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价值观的三重内涵 核心价值观之和谐

和谐价值观的三重内涵

和谐 价值观：价值标准 在对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 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上，和谐价值观所秉持 的是一种典型的整体主义价值立场。它以作为评价对象的任何事物、现象和行为是否有利于增进“自然—人—社会”的 整体和谐作为对其进行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尺。与以往狭隘的 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阶级中心主义)价值观相比，整体主 义和谐价值观的出现，是人类价值思想史上的一次根本性变 革，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对作为被统治阶级的 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这种狭隘的阶级利己主义统 治，秉持的是一种狭隘的阶级中心主义价值观，即以是否有 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在阶级 统治实践中，这种狭隘的阶级中心主义价值观，直接破坏了 人们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使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 迫和奴役，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形式。同时，它也必然或迟 或早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 社会的落后生产力条件下，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与对自然的 依赖与顺从同时并存而难以对自然造成过大的破坏的话，那 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同步发展，经由资本绝对统治下的雇佣劳动生产过程，一方 面使社会化生产力成果为资本家阶级所独占，而创造财富的 广大劳动者则遭受资本的深重奴役，导致不可调和且愈演愈 烈的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造成人们社会关系从而也造成人 自身(人丧失其社会本质)的全面异化；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 化生产力的长足进展，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日益 占据主导的、支配的地位，自然界越来越全面深入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资本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必然要不断扩 大再生产，为此就要获得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为了扩大消 费市场，则必然要无限开发和压榨人的消费潜力，把人变成 消费的工具。这样，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就必然性地连接到一起了。而为了满足资本的逐利性，维系 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及种种暴虐行为， 则注定越来越成为一种必然性的事实。恩格斯指出：“在西 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 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 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①自工业革命以来， 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掠夺性运行机制，不仅在人们社会关系 上造成了普遍的物化、奴役和冲突，而且严重破坏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造成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很大程度上，今 天的资本主义已将人类文明推到了生存的极限。而要从根本 上改变这种状况，“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 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 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② 正是在洞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立足于改造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现实实践，以人类解放为目标，提出 了兼容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体现“自然—人—社会”协调 互动的整体主义和谐价值观。在人类价值思想史上，这是一 次辉煌壮丽的日出。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与人的 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③人类是通过自身实践来改变自然并形成一定的生产和社 会关系的。我们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不是消极地听命 于自然，而是要在弘扬人高于自然的社会性本质的同时也尊 重自然的规律，实现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 关系的状况，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劳动实践的社会形式。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会导致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多重 不和谐，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以私有制和雇佣 劳动制度为基础，而全面服从资本统治下的利润逻辑的结果。

因此，在保留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成果的同时，全面变革资 产阶级“阶级利己主义”的生产和社会关系，代之以公有制、 共同劳动和财产共有的新的生产和社会交往方式，并以有计 划、有组织的社会形式来合乎规律的改造自然，实现自然— 人—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不仅内在决定了整体主义和谐价值 观的基本内容，更成为这一整体主义和谐价值观的唯一实现 方式。

