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及其现代发展策略】 思想政治教育

《反杜林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及其现代发展策略

一、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每一个健康清醒的 人接受某种思想 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的第九章“道德和法。永恒真 理”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存在着永恒不变的道德和法 的“永恒真理”论，论述了人的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 关系。认为人类的思维作为总体是至上的或绝对的，而每一 个人的思维则是非至上的即相对的，思维的至上性存在于一 系列无限的非至上性的总和中。这是恩格斯的著名论述，也 是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 恩格斯在谈到个人思维的非至上性时，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和接受问题的重要论断。

针对杜林关于个人思维具有至上性的观点，恩格斯写 道：“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 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 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 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 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1](P91)在这里，恩 格斯虽然否认个人的思维能达到绝对真理和终极真理，但也 承认个人的思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 重要观点，不仅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思想政治 教育学的意义。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上看，这一论断明确了思想政治教 育对象的主体性，否定了对教育对象进行强制灌输的做法。

仔细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这一论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 内容，并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 体，其思想意识具有其相对独立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尊重 这种思想独立性。以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特 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中，对“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 性”注意较多，但对个体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注意不够。表现 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是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 忽视教育对象的思想独立性和主动性，一厢情愿地进行灌输 性教育，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都是有理智有思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强制每 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其次，人的思想接受具有自身特有的规律，思想政治 教育应该研究和尊重教育对象的思想接受规律，并按照规律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而不能搞违背规律的强制灌输。反对硬 性灌输和强制灌输，是恩格斯一贯的思想。他虽然主张向工 人阶级灌输或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但他反对硬性灌输。

他在1887年1月27日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 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 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 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 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2](P562)恩 格斯反对生硬的灌输，当然更反对强制灌输。他认为，没有 任何力量能使强制灌输奏效。这种强调说服而反对压服的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一再强调思想 改造只能靠说服，决不能靠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这可以说是对恩格斯的论断的进一步阐述。

再次，在运用思想接受的规律时，要坚持“健康清醒” 的原则，坚决反对邪教组织利用人性弱点和心理规律来对人 们进行心灵摧残和思想控制。恩格斯心目中的人是正常的人， 即“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人”。这样的人的思想接受规律是 正常人的规律，应该去研究和运用的正是这样的人的接受规律。但是，人们并不总是处在“健康清醒的状态”，那又怎 么办呢？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对此采取的不同态度可以划 分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教育”。一是正当的思想政治教 育，特别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它以正常 的人为出发点，尽量选择人们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时候 对其进行思想教育，避开教育对象的不清醒状态。不仅要尽 量避开其不健康不清醒的状态，而且要尽最大的努力，促进 教育对象的身心健康和发展，使他们身体更加强壮，智力更 加提高，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实效性。这 一点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正义性。二是非正当的 “洗脑”或思想控制。以某些推销活动和邪教组织的思想灌 输为代表。他们的做法相反，是尽力避开人们的健康和清醒 状态，专门找人们不够健康特别是不够清醒的时候下手，以 图实现其忽悠人、给人洗脑的目的。他们的可怕之处，并不 在于不尊重规律和不按规律办事，而在于太懂得这些规律并 将其运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正像正常人的思想接受有其规律 一样，不正常的人的思想接受也有其规律。正义的思想政治 教育着重研究前者，而非正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则着重研究后 者。他们专门探索人性中的弱点，寻找利用人性弱点的规律 性，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强制灌输和给人洗脑的目的。这是 当代世界上重大而惊人的事实，也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 究的重大问题。邪教组织不仅避开人们的健康清醒状态，利 用人们不健康不清醒的状态，而且还运用一切手段，包括一些非法手段，将健康的人变为病态甚至变态的人，将人的精 神由清醒状态变为模糊状态。这是一种侵犯人们的身心健康 的非法行为。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我们必须对其 保持警觉。

二、平等观念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仍具有巨大的 鼓动价值 在哲学编的第十章“道德和法。平等”中，恩格斯批 判了杜林抽象的平等观念和他把平等作为永恒真理的做法， 论述了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肯定了平等观念在资产阶级 革命中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肯定了平等观念在现代社会主义 运动中仍然具有巨大的鼓动价值。

