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翻译观》] 中国哲学简史

《简评《中国哲学简史》中的哲学翻译观》

关键词：哲学翻译；
中国哲学简史；
解释；

作者简介：张瑞华(1984-)，女，河南郑州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 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1934年至1935年间，冯友兰完成了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 年至1947年在美国任访学教授期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整理缩写 为英文的一卷本，即《中国哲学简史》(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以下 称为《简史》)。虽然《简史》的原版为英文，并在1948年首次出版于美国，但 是从语言输出路径来看，涉及到一个语言转换(即翻译)问题。从对《中国哲学史》 (原语)的理解、史料选择、语言转换这个过程看，冯友兰身兼作者和译者双重身 份。冯友兰在哲学著作翻译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翻译的观点。但是令人遗憾的 是，冯友兰译学观点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中国译学家和译学史的书籍 中都没有提及冯友兰的翻译思想。近几年，才偶有关于冯友兰翻译思想的文献发 表，如孙文龙、田德蓓、谷峰的论文。本文将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探讨冯友兰 的哲学翻译观点，并分析其翻译策略和翻译观点形成的原因。

1冯友兰的哲学解释 1.1冯友兰的哲学解释翻译观 冯友兰认为，“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Atranslation，afterall， isonlyaninterpretation.)”[1]24。在他看来，源语译为目标语其实就是译者完成了自 己对源语的一种解释。因而不同译者会有不同的解释，而要真正全面了解源语含 义，需要把不同译者的译文(解释)结合起来，才能较全面地了解源语隐含的丰富 内容。在冯友兰英译《庄子》的译者导言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翻译就是一 种解释和评注。就《庄子》各种英译本而论，它们从语言文学的观点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但它们解释《庄子》似乎尚未触及著者真正的哲学精神。”[2] 冯友兰这一翻译观点与西方解释学的翻译观不谋而合。解释学 (Hermeneutics)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信使(Hermes)，他的使命就是向人间传递神旨， 而在传递过程中要做一些解释工作。解释学的翻译观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者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而将解释学理论全面详实地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的是 《通天塔之后》的作者乔治·斯坦纳。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指出“理解即是 翻译”(understandingastranslation)。乔治·斯坦纳认为，无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 或符号学翻译都是不同形式的翻译，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交流活动，它的最大特点 在于理解[3]。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译者的任务从来不是复制所说的内容，而是 用自己的话传递翻译的内容，把自己放置于内容的方向之中……译者再现的并不 是原来所说的话，而是传递他人想要说的话和话中的含义。”[4]冯友兰编写英文 版《简史》的过程，实际是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用目标语(英语)给予解释， 这里涉及到两个层面的解释：语内解释和语际解释。

1.2哲学语内解释 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简史》其实是完成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解释过 程，也就是对中国哲学语内翻译。一般认为，语内翻译是指同一语言中由于某种 目的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也就是“改变说法”(rewording)。冯友 兰给外国学生讲课是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授课内容是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历史。

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性”的解释———语内翻译总是把经典的或非经典的历史 文本当作转化的对象，并且以译者所在场的文化语境为标尺，试图把历史文本改 造为现代文本[5]。例如，《简史》的第三章“各家的起源”中，冯友兰对刘歆关于 各家起源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当代，特别是在1937年日 本侵入的前几年，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根据最新的研究，我才得以形成自己的关 于各家哲学起源的理论。”[6]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历史文本当作转化的对象，并且 “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 志”[7]，以其所在场的文化语境为标尺把历史文本改造为现代文本。这是冯友兰 对中国哲学解释的第一步。

1.3哲学语际解释 为了达到向外国学生介绍中国哲学的目的，必须进行另外一个解释过 程：语际翻译。语际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解释，也就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 的转换，也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简史》的语际翻译实际发生在冯友兰向外国学生授课的课堂上，这与给中国本土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是完全 不同的。在《简史》的开篇第一章中，冯友兰就指出：“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 作原文，要想对他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 都是如此。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 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 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6] 2冯友兰哲学解释的策略 为了减少外国学生学习中国哲学的障碍和困难，引起他们对中国哲学 的兴趣，冯友兰采用的策略是“简洁明了的译文、与西方哲学相比附的解说”。

例1：
TheideaofchungisfullydevelopedintheChungYungorDoctrineoftheMean.Chungisliketh eAristotelianideaofthe“goldenmean.”Somewouldunderstanditassimplydoingthingsno morethanhalfway， butthisisquitewrong.Therealmeaningofchungisneithertoomuchnortoolittle，thatis， justright.SupposethatoneisgoingfromWashingtonloNewYork.Itwillthenbejustrighttost opatNewYork，buttogorightthroughtoBoston，willbetodotoomuch， andtostopatPhiladelphia，willbetodotoolittle.———《简史》第十五章[] 为了介绍中国传统的“中”的概念，冯友兰将“中”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所主张的“中道为贵”(thegoldenmean)相比附。为了进一步说明“中”的真正含义， 冯友兰又从美国学生所熟知的例子解释上述含义：如果一个人要从华盛顿到纽约， 结果穿越纽约而到了波士顿，那就是过分；
如果只到费城，那就是不及。