在变革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旧生产关系， 建立社会化生产+公有制+共同劳动+财富共有的新生产方式 基础上，立足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新劳动实践，马克 思提出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以实践 为依托的整体主义和谐价值观。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生产 方式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 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 主义。”④这里，“所谓”自然主义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协 调一致关系，马克思把劳动主体与劳动对象即自然界(包括自然物)之间“赞天地之化育”式的良性互动称为“自然主 义”的实现；
所谓“人道主义”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共利协 作、和谐发展的统一性关系，马克思把劳动主体作为生产资 料和社会财富的共同主人而形成的和谐共同体称为“人道主 义”的实现。一方面，人类社会是自然界进化的最高阶段， 人道主义是自然主义最充分、最高级的实现形式；
另一方面， 自然是人类之母，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道主义是实现 了的自然主义，而不是自然主义的反动。二者的统一奠基于 人类本身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合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必须打破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 不合理社会制度，即以人道主义的实现来促成自然主义的实 现。马克思深刻揭示到：“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 人说来才是存在的；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 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 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⑤如果社会关系处于激烈 争夺、根本对立的状态，则自然界必定会因人的自然物的争 夺而成为人异化的媒介，而人必定会在贪欲驱使下无节制地 掠夺自然，成为自然界异化的根源。只有在实现了人道主义 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生产协作过程中结成劳动联合体， 使整个社会生产在公共意志支配下成为有目的、有组织的 “合类性”运动，把改造自然与保护环境、发展社会与促进 个人统一起来，这样，自然就不再是人的异化的媒介，而成 为人道主义实现的纽带；
人也不再是自然界异化的根源，而成为自然主义实现的主导。社会成为“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合类性的社会生产实践 中，自然—人—社会走上了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道路。

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产生全球性社会 危机的同时，由于欲壑难填的无节制掠夺，自然资源的破坏 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气候恶化、生物 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生态问题不断 加剧，正在把人类推向危险的“生存困境”。面对此情此景， 西方有识之士进行了认真反思，他们对以往单纯以人的利益 和需要作为万物尺度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阶 级、集团利己主义)价值准则展开批判，转而倡导一种整体 主义的和谐价值准则。彼得·拉塞尔认为：我们“需要一种 新的世界观—一种整体的、不滥用自然资源的、符合生态规 律的、长期的、综合的、爱好和平的、人道的、合作的世界 观。我们需要转变到一种真正全球性的观念上，在这种观念 中，个人、社会和这颗行星都被给予充分的重视。”⑥大地 伦理学之父利奥波德强调：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完整、 和谐与稳定，是其所有成员的共同福祉，也是对所有生命来 说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明确提出了一种关于价值判断的整体 和谐尺度：“一件事情，当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 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
反之，就是错误的。”⑦此 处所谓“完整”，就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物种多样性 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性；
所谓“稳定”，就是保持生态系统的复杂结构，发挥其自我调节、更新的功能；
所谓“美丽”， 就是超越狭隘功利主义，守护自身本身的秀美风光。三者的 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和谐价值观的整体评价尺度。西方学 者因应生态危机的反思、批判和呼吁，对于唤醒整体主义的 生态价值自觉，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他们往往停留于整体 主义的抽象“应当”呼喊，而较少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 身来进行全面彻底的制度批判。事实上，如果不从根本上变 革全球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整体主义价值尺度就无法 落到实处，只能眼看着危机日益深重而无能为力。

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 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偏离了科学发展 轨道，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单纯强调GDP等量化指标的增长， 见物不见人，人为拉大了城乡、地区差距和人们之间的贫富 差距，累积了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和 谐稳定；
同时，为追求暂时的经济增长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 式开发，造成了诸如资源枯竭、气候失常、生态失调和大气、 水、土壤的严重污染等诸多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 于持续紧张状态。事实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固然为实 现自然—人—社会关系的和谐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绝非一劳 永逸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我们必须在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把整体主义和谐价值 观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以是否有利于实现自然— 人—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最大限度地矫正一切不利于实现整体和谐发展的错误言论、行动和政策 措施，走出一条既天人合一又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和谐发展新路。

