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大众化研究] 什么是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大众化研究

从教育对象来说,包括农民、工人、妇女等;从教育内容来说, 包括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各种初步的科学知识教育;
从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来说,有识字牌、识字组、识字班、 问字所、夜校、半日校以及读报组、俱乐部等”[1](P.138)。

从其在教育类型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来看,丝毫不亚于中央 苏区的学校教育。1932年5月,江西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 表大会决议时就曾经指出,“群众教育不但与儿童教育并重, 以目前革命需要发展斗争的形势而论,应视为首务”[2]。

“首务”二字明显的揭示出其十分重要的教育地位。后来, 毛泽东又曾经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革命根 据地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 农及其子弟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 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和物 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3](P.172-173)。因此,对劳 苦大众进行社会教育就成为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工作 之一。从名称上看,有将社会教育称作群众教育的,也有称作 成人教育的,还有的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工农业余教育,其实,无论如何称呼,但是质都是社会教育。就中央苏区社会教育 方针而言,“是在总结建党初期党领导、开展工农教育运动 的实践基础上,根据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客观需要提出 来的。同时,它又概括了各个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经验,随着党 对社会教育作用认识的深化而渐趋完善的”[4](P.2)。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到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作第二 次全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时止,党用了十多年时 间逐渐明确了社会教育的宗旨,“概而言之,中央苏区时期的 社会教育方针以‘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使每一个群众都能 了解目前政治形势,努力进行扩大斗争,巩固并发展苏维埃’、 ‘提高群众文化程度,具有阅读各种宣传品的能力’为其旨” [4](P.4)。仪淑丽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 研究》中对这一宗旨作过较为详细的解释。她考察了中央苏 区的社会教育方针,发现其内涵与特征,主要有如下体现: “第一,社会教育工作的方向: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第二,社会教育工作的目标:使广大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 的人。第三,社会教育工作的重心:扫除文盲,大力提高广大 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社会教育工作的实施途径: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4](P.4-6)。从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 历史来看,“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中,提出为了加强红军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扫除军队中 的文盲,必须在红军中开展以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为内容 的群众性教育,并着手实施,从而开始了苏区最早的成人教育”[5](P.685)。就中央苏区社会教育开展的原因分析,大 概有这样两个因素。第一,是中央苏区人民的迫切需求。“在 国民党统治时期,谈不上社会教育,尤其是苏区大都在山高 林密的山区,广大的普通劳动群众都基本上是无文化的人。

闽西山区很多劳动群众在扁担掉地下都不知道是个‘一’字, 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山区中, 旧中国每100人中不认识字的多达80～90人,每1000人中能 够进入学校读书的只不过是15～20人,绝大部分的劳动群众 都是文盲,尤其是劳动妇女可以说全都是文盲。这种无文化 的状态是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旧中 国,正是由于劳动群众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所以就 不可能享受学习文化的权利。‘因为教育权是跟着所有权走 的’”[1](P.139)。那么,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之后,人民在 自己的政权中当家作主,自己有了所有权之后,自然会有了 文化教育方面的诉求。第二,是为了最终取得革命战争胜利 的需要。“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是完全不同的。苏区的劳动 人民在政治经济解放的同时,必须有文化教育思想的解放。

