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的特色的发展分析:中国传统特色美食

中国传统教育的特色的发展分析

本文欲就中国传统教育的特色予以个人的反思，是笔 者近四十年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心得，希望这些意见可以 通过不断的交流与检讨，对我们社会制定教育政策有积极的 贡献，也为学术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更有价值的路径。

首先要提出笔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几个重要 特色：
1.养士教育与科举的影响；

2.为己之学与书院的理想与实践；

3.儒家经典的教育；

4.庶民教化、祭祀与“儒家正统”；

5.个别施教、不分年龄班次的教育；

6.文字考试的影响；

7.权威人格的形成。

一、养士教育与科举的影响 请先从教育制度的发展及公私学校的设立来检讨教育的目的。毫无疑问，中国教育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是为政 府(或社会)培植人才的教育。我们可以追随著名教育史家陈 东原先生的说法，这就是“养士教育”。从孔子开始，中国 教育就是希望教养出一批所谓的“君子”，让他们成为社会 的领袖。他们必须在道德上能作为未受过教育者的表率。儒 家说“风动草偃”，就是这个意思。

制度化的学校从汉代设立太学到魏晋南北朝开始有 国子学、国子监开始，到唐代以后的州县学、明代以后的社 学，也都是国家设立的学校。他们是中国教育的主干，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大概南宋以后，中国的每个县都设有学校。

他们所教导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同时受到科举的深刻影响， 直到1904年中国废止科举之后，官学和官学化了的书院才逐 渐脱胎换骨，成为现代的学校。中国官学的发达，可以从历 代一定有太学或国子监说起。太学在王莽的时代，学生人数 已经超过三万人。南朝的太学也常常有数千乃至上万的学生。

这样的盛况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其他古文 明可以比拟。

进一步说，中国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一批可以服务 政府的官员。他们应该学习官定的教育内容，训练日后当官 的行政历练。孔子更把受过教育的人称为君子，要求他们在 道德的教养上表现出君子的特质，成为百姓行为的表率。由 此看来，孔子的教育观主要是从“养士”的观念出发。这样 的教育实践当然主要是在官学。由于关心君子的养成，孔子更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理念，可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任 贤政治”(meritocracy)的思想家。

在传统中国，官学固然是最重要的正式教育机构，但 是许多私学的机构，特别是书院，与官学的分别其实很小， 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强调官、私学在制度上的分别。例如孔子 的思想是中国教育理念的滥觞，也可以说孔子是私学理念的 实践者，因为他是以个人的身份来教导生徒，但是他所宣扬 的却主要是西周的官定、贵族教育。孔子以后很长的一段时 间，中国说不上有系统的、独立的私学教育。大部分的私人 教育集中在贵族家中，而且大概都只是启蒙的识字教育。学 生稍长大之后，便集中在政府的太学或国子监读书。就是跟 随个别经师读书的，虽然有私学的样式，但因为自己的身份 是贵族或统治阶层，这些私学和官学在内容上实在没有什么 区别。官学的影响常常在私人讲学中看得到。这种情形到了 唐宋之后才慢慢改变。总的来说，一般老百姓谈不上有什么 教育。

虽然宋代以前的读书人并不特别标榜私学的实践，但 是它的理念却仍然非常鲜明。从孔子到汉代经师或文翁兴学， 他们的理想教育都反映了孔子的教育理想，有清楚的私学精 神。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兴。从西域或印度来华 的佛教僧人通过翻译传布佛教的教义，当然也通过私人的途 径。只有在他们的活动发展到政府必须干预时，才渐渐地受 到政府的控制，但是由于佛教教义不属于儒家的正统，所以大部分时候它必须通过私人的途径传给一般百姓。

道教亦如此，早期道家的思想就已经常常借用儒家的 观念，例如《太平经》。道教的组织也一样，例如地方信徒 的领袖称为祭酒，而传授道家经义的场所有的也称为精舍， 可见私人传布宗教信仰常常借助儒家发展出来的教育方法 或制度。但是中国的私人讲学最重要的代表当然还是“书院”。