例2：
IconfessthatIhavenotyetunderstandthefullsignificanceofthewordsromanticismorromant icinEnglish， butIsuspectthattheyareafairlyroughequivalentoffengliu……thattheConfucianistandTao isttraditionsinChinesehistoryareinsomedegreeequivalenttotheclassicalandromantictrad itionsintheWest.———《简史》第二十章[] 为了让美国学生理解中国古人所说的“风流”(fengliu)，冯友兰将“风 流”与英语中的“浪漫”和“浪漫主义”相比附，将儒家和道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和作用与西方历史上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比附。

《简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这种翻译策略与西方学者翻译中国哲学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杨平认为，西方学者对中 国哲学的翻译有如下误区：基督教化翻译———用基督教的教义和术语翻译中国 哲学，将中国哲学纳入宗教研究门下；
西方哲学化翻译———用西方人的语言思 维和哲学术语翻译中国哲学；
文化利用型翻译———利用中国文化表达个人的立 场和观点[8]。在这些翻译的误导下，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道”被译成了 vervbum(至高之神的语言)、way、nature；
“天”被译为god、heaven；
“仁”被译为 benevolence。这些译文使西方人用西方的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国哲学，这 也显示了西方在面对文化他者时所显示的霸权心理。而冯友兰在翻译这些中国特 色的语言时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如上述例子中的“中”“风流”。我们还可以看到 更多的例子，如“道”“德”“仁”“义”“儒”分别译为Tao、Te、Jen、Yi、Ju。为了解 释得更加明确，有些地方还在这些音译后面给了具体的解释，如 “Yi(righteousness)”“Jen(human-heartedness)”等。

3冯友兰翻译思想形成的原因 3.1主观使命 在《简史》作者自序中，冯友兰指出：“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 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可见，《简史》的目标读者(目 标译者)是西方普通大众。为了使西方普通读者愿意了解中国哲学，《简史》的 文本选材应精当合适，文本语言要精妙有趣，不能显示其专业学术。所以，《简 史》本身是一个“折射文本”。勒菲弗尔认为，“折射文本”是为特定受众专门翻译 的文本或改编以适应某种诗学或某种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翻译活动必然牵涉到 对原文的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操纵。当原语与目的语的价值观或信仰产生冲突时， 意识形态迫使译者或文本操纵者对敏感文本作出调停。所谓“调停”(mediation)， 也就是译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对文本进行的干预[9]。《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 兰基于其中文著作《中文哲学史》两卷本缩写而成的。在缩写改编的过程中，作 者势必会对文本进行干预。本书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它的内容和论述角度和为 中国读者写时有所不同。例如，本书的前两章(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是中文两卷本所没有的。这两章的目的显然是作者为了目标读 者的需要而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全面概括介绍。《简史》中出现的西方哲学术语是 一个中国哲学家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时用的迂回手段。如果说让西方了解并正 确认识中国哲学是冯友兰身在异乡授课的首要目的，那么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和 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里介绍中国哲学，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哲学的传统看法，则 是一个哲学家内心的使命。3.2客观背景 细看中国译学史，冯友兰并不是孤军奋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 年代，一批中国哲学家先后发表了译学观点。如哲学家艾思奇在1937年发表了《翻 译谈》，主要对“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和“信、达、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 述。哲学家贺麟在1940年发表了《论翻译》，从哲学角度讨论了翻译的可译性问 题和翻译与创造的关系。另外，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也都从自己翻译西方哲 学著作中形成了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这些优秀的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救国治国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希望通过翻译外 籍“争取思想自由，增加精神财产，解除外加桎梏”[10]。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一员，冯友兰没有采取“华化西学”之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地将中国 哲学推向西方，努力改变西方对中国哲学的错误认识。据《简史》的英文版编者 德克·布德回忆，冯友兰有一天问他是否知道什么人愿意把《中国哲学史》两卷 本译成英文。在英译《中国哲学史》工作中断的情况下，冯友兰还决心自己动手 把两卷本缩写为英文的一卷本，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读的《中国哲学简史》。从传 播中国文化角度讲，冯友兰可谓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哲学先锋。

4结语 《简史》是当时英语世界国家人民了解中国哲学的权威著作。如英文 版编者引言中所述，“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 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友兰不仅在 学术方面贡献卓著，用力深勘，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介绍中国哲学方面也作出了诸 多努力。透过这些哲学著作翻译，冯友兰没有把翻译局限为“直译”与“意译”之辩， 也没有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金科玉律，而是从解释学的角度给中国译 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