劳动人民没有文化教育思想的解放,政治经济的解放是不可 能巩固与持久的,从而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1](P.139)。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 基础。如果文化教育跟不上,我们即使取得短暂的军事胜利, 也不能保卫我们取得的胜利果实。1930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 闽西上杭县进行了社会调查。之后,他举行了群众代表座谈会,在会上,他对教导赤卫队员们说道,“你们站岗要查路条, 不学几个字怎么去查?怎么辨别真假?你们要学几个字才能 起到查路条的作用,不然假的也看不出来。不识字光站岗只 能起到部分作用”[6]。中央苏区除了要打退敌人的军事进 攻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以外,在社会教育方面还有着重要 的任务。因为,“国民党反动派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进攻和 破坏以外,还利用封建迷信的思想,来麻痹革命群众的斗争 意识。这些封建迷信思想不仅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反动人物身 上,而且也往往表现在革命群众自己的身上。这往往是不容 易发觉,也不容易使群众自觉与之决裂的。因此,苏区的社会 教育就担负着一个严峻的任务,这就是要教育群众和各式各 样的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包括和自己这些落后的封建迷信 思想作斗争。因为不在群众中逐步肃清这些思想,就必然要 妨碍各项政治任务的实现。例如,在同敌人作战中,就可能产 生种种的顾虑,影响战斗任务的实现;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工 作中,就不容易正确认识和真正树立起这样的思想:不是农 民夺了地主的饿田地,而是地主阶级过去剥夺了农民的田地, 使穷苦的人们陷入于饥饿和死亡线上,等等”[1](P.142)。

社会教育的任务既然是要从思想上除去这些错误认识,那么, 社会教育的内容、组织形式、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就要符合 社会教育的任务。

二、社会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内容,“是使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初步实用科学知识的教育正确的结合起来,并且贯彻到各 种形式的群众教育工作中去。这样才有可能完成革命赋予它 的历史使命”[1](P.142)。为了使这三方面密切结合起来, 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在组织形式、教育方法等方面做了极好 的工作,而且体现了十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色彩。

1.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有着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而这些 组织形式与老百姓的实际密切结合,走的是群众路线,为普 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所理解、所接受。这些组织形式,大 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红军中,各连队组织识字班, 识字班按文化程度分为为甲、乙、丙三组,连队文书任甲组 教员,甲组的学员是乙组的教员,乙组的学员是丙组的教员, 文化水平高的首长就是总教员,利用作战的间隙进行教学”。

另一部分是“在地方上,则以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俱 乐部等为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5](P.686)。就第一种形式 而言,在军队中进行社会教育,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该 时“社会教育的组织和方法多种多样,有宣传队、夜校、群 众组织教育、个别谈话、发布和张贴文告以及组织群众参加 实际斗争等”。如,“宣传队是当时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形 式。红军的每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 都派有5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服勤务,叫宣传 兵。5人又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 的地方,行军经过的乡村酒店茶点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 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另一组为文字宣传队,写标语、发传单。标语由军委统一制定”[1](P.205)。可见,这种组织 方式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亦易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 体现了大众化的特色。就第二种组织形式而言,地方上的社 会教育更能体现苏区社会教育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色彩更为浓厚。因为,苏区的各种识字班、识字组、半日校、 夜校、俱乐部等的学校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各种学习内容随 着斗争任务不同、学习对象不同和学习环境不同而不同的。

虽然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其围绕的核心仍然是马克思主 义阶级斗争学说等基本内容。1930年7月23日,中央苏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计划委员会召开的第二 次会议中提出了闽西苏区的社会教育方针,是“普遍而深入 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文化程度”[1](P.228)。

而这个社会教育方针,到了1931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再次 进行了明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提高群众政治水平, 使群众每一个都能了解目前政治形势,努力进行扩大斗争, 巩固并发展苏维埃。(2)提高群众文化程度,使有阅读各种宣 传品的能力。(3)普遍而深入地施以共产主义的教育,使能在 阶级团结之下,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7](P.130)在这 些社会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早在1930年2月,闽西苏区的永定 县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决定:“每乡苏须办一俱 乐部,内设书报社一所,经费除由俱乐部自己募捐外,由政府 酌量供给。”[7](P.12)闽西苏区进行社会教育的形式主要 有建立问字所、劳动夜校、编写看图识字教材、印发社会教育小册子、编印各种社会科学丛书、建立俱乐部、组织读报 团等等。这和中央苏区有着很大类似性,即是说从组织形式 上看,贴近大众、适合大众是其特色。