它是典型儒家教育理想的产物。书院的发展最早可以说是在 唐代，它的发展成型、蔚为风尚则是宋代以后。朱熹的提倡 是中国书院发展的转折点。虽然书院最后也不免走上所谓 “官学化”的途径，但是它的理想到了今天仍然影响华人对 教育的思考。

不管政府办学还是私人兴学，都带有浓厚的道德理想， 是要训练可以当社会表率的个人。宋代以后，因为道学(或 称为理学)的发展，个人的因素渐渐凸显，从此道德的修养 也与“养士”并列。教育或学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道德生命 的完美，所谓“学以为己”从此变成中国读书人的最终关怀。

“学以为己”虽然是孔子的话，但是它被广泛使用是元明之 后的事，所谓“自得”是与它相通的信念，反映了读书人的 数目已经多过能出仕当官的人数。它基本上是一种对自我的 期许，于是教育的主轴理想就变成了自己学为圣贤的工夫。

养士教育毕竟还是十分重要，因为教育制度是根据孔 子的任贤原则来设计的。因此中国的知识人必须一方面追求 道德的自我建立，另一方面则赓续应举当官的世俗目标，用关心天下事来自我鼓励。在讨论了“养士教育”之后，下文 转而探讨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中国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科举的实行至 少可以上推到隋朝，在中国施行了一千三百年，无疑是人类 历史上实行得非常长久的制度之一。如果把汉代的察举或选 举制度也视为一种考试制度，那么中国人用“任贤制度”的 观念来选拔人才，时间已经超过两千年，就是不把魏晋南北 朝的三百多年算进去，它也是世界史上非常灿烂的诗篇。我 认为西方恐怕只有天主教教皇的推举制度可以相比拟。

中国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任贤制度”。中 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倡这个观念的国度，英国人承认他 们到了19世纪才真正完全接受这样的观念和制度。明末西方 学者到中国来，第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的科举。

他们说中国没有学校，但却能训练出很多学者，端赖考试制 度。可见这种选举人才不分阶级的理念是中国的贡献，连带 由于对这个理念的执著，中国也成了世界上对公正的考试制 度最为信赖的文明。

中国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上溯到汉代的选举或察举制 度，但是中国人因为非常重视考试的公正或公平，所以在历 经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之后，从隋代开始以笔试为重心， 唐代中叶以后，由科举产生的官员渐渐多起来，虽然他们没 有弥封、糊名或誊抄的办法，而且还公然致送公券，邀引权 贵品评月旦他们在学术或文学上的成就，然而，社会流动的大门就此敞开，从前僵化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 社会结构被打破，很多平民出身的人也开始参加科举。

宋代以后，科举的制度逐渐完善，特别是到北宋英宗 以后，即11世纪中叶以后，差不多一切保障公正的措施都已 经立下，尤其是三年一比的制度成为定例，以后很少中断。

这个制度从此成了中国读书人最大的关心，对中国教育的影 响无远弗届，这是大家接受的说法。西方有学者最近解释中 国的科举制度，利用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 说法，认为科举制度是社会本身不断自我“再生产” (reproduction)的重要机制，这个说法大致是对的，也间接 说明这种机制的保守性格。又有其他学者说考试乃是政府、 官员与考生之间一个竞争的场域(space或arena)，这似乎间 接在说考试的机制是一种多少公平乃至于民主的竞争过程。

这样的说法又太美化它了，似乎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公正、公 平的现代制度。事实上，科举考试在宋代有大量吸收社会贤 才的作用，勉强努力要创造一个比较公平的合理社会；
但是 这样的做法到了元代就已经开始败坏；
明代的读书人又增加 了很多，根本无法实现什么社会平等的理想，只能尽量维持 公正，让贤才不至于被遗漏；
明末到有清一代，方便之门(像 买官一类的措施)打开，于是明末满街皆圣人、清朝到处是 员外，这个社会已经无法继承、更无法真正体现“任贤”的 理想了。

科举制度虽然在西方受到推崇，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把社会上极大的财富分配给极小的一群有功 名的读书(特别是宗教的经典)人。近代西方人对社会资源的 分布以及教育必须多元的想法使得他们虽然模仿中国的科 举，却不因此变成一个“单线流动”的社会。无论如何，科 举制度的原始理想毕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 贡献，是人类珍贵的遗产。