恩格斯写道：“虽然我们关于杜林先生对平等观念的 浅薄而拙劣的论述已经谈完，但是我们对平等观念本身的论 述没有因此结束，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 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 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 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确定它对无 产阶级鼓动的价值。”[1](P108) 这一论述具有丰富的内容。它说明“平等”观念并不 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这一观念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具有 鼓动的价值，而且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仍然具有 鼓动价值。恩格斯论述了平等观念的历史发展，包括古代社 会中的平等观念、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以及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念。这说明，“平等”并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同样 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既继承了资产阶级的 平等观念，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并赋予其特定的科学 内容。恩格斯认为，要确立平等观念对于“无产阶级鼓动的 价值”，就需要赋予并确立平等观念的“科学内容”，把它 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无 产阶级平等观念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对现实社会中的不平 等现象的本能反应，二是来自对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继承。

关于后者，他指出：“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 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 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 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1](P112-113)“无产阶级抓住 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 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 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P112)无产阶级不仅把平 等从政治要求变成社会经济要求，而且进一步明确了真正的 平等是消灭阶级。这样，就从实际内容上确立和确认了平等 观念对于无产阶级的鼓动事业即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价值。

恩格斯的论述对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以前，我们往往把诸如“自由”、 “平等”等观念看作只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认为这些口号对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没有价值，或者只具有反面的价值。恩 格斯关于平等观念对无产阶级鼓动事业的价值的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像“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念并不是 资产阶级的专利，它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具有正面的价值。

我们今天正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党的十八大报告 中已经在实际上把“民主”、“自由”、“平等”、“法制”、 “公正”等这些通常被看做是来自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包 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 的。恩格斯的论述就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当然，正如恩格 斯所指示的，我们为了确立这些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的地位和意义，还需要确立它们的科学内容，即用马 克思主义来阐释和确立这些价值理念的科学含义，并结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作出科学的阐释。

三、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带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 大跃进 在政治经济学编的第四章“暴力论(续完)”中，恩格 斯批判了杜林抽象地看待暴力，仅仅把它看做是“绝对的坏 事”的观念，论述了暴力在社会革命中的积极意义。他指出， 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 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用马克思的话 说，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恩格 斯还针对杜林认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暴力使用者道德 堕落的观点，指出：“他说这话竟不顾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 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1](P192)这就明确提 出了革命的精神价值问题。革命具有推翻旧制度，实现社会变革的作用。同时， 革命还具有精神的价值，这一点我们过去注意得很不够。其 实，革命作为一种急剧而巨大的社会变动，不能不产生多方 面的社会影响。虽然就其直接目的和作用而言，是推翻旧政 权和结束旧制度，但革命的作用却不限于此。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是精神影响，即对社会的道德面貌和人们精神状态 的影响。对此，处于不同立场的人对革命的精神影响的看法 是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杜林也谈到暴力革命对道德的影 响，但他认为暴力革命会使革命者道德堕落。因为暴力，不 论什么暴力，都是绝对的坏事。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则 从正面看待暴力革命的精神影响，高度评价暴力革命的精神 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是革命家，不仅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 且对社会革命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他们重视和赞扬革命的 精神价值，认为革命风暴能够扫除庸人习气，提振人的精神， 使社会再现生机。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谈 到自己经济学著作的最终写作和出版，他写道：“我预感到， 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 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最近的将 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 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 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而且，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 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几乎是 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 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3](P531-532) 同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德国革命时也写道：“在 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 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且还 尖锐指出了杜林宣扬革命会造成道德堕落，是欲把这种枯燥 干瘪、软弱无力的传教士思想“强加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 党！”[1](P192) 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完美的证明。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革 命的辉煌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给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带 来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巨大跃进。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 人一盘散沙的状态，荡涤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一扫旧社会 萎靡破败的风气，出现了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健康纯 洁、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展现了新中国人民政府和人民群 众纯洁高尚的道德风貌。这种开国新气象，是永远值得珍藏 和纪念的。这些都是革命胜利的精神遗产。当然，并不是所 有的革命都胜利了，事实上是多数革命都失败了。那么，失 败了的革命会有怎样的精神影响？是否也有其正面的精神 价值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问题主要不在于胜利和失 败，而在于革命本身。革命作为受压迫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 下奋起抗争、以死相拼以求社会变革的剧烈运动，是对腐朽旧事物的反抗和摧毁，是社会矛盾的急剧解决，是社会进步 的表现。在革命斗争中，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展现出人 性极致的光辉。生与死的搏击，血与火的考验，会把人们平 常日子中充满的庸俗打算和庸人情绪一扫而光。但是，我们 不能一般地赞颂暴力。正像对暴力不能一概否定一样，也不 能全盘肯定，而要做具体分析。暴力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 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探讨的就是这种不 可避免的暴力，特别是革命暴力。从宏观角度看，革命是推 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暴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从微观的角度看问题。从具体革命的进程中 来观察，我们会发现暴力也有其破坏性和残忍的一面，如果 超出一定范围而滥用暴力，也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马克 思主义之所以主张暴力革命，并不是因为暴力很美好，而是 因为在反革命镇压下只能用革命暴力来对抗。而在和平手段 能起作用时，当然首先要考虑和平的可能。随着历史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暴力会越来越少，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在 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革命将不再采取暴力的形式， 这当然是最好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 也正是一种要消灭阶级斗争，消灭战争和暴力，实现真正社 会和谐的追求。