2.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被体 现出来的最主要的方面。因为它和其组织形式一样,最主要 就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 发展、共产主义理念的理解与接受而展开的,这在中央苏区 社会教育使用的教材中体现很明显。在中央苏区使用的教材 中,阶级观点非常强烈,例如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编写 的《初级课本》第二十九课是这样写的:“凉风吹我衣,香花 扑我鼻,农村苦耕田,豪绅加利息,老幼男女七八口,忙到终 年无饭又无衣,层层剥削真难当,若不革命老是当奴隶。”再 如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翻印的《群众课本》第二册第十 四课这样写着:“我们有眼睛,要看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 们有耳朵,要听清同胞们的痛苦的哀号,斗争的声音;我们有 舌头,要唤起全体被压迫阶级的弟兄;我们有手足,要和全体 被压迫的弟兄携手前进。”在上述这些类似的课本中,大部 分都是采用韵文编写的,内容由浅入深,便于工农群众学习 和记忆。同时它还是一种很好的政治教材。因为在这些课本 中,“大部分课文都是密切结合革命斗争的任务来编写的” [8](P.32-33)。目的可谓简单而明确。中央苏区各地夜校所 使用的教材,也紧密结合着苏区政治斗争的任务与各个地方 实际情况而编写的。另外,如《妇女课本》、《成人课本》、《平民读本》、《群众读本》、《工农读本》、《初级课本》、 《工农兵三字经》等。“在这些教材中,象一条红线似的贯 穿着阶级斗争的精神,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如《工农兵 三字经》中写道:‘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工人们, 劳不停,苦做工,晨到昏;……稍不是,棍棒吃,……若反抗, 死得成,赚利息,厂主吞,工人们,毫无分。农人苦,写不清,租 税重,难生存,……入共党,组红军,打土豪,除劣绅,废军阀, 莫容情,阶级敌,一扫清。世界上,一样人,人类中,永无争,大 同现,享安宁。’”在这些教育内容中,最主要就是教育群众, 摆脱被残酷统治的悲惨生活,就必须参加革命的组织与队伍, 进行革命斗争才能获得最终的解放。再如在兴国县编的《初 级课本》第三十六课《觉悟》一文中,有这样的内容:“‘富 人贵,穷人贱,穷人吃苦几千年;富人懒,穷人勤,穷人辛苦不 堪闻;富人饱,穷人饥,穷人生活好凄惨;富人少,穷人多,及 早觉悟学苏俄,苏俄穷人解放了,丰衣足食无折磨。’在这里 又指出了革命发展的方向,树立学习的榜样,这最能启发群 众的阶级觉悟。”[9]可见启发阶级觉悟,进行阶级斗争,是 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红军队伍里面的社会教育内容, 如“红军的《红色战士读本》,其内容就是红军的任务,共产 党的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5](P.686)湘赣苏区中 的湖南攸县夜校所使用的《革命三字经》,与上面的《工农 兵三字经》有着类似的内容和革命启发意义。其写道:“世 界上,有万物,创造者,工农兵。夏炎热,冬寒冷。穷苦人,忙不赢。皮晒黑,汗流尽,苦耕种,望收成,哪知道,租税重,少一 粒,都不行。豪绅们,豺狼心,我血汗,被吸尽。没租交,就捆 人,挨毒打,受苦刑。饥寒迫,怎活命,卖幼女,好痛心。同胞 们,莫灰心,要活命,当红军。扛起枪,闹革命,打土豪,斩劣 绅。”[1](P.255)其中,既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诉苦,又有启 发革命觉悟的政治说理。而且内容浅显易懂,采用的多是民 谣民歌或者顺口溜的形式,普通老百姓容易也易于理解接受,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色彩。

3.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所使用的教材及上课方式。中央苏 区社会教育“夜校除采用县教育部编印的各种课本外,教师 还根据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编写辅助教材使教学工作更能 密切联系实际。例如,开展春耕运动时,教师就把春耕的中心 任务编成课文,向学员进行讲解。学员除学习课文外,还进行 写墙报、写记录、写信、写报告等练习。夜校毕业的学员, 一般都能写信、做报告、看《红色中华》报”[8](P.33)。