科举制度另外一个特色是塑造了中古尤其是宋代以 后中国读书人的性格。这个性格简单地说就是领导社会国家 的自我期许。但是由于必须经过多次的考试，因此这种自信 常常和成本计算交缠不清。《儒林外史》所描绘的读书人的 景象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特别是范进中举那一段。挣扎在 理想和成本的计算之间，这样的人格是大众不大会有的。于 是中国读书人的性格与一般人有相当程度的差距。应举当官 者的性格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是读书人，这一点不用 多说。第二是对投资的回馈，尤其是对投资者(父母、宗族 或姻亲)的回馈。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常常来自大的、有势力 的家族(宗族)或地主家庭。自己对家族的回馈也常常以购买 更多的田产为方式，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也成为地主。所 谓“耕读传家”就是这个意思。第三，既然是科举的参与者， 所以中举的人没有不接受任官的，因此官员是他们的身份。

过去许多人讨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究竟是官员还是地主。

事实上，这两种身份或阶级的确可以互相交换。但是我个人 认为官员的身份及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往往是最根本的势力基础，科举的功名和官位很容易转换为财富，反之则不一定。

到了明末或清代以后，财富转换为地位才逐渐容易起来。

总之，科举产生了一群性格被理想和现实挤压得极度 紧张的读书人。他们常常表现出那种紧张性格。但是他们靠 着地位所保障的财富，同时也常常是地主，保障他们在地方 上的势力。“耕读传家”这种理想则是用官位来保障的。因 此我认为中国地方上的统治阶层是一种官员、读书人和地主 的三位一体。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与西方比较，西方的统 治阶级(贵族及僧侣)从中古末期就开始受到中产阶级的挑 战，而中产阶级则是依赖贸易和商业的拓展作为兴起的基础。

虽然在英国，从16世纪以后，中产阶级也大量投资土地，但 总的来说，对外和对内工商贸易的活动、技术的发展以及自 由市(chartered cities)的兴起才是近世以来欧洲资本社会 形成的主因。相比之下，中国的科举制度因为这种内在的、 读书清高的性格与报酬或回馈的资源必须取自本身封闭的 经济体制，所以中国没有能在明末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社会。

明代宦官与文臣之间对海外扩张以及应否打破重金主义的 经济看法相当不同。孰是孰非，现在看来应该已经十分清楚。

无论如何，中国的统治阶层或上层社会的文化，特别 是表现在当官人的身上，受到了科举压力的深刻影响。而他 们的生活态度因此也有非常明显的特色，这就是“官宦人家、 琴棋书画”的所谓悠闲、不务正业的活动。我用“不务正业” 来翻译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创造出来的所谓“业余的”活动。他说中国文人的生活是从事这种“业余的”活动。

这不是不务正业是什么?中国读书人的生活境界可能真的体 现了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的教育理想，但它的代价是非 常大的。

上面说到读书人中举必须对投资在他身上的人有所 回馈，其方式主要是增加自己宗族(家族)对土地的拥有，由 此可见宗族对科举的参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按照《礼 记》的构想，中国的宗族组织本来完全以血缘为基础，所谓 五世而终——过了五世，就是大家同住在一个乡村，理论上 也已经没有“族”的关系，可以形同路人。但是这样的宗亲 关系并不实际，到了魏晋南北朝的贵族社会就被打破，大家 虽然依赖的还是血缘的关系，但是没有“五世”的规定，所 以一个人即使搬离开自己的家乡，只要有家谱来证明他和他 的先祖有血缘的关系，那么他就能被定位是从哪里的哪一个 家族出身，并被评定是否可以当官、与相同阶层的人来往。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大家非常重视修谱。