四、现代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来源于社会发展中可 感触的物质事实 在政治经济学编第一章“对象和方法”中，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论 述了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正是在这里，恩格斯阐述了 现代社会主义必胜信心的来源问题，指出：“现代社会主义 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 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 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 义和非正义的观念。”[1](P165)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关于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阐述， 因为对未来的必胜信心是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内容。马克思 主义超越了以往仁人志士对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道义论证，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历史规律上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 胜利的必然性，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之所在。恩格斯 不赞同从道义上去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因为道义是 主观的东西，它并不能导出客观的必然性。尽管道义的理由 也可以增强人的愿望和必胜信心，但是这种仅仅从主观的道 义信念中去寻找必胜信心的做法，效果毕竟是有限的，因为 它并不能对事实上的必然胜利提供证明。

恩格斯追溯了西欧中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要求消灭 阶级差别以实现社会正义的呼声，认为尽管有些中世纪神秘 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尽管德国宗教改革 运动中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世界宣布过这一要求，尽管在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一度出现这样的呼声，但总 的来说，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呼声在1830年以前遭到了受苦劳动阶级的冷遇。而此后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是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 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 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 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 级差别的变革。”[1](P165)这说明，真正的信心来自社会 发展的客观事实，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及 其发展趋势。

恩格斯强调了共产主义必胜信心的客观基础，认为现 代社会主义者应自觉地把自己的信念和信心建立在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根 本性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坚持这一点不动摇的基础上，是 否可以同时也发挥道义理由对增强人们社会主义必胜信心 的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恩格斯反对的是仅仅从道义上获 取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而不是反对将道义作为必胜信心的 来源之一。他写道：“如果我们确信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 以及它造成的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尖锐对立的状况 一定会发生变革，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 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 就得长久等待下去。”[1](P164)确实，如果脱离开社会发 展的实际进程，只是从道义信念上看待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 就会使社会主义信念失去历史感和现实感，而成为一种可以 无限向后推迟的抽象期待。但是，对于在坚持从历史发展规律去对社会主义必然 性做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必胜信心而从道义方 面去吸取灵感和力量的做法，恩格斯并不反对也没有理由反 对。传统是一种巨大力量，利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传统来增 添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当然是必要的。道义也是一种巨 大力量，利用道义和正义的观念来为现代社会主义增添力量， 也是必要的。在当代中国，如何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胜 利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信念和信心，是事关社会主义理想 信念的重大问题。以前我们仅仅从客观规律及其必然性上去 做理想信念教育的工作，尽管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 忽视了人的道义和正义感的方面，忽略了人的价值观和价值 理念对信念和信心的积极作用，是不够全面的，而且效果并 不理想。现在，整个社会都意识到了价值观念对于社会发展 和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现实需要和条件出发，从历史发展规律和正义必胜信念两 个源泉汲取力量，共同增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心，无疑是很必要的。

另外，恩格斯的论述中还包含着一层意思：用历史规 律来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心时，不要仅仅从书本上和逻辑 上去讲历史规律及其必然性，而是要寻找现实生活中那些能 够体现历史规律性的物质事实，并发挥这种事实的教育作用。

历史规律虽然是客观的，但它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需要人们从理智上去思考和把握的。因此，从历史规律 上去进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时，往往容易流于理论化，把客 观规律变为对客观规律的理论认识。恩格斯在这里的论述也 是从历史规律性上讲的，但他是从历史规律的现实表现和物 质事实入手的，是用人们可感的物质事实来体现客观规律的。

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恩格斯认为，这种物质的事实是人们 可“感触”到的，它具有或多或少的形象性，易于为人们所 注意和把握；
而且这些物质的事实是顽强的坚硬的尖锐的， 它能够把“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

这就启示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信心的教育时， 不仅要从理论上去讲授历史的规律，而且要用现实的事实去 展现历史规律。注意用事实说话，用人民群众都能感触到的 物质事实去加深他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增强他们的社会主 义信念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