和谐价值观：价值目标 价值目 标是在对现实世界的价值认识和评判基础上，通过“应当与 否”的价值取舍所建立起来的指向未来的志向和追求，它体 现了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理论趣旨。在同一价值观系统中， 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是内在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 就会有与之相同性质的价值目标。资产阶级以本阶级的一己 之私为价值标准，必然认为其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剥削 和奴役是天然合理的，其理想目标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的一统 天下；
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 利益为价值标准，必然要推翻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统 治，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推动人类解放和自由 全面发展，实现自然—人—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和谐价值观倡导生态共同体意义上的 “整体共生”范式。整个地球生物圈是由土壤、水、山脉、 大气、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的生态共同体，此一大型生态系统 中的每一要素在普遍联系中交互影响，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系 统结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有序交换，并通过生态系统的自 我调节来实现动态的稳定和平衡，使生态系统中的每一要素 均按其物性获得均衡存在和正常演进。在地球生物圈中，人 所处的地位、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方 面来分析：一方面，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地球生物圈的平等成员，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协同生态共同体的整 体进化，并在与生态共同体各要素的有机互动中维持自身的 存在和发展；
另一方面，人是迄今为止自然界进化到最高阶 段的产物，是唯一有理性并能在理性指导下改造自然界的物 种。所谓“万灵之长”，正是就此而言的。天地间，人为贵， 只有人能认识自然规律，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自然，而 这种理性认知和实践能力是其他一切物种所不具备的。这在 客观上使人获得了生态共同体中相对于其他一切物种的优 势地位，成为地球生态共同体的核心和灵魂。但这并不意味 着人可以违反生态共同体演讲的内在规律而肆意妄为，不意 味着可以只管满足自身的贪婪欲望而大肆掠夺和杀伐，践踏 其他一切物种的生存权利。相反，作为唯一具有理性认知和 实践能力的动物，人类担负着其他一切物种之“道德代理人” 的责任，有义务维护其他物种按照其自身进化逻辑获得正常 的生存和发展，维护生物圈的正常秩序和动态平衡，使人类 自身的发展在最高意义上体现自然进化的规律，在“天人合 一”的理想关系中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讲“赞天 地之化育”(语见《中庸》)，讲“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 之宜”(语见《周易》)，就是这个道理。人类“与天地参” 的永恒价值意义存在，也只有借此方能实现。反之，若贪婪 暴戾，逆天而动，掠夺摧残，破坏生态，只一味“败天地之 化育”，则不仅坠入“魔道”，无法实现其存在价值，而且 迟早会遭受“天谴”，自取灭亡。

无论就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滥施暴力而导致的全球性生态 恶化，还是就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 式所造成的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来说，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系，都是极具紧迫性和重大时代意义的现实课题。过去三 十多年我们所付出的惊人环境代价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 “难以承受之重”，必须引起深刻反思并认真汲取教训。事 实证明，靠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是注定无法持续 的，以往那种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型粗放增长方式已真正走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面对资 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 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⑧建设“美丽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就是我国和谐价值观在天人关系上的目标追求。