唐代中叶以后，这种贵胄社会的机构已经崩坏，社会 变动很激烈，很多人逃难到南方，与南方的士人来往，谱牒 之学不修，加上科举兴起，于是造成了科举影响家族结构的 现象。由于参加科举先要在地方上考，而能考中的人数有一 定的限制，所以地方的“地缘关系”渐渐变得重要，因为族 里的人应举出官，他要回馈的当然是与自己相近的、曾经投 资在他身上的族人。住在别地的族人，就是关系是在五等亲(五服)之内，恐怕也无法来要求“分猪肉”，所以宗族组织 开始受到地域的影响。能考试出身的人，虽然在宋代还算容 易，但毕竟还是有限，所以族人常常希望同宗的子弟尽量可 以考试及第、出去当官。于是地方上以家族为中心的宗学、 义学就开始了。他们常常是以族内的子弟为教育的对象，目 的当然是希望他们会继续参加科举、光宗耀祖，保护地方及 宗族的利益或势力。中国的宗族就这样从宋代以后渐渐变成 了兼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动。

朱熹注意到这样的发展，所以他把家庙或宗庙的祭祀重加解 释，让老百姓也可以在家中立家庙，祭祀自己的祖先。

宗族组织因此从宋代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中国人重 视家庭或家族，因此要了解中国近世的社会，一定不可以忽 视家族的组织。一个地方上同族的人因为科举而重视家族的 关系并因此发展出系统的族产与祭祀活动的这种宗族组织， 其发达与应举有密切的关系，而前述义学、族学正反映了宗 族对地方教育的贡献。

对宗族组织的影响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一大特色，明 确地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经营其社会地位的方法。一般的百姓 相对无法对自己的宗族组织做出相似的安排，更谈不上通过 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升为地主，来支配地方的社会及其重 要活动。这就是说，中国的养士教育显然与科举有密切的关 系，为了应付科举，中国的家族组织更因此演变成为地方社 会的重要组成元素。教育、科举考试以及宗族组织就这么规定了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形态，而传统中国的教育就在这 样规范之下发展并呈现出它的各样特色。

二、为己之学与书院的理想与实践 上文曾简略说到书院。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书院理想 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至少从朱熹开始，书院 的理想被定位为“私人讲学”。从他一直到后代林林总总的 理学家(或说道学家)，到诸如近代的康有为、钱穆以至北大 的汤一介，都提倡设立书院。但是中国的书院传统除了批判 官学和政府统一的思想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实际上是所谓的 “科举书院”，与批判的精神并没有关系。所以书院其实也 遇上理想与功利之间的矛盾，充分反映了中国知识人内心的 痛苦。

与西方相比，可以看到中国读书人至少在理念的层面 上努力要达成独立的教育理想，因而与西方有许多可以互相 比较的地方。西方的大学从中古开始发展，但是到了文艺复 兴时代遇上挑战；
教会无法接受新的人文学术，大学的职位 则被许多人文学者所取代，相互争持。后来天主教的改革者、 创立耶稣会的罗耀拉(Ignatius Loyola)提倡接受人文教育 的内容和制度，为天主教的学校和大学注入新的气息。英国 则因清教徒革命产生了不少所谓的“反抗书院”(dissenting academies)，与英国国教设立的学校抗衡。18世纪，沙龙 (salons)又替代了大学，传布新的世俗主义、自然学研究和 进步观念。当时的思想家积极使用新的教育场所，通过所谓的“会话”(conversation)方式来鼓舞和宣示他们的信仰。

由此可见，在西方，新开创的教育场所常常是散布新思想、 抵抗官方控制的地方。

可见中国的书院也有许多可以与西方相比的地方。创 立一个新的教育方式和场所以鼓吹新的理念，这其实也是朱 熹的做法。朱熹原来喜欢去官府的学校讲课，因此初到南康， 就主动去南康县学讲课，却得不到县学教官的欢迎，因此发 愿要自立学校。但是他修建白鹿洞书院，也得上札子给皇帝， 要求皇帝允许。他用了书院之名以后，一般的书院就是教学 的内容或理想有所改变，大概都不会废弃这个名字。所以我 们对书院的认识比较注意上面所说的理想层面，而相对忽略 它不断官学化的历程。不管如何，书院的特立精神毕竟是中 国知识人或读书人自我期许的重要理想。虽然说对主流思想 的抗争也是它的重要理念之一，但是由于中国思想讲究和谐、 重视一致化，新学术或新世界观在书院中浮现的情况大概比 不上西方。

