然显得十分粗糙。已经实现法 治化了的国家，对于国民的宪法教育尚且如此细致、细腻、 细心，作为正在法治化路途上的当代中国，对于国民法律教 育，更应该深入研讨，认真关注。

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今世界上主 要的法治国家，无论是东方的日本，还是西方的英国、法国、 美国，法治之所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并不是偶然 的，也不是天然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所需要的“人”是 需要培养培育的，而这些国家中系统的、成熟的公民教育正 好发挥着培育国民、培养公民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公民教育， 事实上就起到了国民法律教育的作用，而且是一种高质量的 大众法律教育。深思这些法治国家的国民法律教育，可以得 出三点启示:首先，法治化的国家，依然需要大众法律教育， 为法治的持续存在提供有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未法 治化的国家，大众法律教育则更需要重视和加强;其次，对 于大众国民的法律教育，应当以法律的价值教育为核心，强化权利、自由、民主、正义、公平、合法性等基本价值观的 教育，使公民确立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培育法律情感和法 律思维意识，而不应以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为主。法律知识 的教育，既不容易操作，也容易异化为对公民的义务教育、 禁止教育、恐吓教育;第三，国民法律教育要注重参与精神、 体验意识，让公民大众在实际的参与、体验中去获得法治的 感悟，得到法治规则的认同，而不能简单的宣传、说教，甚 至去安排逼迫性的考试、过关等。

由此可见，西方法治国家不仅仅有高质量的法律人才教 育、法律职业教育、法律精英教育，还有高质量的大众法律 教育、国民法律教育，这两种法律教育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具体的要求不同，但在法治主体的有效生成中，都起着彼此 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共同培育着法治社会需要的法治大众 和法治精英，共同呵护着法治主体的健康成长。法律教育的 两种使命，两种主体培养目标，两种高质量的教育研究，对 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都是很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的。

5结语 法律教育与法治主体的有效生成息息相关，不论是精通 法律业务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还是具备基本法律精神的广大 公民、大众，他们的健康成长都离不开高质量的法律教育。

而当下对法律教育的逻辑误读，造成了法律人才教育与法律 大众教育的不均衡发展，有所偏颇，一方面法律人才培养长 足发展，另一方面国民法律塑造却裹足不前，这种法律教育的内忧，事实上带来了法治主体有效生成的外患。因此，深 刻认识法治中的“人”，深入探讨法治的主体生成，特别是 大众主体的生成，不仅仅是“普法”部门的事。没有坚实的 学术研究做基础，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为支撑，那么无论是 “法制教育”的实施，还是“普法”教育的实践，其教育的 质量和实效，恐怕都难有更高质量的突破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