这说明教材使用不仅灵活而且与老百姓各方面实际联系很 紧密,大众化意味十分明显。除了与百姓生活密切关联,教材 内容也与他们的工作需要密切结合。“教材是‘按各种工业 的需要,随时选教材。文化政治课的教材,必须要与各种工业 生产情况及技术有密切的联系,使学生易懂易记,而且所学 到的即合于实用。’对象以各行业的工人和学徒为主,按程 度、职业分班教授。文化、政治和技术课的教育,课本是根 据各行业的需要,即生产需要来编写。”[3](P.175)在上课方式上,也适应着老百姓的需要。如中央苏区的工农夜校和 半日学校。“这些学校,每晚上课一小时,附近的青年成年都 到夜校读书,落雪落雨时,改为日间上课,多数学校是以屋场 为单位”[1](P.255),即可以因人、因地和因天气而异。

4.中央苏区社会教育,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专 门有意识的特地为妇女设置了夜校,启发妇女革命意识,培 养妇女革命观点。“在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妇女也都积 极参加夜校或半日学校学习,学员中妇女的人数比男子还多, 占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这除了当时革命战争剧烈,许 多男子参加红军,在农村内妇女的人数较多于男子外以外, 主要的,还是由于‘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 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在主持 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校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会与 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8](P.33)不过,这种妇女夜校的开 办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1929年毛泽东 率领红四军开辟闽西根据地时,曾一度住在连城新泉的“望 天草堂”,当时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个地区的广大劳动妇女 还没有真正的从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毛泽 东同志就指示地方干部要在新泉办一所妇女夜校,组织妇女 学政治、学文化。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新泉妇女夜校”, 由区苏维埃组织干部和红军战士编写识字课本,教员也由地 方干部和红军战士轮流担任。在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再次率 领红军到新泉整训时,曾两次去夜校看望夜校学员,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亲自给她们讲课,号召她们要做新中国的 主人。新泉的妇女通过夜校的政治、文化、军事学习、文化 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她们剪掉了长头发,摘 掉了耳环,防开了缠脚布,勇敢地走出家门,参加打土豪分田 地的斗争。组织草鞋组、洗衣组为红军做草鞋洗衣服支援前 方。她们有的还动员丈夫和亲人参加红军,有的自己参加了 红军[10]。从动员学习、到自觉学习参加革命组织,再到现 身说法体现的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过程。

三、历史的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的社会教育,虽然已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产 物,但是,其经验却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如今浮躁的社会大环境背景下,我们仍然应该坚持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社会教育中,应当理直气壮地宣扬 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学说自产生时起,就毫不掩饰 自己鲜明的阶级性。我们坚持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主 义是我们的根本的指导思想,因此,旗帜鲜明地宣扬马克思 主义理论,是我们必须而且应该做的。在今天各种各样的社 会教育组织形式中,这也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革命战争时 期为了取得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宣扬马克思主义是必须 的;革命胜利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 国内环境,我们更应该宣扬与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 二,在今天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社会教育更应该走大众化路线。取得革命最终胜利,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 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这其中,不可或缺 的是文化建设。而对于文化建设,我们应当选择一条什么样 的道路?窃以为,我们仍然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走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路线,仅仅围绕人民群众,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 义宣传到每一个群众每一个角落。自然,在宣传的过程中,就 必须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第三,在宣讲与宣传中国化了 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仍然必须坚持方式方法的灵活多样性。

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有着很多很先进的通讯手段,但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因为其强烈的理论性而不容易被人所理解。这就决 定我们必须采取易为普通群众所接受的方式方法去进行宣 传。这些方式方法一般来说,就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 式方法,如对联、歌谣、歌曲、顺口溜等等。只有这样,高深 的理论才会逐渐被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否则就是“养在深闺 无人识”,起不了任何实际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