书院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本来中国读书人的 讲学从汉代已经蔚为风气，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 开始重视所谓的“山林讲学”，它是中国丛林思想的滥觞。

山林讲学的风尚到了唐宋之际，最为发达。中国书院曾受到 它的影响，而丛林制度也常常被认为对书院有重要的贡献。

但是明朝以来，特别是在明末，书院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组织， 提供场所从事文化乃至政治活动。人人艳称的东林书院就是举行政治活动最著名的例子。但书院不是只有批评朝政的政 治功能，它也成为地方的诗社、刻书和举行仪典等文化活动 的地方，因此在所谓“都市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末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虽然我们很少听到书 院或一般中国的思想家对经济理论提出什么深刻的见解，但 是像徽州地方的书院，其实对商贸的发达至少有间接的贡献。

以上对书院的讨论，集中说明它对社会及一般文化活 动的影响，但笔者也指出了它如何成为中国知识人理想的象 征。现在要讨论书院与科举这个重要的文官考选制度的密切 关系。简单地说，书院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受到政府官 学教育的政策及目标所影响的历史，因此虽然书院的主持者 一般都强调要赓续朱熹办学的理想，而且历代也都有学者努 力发扬光大它，但是这样的理想无法胜过士人要通过教育准 备参加科举的意愿，因此书院教育很早便受科举考试内容的 左右，再加上政府也不轻易容忍对政府或政府认可的教育内 容予以挑战，因此书院很早就受到政府的注意，并进而受到 管束。首先是政府要管书院的人事，其次是政府拨钱或田产 辅助书院的经费，进而正式承认书院的学生也可以算是官学 的“生员”，让他们占地方考试(乡试)的员额，再就是禁毁 书院。这样，书院教育要维持的独立理想就一而再、再而三 地被腐蚀掉了。这就是科举对书院的冲击。到了清初，书院 已经是政府认可的教育体系的一环，只有很少的书院还能维 持些微的独立性。中国书院教育的理想是“为己之学”或“自得”。“为 己之学”这样的观念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以后支配中国读书 人的理想将近三千年。在南宋时，因为朱熹的提倡，它变成 更为广泛的信念。“为己之学”的重要特点就是读书是为了 自己的道德培养。虽然在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 学”使得儒学变成了要出仕的唯一凭借，但是读书的理想仍 然在培养一己品格的完美。一旦到了科举变成中国最重要的 社会流动的渠道之后，这样的理想就受到严苛的挑战。书院 本来是维护“为己之学”的理想机构，它大批成立、成为中 国教育的主流机构之际，也正是朱熹提倡“为己之学”之时；

但也就是在这时，它开始受到科举的挑战。不过，终宋之世， 读书人还是普遍地提倡读书的内在兴趣，这是不争的事实。

许多士人谈到读书本身所带来的生命的愉悦，在李清照的 《〈金石录〉后序》或者陆游的许多诗中都可以看到。

明清之后，因为科举的冲击，书院所能发挥的功能已 经大为削弱，要继续发扬“为己之学”的理想，只能借由学 者自己的反省。外在的压力或引诱越大，对自我的反省和要 求也就越彻底。宋代人常常指出在科举和道德的完善之间， 两者的目标和理想发生矛盾。这种意识果然带来“为己之学” 定义上的变化。

读书人的自我反省到了明代末年有了重要的转折，这 就是诸如“自得”、“自控”、“自讼”等等对自我的道德 表现作出的严厉要求，希望能把自己在道德上的“大丈夫”理想完全实现出来。明代人这种对完美自我的追求，可以说 是对“为己之学”的全新阐释。这固然是由于明代社会经济 的发展，使得读书而不仕官的知识人可以过着接近“中产阶 级”的生活而更自由地参加更广泛的文化生产，从“琴棋书 画”(这四个字联用是唐代张彦远开始的，但是合称它们为 “四艺”则是明末的事)进而寻求更充实、更完美的生活境 界，希望从所谓的“业余”性开展出一种兼具文化与道德向 度的完美境界，从而把一己读书的乐趣转化成为度化众人的 士大夫的满足感，而使得悠闲甚至于逸乐的生活有它的正当 性。所谓“为己之学”，因此变成实践儒家“以天下为己任” 的道德理想。或许可以说，“为己之学”到了明末已经从它 的个人义转成了社会义，与书院的历史从修身书院成为讲学 书院甚至成为科举书院的历史发展潮流相配合。