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放弃社会化大生产而回归原始，而是 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 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人与自然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整 体，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我国是个有十 四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 能力有限，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而必须建设生态文明，走出一条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新路。习近平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不但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且要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为前提。着眼于解决现实存在的环境问题，要以系统工程思 路抓生态建设，牢固树立生态安全生命线观念，全面促进资 源节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 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在建设“美 丽中国”的同时，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在人们 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和谐价值观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为价值本位，致力于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但自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社会分裂为利益彼此尖锐对立的阶 级，统治阶级为了占有和剥夺被统治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建立了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国家暴力统治机构和意识形态统 治系统，在社会关系上给人民群众套上重重枷锁，使之处于 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状态。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 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交换领域和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名 义上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地位，但资本剥削的深重奴役及其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统治，使社会异化为弱肉 强食的动物“丛林”，导致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全面对抗和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 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 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 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 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⑩ 从中国社会 的历史和现实看，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 了国门，我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 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 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1)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 国。使人民破天荒地翻身得了解放，成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 真正主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 级，为社会和谐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障。但和谐社会并不能 因此而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相反，它是一个通过艰苦的经 济、政治、文化建设实践来不断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由于 经验不足和对国情理解的偏差，我们曾一度忽视生产力的发 展，企图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革命和政治领域大规 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终酿 成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悲剧。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巨 大提升，为社会和谐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也累 积了影响社会和谐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由于经济领域的非公经济比重已接近80%，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动，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严重削弱，贫富分化的加剧， 导致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
粗放型增长方式和 GDP至上的片面发展冲动，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严重 恶化；
干部队伍中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导致了干群关系的紧 张，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 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强调：“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共产党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无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 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如果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不能 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把作为现 代化建设主力军的、占人口多数的工农群众搞成了“弱势群 体”，把社会搞得贫富分化、严重对立、矛盾和冲突不断， 这样的改革和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着 眼于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问题，我们党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强调：“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 和谐社会。”(13)这实际上揭示了和谐社会的三方面基本内 涵：其一，和谐社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依托。公有 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有 了这一基础，人们才能真正成为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主人， 才能保持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平等团结、诚信友善、互助合作的和谐关系。在夯实这一经济基础的前提 下，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 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把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落到实处，同时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 人民的思想道德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其二，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领导核心，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同时，加强党的 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以改革精神全面加强党的思想、 组织、作风、制度、执政能力和反腐倡廉建设，永葆其作为 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更好地担当起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
其三，建设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建设美 好未来的创造性事业，和谐社会的建设主体是人民群众，目 的是为了人民群众。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把“依靠人民”与“为了人民”有机统一起 来，和谐社会建设就会获得源源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 个体身心关系上，和谐价值观主张“以理导欲”，在“身体 健康，灵魂高尚”这一个体身与心、灵与肉的有机统一基础 上，建立协调发展的健全人格。在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条 件下，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 关系的总和。一旦人们通过合理化实践实现了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个体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就获得了日趋成熟的社会条件。反之，在不合理生产方式导致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剧烈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背景下，也就 是说，在人尚未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奴役中解放出 来的背景下，社会大众是不可能实现普遍意义上的身心和谐 与全面发展的。在自然—人—社会之间尖锐对立、恶性循环 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负资本奴役的深重 枷锁，个体身心遭受摧残，只能片面发展为“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语)，怎么可能形成全面发展的健康人格？而资本 家阶级作为贪婪的剥削者也异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成 为弱肉强食的“社会动物丛林”食物链中的高等肉食者，怎 么可能拥有高尚健全的人性和人格？只有在消灭了剥削制 度和剥削阶级的新社会中，人们在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实践 中，在合乎规律地改造自然并逐步协调好与自然关系的同时， 建立起共同生产、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我为人人 而人人为我的新社会共同体，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才能步入 现实的康庄大道。

我国儒家文化有通过“壹是以修身 为本”的终身修养实践来成就圣贤人格的传统，孔子曰：“知 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4)理想的圣贤人格就是 智、仁、勇的有机统一。应该说，儒家的这一传统体现了一 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对于个体的人格修养具有永恒的价值意 义。但在小农经济+专制统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此种智、 仁、勇三统一的理想人格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只有孔 孟等极少数圣贤之士能够做到，而对广大社会成员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原因就是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谓“智”， 就是有知识、有学问，而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垄断了文化教 育，老百姓是很难享有教育权利的，群众大多数是“文盲”， 这样“智”就困难了；
所谓“仁”，就是要有爱心，要“泛 爱众”，但在阶级剥削、压迫普遍存在和阶级利益根本冲突 的情况下，超越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普遍“仁爱”是难以实 现的；
所谓“勇”，就是要勇敢，这就更难说了，是保卫帝 王将相、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勇敢呢，还是反抗强权、剥削 和奴役以争取劳动人民权利的勇敢呢？在中国人民普遍遭 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大绳索”重重束缚的旧社 会，人的身心解放和全面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是个遥不可及的 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 会主义制度，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共同建设社会 主义的幸福生活。享有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获 得了广泛的受教育的权利，这就为智、仁、勇理想人格的普 遍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毛泽东的诗句：“春风杨 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即是对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 之崭新精神风貌的歌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明确 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15)这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的全面发 展的理想人格目标。当然，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通过社会主 体的自觉努力来不断实现的历史过程，它不可能通过革命来“毕其功于一役”，相反，构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基础的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 建设的长期实践来不断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全 面推进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 航程，与此同时，又提出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性任务，这就把人的全面发展 问题历史地置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之上。诚如江泽民所说：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人民 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 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 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6)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摆脱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外在强 制力量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全面发展；
现代化的主体是人，关 键是人的现代化即在当代条件下实现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 面提高，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就既 无可能，也无意义。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少地方曾出现 如下一种偏向：把发展片面归结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片 面归结为GDP和财政收入等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发展的“属 人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比较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党的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以人为本原则的科学发展 观，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17)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成功推进，必将继续谱写我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和 谐价值观：价值规范 价值规范是人们为实现既定价值 目标，在现实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直接 指导和规约人们实现价值目标的主体性实践，构成社会价值 观的具体规范层面，并集中体现社会价值观的实践理性特质。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价值规范直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对指导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而任何一个社会要维持其正常运转，均须有一整套价值规范 系统来主导人的思想和行为，反之，若主流价值规范系统不 彰，则会令人无所适从，必致社会秩序的整体性混乱。孔子 讲“正名”，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均是要通过 合理性主流价值规范系统建设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良序化。和 谐价值观既然以“自然—人—社会”的整体和谐为价值标准， 并以构建和谐世界为目标，则必定会落实为一套致力于实现 整体和谐的价值规范系统。