“为己之学”的发展使得明末学者特别讲究道德的功 夫，明显带有禅宗的影响，比较注重个己的修养。但是不管 社会义的“为己之学”抑或个人义的“为己之学”，明末人 的道德修持功夫总是带有强烈的自我要求、希望把道德的权 威和个己的信仰合而为一的特质，也因此带有非常强烈的权 威主义色彩。用现代思想史上对自由这个词的诠释来看，追 求理想的完美与追求道德上的彻底自由(“随心所欲不逾 矩”)正是一体的两面。可以说原本带有强烈个人义的“为 己之学”到了明代以后已经成为带有强烈的社会义的“为己 之学”，巩固了明初朱元璋缔造的专制政府——个己道德上的自由是与社会国家的自由合为一体的。这种权威主义严厉 地要求读书人不仅必须不断追求道德上的完美，也应该对社 会负起相等的责任。明末许多读书人因此带有强烈的草根性 质，必须向樵夫牧竖说道，实践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信仰。

严谨的个人道德感以及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糅为一 体，这就是近代中国民族的权威那么广泛影响人的原因。如 果说，明初的集权政治是与中国被蒙古人征服及统治有关的 话，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知识人对“为己之学”的了解也是在 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发展它的社会义；
个己读书的乐趣(自得) 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近代中国读书人的“为 已之学”因此而辩证地变成民族存亡之命运的一部分了。

三、以儒家经学为中心的教育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的时候，政府正式立了学 官，传授这五种经书给高官或皇亲的男孩子们，这就是大家 熟知的太学的开始。由于它教的是官定课程，所以学的人很 多；
学的人多了，就产生各样不同的解释方法，各样的流派 (家法)此起彼落，甚至有篡改或伪造经文的各种事情，但是 经典著作通过国家颁布的法令，勉强维持相当程度的可靠性 ——版本以及注疏不致有太大的分歧，终汉代及魏晋南北朝 之世，各家注释遂逐渐趋于统一，而到了唐代终于由政府颁 布《五经正义》，总结历代流传最广的注释。这套书到了后 代差不多变成定本，控制中国教育的基本内容将近七百年。

元代以后，才渐渐被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所编撰的批注替代。朱熹及其学生对“五经”的注释在忽必烈在位统治中 国时被采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虽然儒家经典继续成为 中国教育的中心，但是采用的则是朱熹一家的注疏。同时， 朱熹订正的《四书》也变成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所用的注疏 也是朱熹的《集注》。从此大部分中国人的正式教育无非就 是学习这套经典及其注释，一般称为“四书五经”。另外， 读书人也练习根据《四书》的经义和作文章的格式范例来写 文章。后者就是所谓的“八股文”。从此以后，读书不外就 是读这“四书五经”。

在唐朝和北宋时代，科举的内容还相对包括诗赋，读 书人要有充分的文学训练，但是到了南宋，诗赋的写作逐渐 不受重视，明中叶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几乎不再包括诗赋。

于是在幼学的阶段，学生们除了学识字、做对子、背诵启蒙 书——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 之外，更进一步的诗赋训练不再像从前那么受重视，所以被 当做文人的“业余”活动。事实上，从朱熹以后，蒙书也已 经系统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使得学习识字的幼童 很早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从朱熹到废止科举，正好又是七 百年左右。

经典的内容不仅包罗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也包 含了宇宙自然的一些正确与不正确的知识，是文化发展及形 成过程中各样经验的累积，而经过文明的创造者(在中国当 然是孔子)提炼而成。所以各个重要的文明都有这么一套经典，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儒家的 学说也通过经典的研究、诠释和不断地再发明而左右了中国 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实践。

儒家经典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所占有的地位值得注 意，因为当今还存有经典传统的重要宗教或文明中，恐怕以 中国的儒学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一点，学者的 研究还很少，所以我不敢遽下断语。但是既然中国的儒家以 现实的政治及社会秩序为它关心的第一要义，那么它和政府 或社会组织之间必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应当没有疑 问。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与政府的爱恨关系也就成为中国知识 史或思想史的中心课题。这样的说法如果还正确的话，那么 说儒家经典教育的维系也仰赖政府力量的扶持就不是太错 了。明清经典教育的特色就是它变成了专制政府的统治利器。

专制政府的形成、儒家经典变成权威政府的统治工具、权威 人格的形成，这些都是元明以来的重要发展。中国教育的经 典内容就此左右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规范乃至于民间宗教的 发展以及它的礼仪。

不管如何，儒家经典的正统性及其对传统中国人世界 观的全面影响，以至最后变成专制政权的统治工具、促成个 人权威人格的形成，这样的发展不是其他文明可以完全比拟 的。政治力量借由统一的儒家经典来完成它的思想控制，儒 家思想配合政治力量的利用而演化成下面要提到的“儒家正 统”，以致失去自我再生的力量或动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不能引为骄傲的特色。

四、庶民教育：格言、戏剧、家训、善书、祀典及 儒家正统 虽然《礼记·内则》片断地谈到儿童(大多为贵族)的 启蒙教育，但是这里的规范在后代未必完全遵行。重要的是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已经注意到幼儿或幼童的教育。至于庶民 的教育，可以说至少从汉高祖或他以前设立所谓的“三老” 开始就已经意识到，统治一般老百姓除了要用武力、警察的 力量之外，最好也借用教化的方法。经书里记载的许多礼仪 主要是针对贵族，但是诸如乡饮酒、郊特牲、籍田等等的典 礼，参与的人固然多是贵族，但是他们所要传达的意义也会 偶然、间接地流布到民间。不过，既然传统的信念是“刑不 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严格地说，上古时，中国对所谓的 庶民教育是不加重视的，也没有系统的做法。

但是到了汉代，情形改变了：“二十四孝”的故事开 始出现，而古诗的兴起，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文学的展 现，因此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或传播出现了它的雏形。事实 上，《太平经》非常明确地反映了向平民大众传教的意识， 在那个时代平民百姓大多不识字，所以它必须通过宗教的组 织来散布其中的道理。《太平经》虽是道教的典籍，但是其 中含有不少出自儒家的内容。

当然，要严格地从贵族的价值观及其传承分别出来一 些专属于庶民社会的“教育”内容，这是不可能的事，特别是因为中国文明很早就受到儒家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文化具 有比较明显的齐整性，所以至少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大分裂 时代，中国的文明固然因为佛教的传入而得到了滋润，日渐 丰富，但是系统地发展出一套能广泛在民间传播或传承、不 属于官学或书院、有教育成果的机制或独特方式，还是要等 到唐代。大体地说，中国民间传布官定或正统价值的种种渠 道，主要是依赖家庭、宗族以及民间宗教的祀典仪式。不像 中古以后的西方，中国的市场在传统价值的流布上没有引人 注意的贡献。另外，西方宗教体制远比中国严谨，在正统价 值观的维系和传承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两相比较，中 国的民间乃至于官定的儒家机制都没有可以比拟的影响力。

所以中国发展出鲜明、有系统的民间教育内容相对比较迟。

不过，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由于佛教的传入，民间的 文化与价值有相当的改变，至少在传布的方法或手段上有许 多的创新。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佛教的讲经就是很重要的例 子。讲经开放给大众，因此老百姓受到很大的影响。它重视 演讲的技巧，抑扬顿挫，有节有次，令人印象深刻，容易记 得其中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讲究演讲及 说话技巧的时代。这是传布庶民价值所造成的新手法。更重 要的是佛教的盛行带来了“众生平等”这样的信念，也启动 了多元宗教进行合一的初步努力。这两个发展都对庶民宗教 产生了内容上的挑战，不过它也同时开始和主流价值做出交 流。简单地说，庶民的文化开始与上层文化交流，而庶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