其一，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的价值规范。为了在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实现“环境的改变 和人的活动的一致”，落实人作为“万灵之长”所应担当的 “赞天地之化育”的“天赋”使命，人理当为自身改造自然 的行为进行自觉的价值“立法”，并以主体精神的高度自律 来体现人之为人的崇高价值意义。其规范性要求主要有：
1.保护环境。这是今日全球社会的普适性价值规范。工业革 命以来，全球范围内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 类的生存。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类不合理的生存方式过度干预了自然；
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解决人类自身的 问题，在社会实践中根本实现从掠夺自然到保护环境的根本 转变。政府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有效治 理已有环境污染的同时，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改进以堵住环 境污染的源头。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强调：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 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和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 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8)地 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事关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每一个人、 企业、社会组织和各国政府都要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的基本 责任，并进行有效的环保国际联合。

2.敬畏生命。人 类作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员，始终与植物、微生物、动物三大 类生命共存共生，理应参赞天地来化育万物。阿尔贝特·史 怀泽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 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 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19)这实 际上以先天价值律令的形式弘扬了“敬畏生命”的崇高价值 意义。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作为所有生物唯一的“道德代 理人”，在为满足生活必需而适度利用各类生物的同时，理 应护生爱物，善待一切生命，而不可滥杀无辜、伤生害命。

人类行为绝不应当导致生物物种的灭绝，而应当自觉维护生 物多样性，保护拯救濒危野生动植物，支持建立和发展自然 保护区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事业。

3.环境正义。在生态共同体中，人类理应合理行使其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 成员的职责，实现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的统一。要公正对待 所有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资源保护 和永续利用，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谐和美丽。

对人类自身来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 保障全体公民公平享受环境权利；
要倡导“代际正义”，多 从子孙后代着想，而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促进资 源和环境在代际之间公平分配；
要立足现实环境问题，倡导 “当代正义”，促进资源和环境在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分配， 发达国家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掠夺他国资源，大肆破坏环境， 要反对“环境霸权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利， 按照“共同而有差别”的原则承担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 任，在同一国家内，抑制富有者的过多资源消费和污染，维 护弱势群体的环境权利，促进治污和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

4.节约资源。“如果我们不能持久地和节俭地使用地球上的 资源，我们将毁灭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的限度， 并采用在该限度内行得通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20)地 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必须尊重自然的限度， 有序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着眼于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应当致力于构建能够循环利用 各种资源而不导致资源枯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动 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 化、再利用、资源化，把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