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专业音乐教学初探:初探单元教学

国内专业音乐教学初探

2.赵梅伯与早期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建。上海沦 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上海国立音专进步师生们纷纷从上海 撤出，奔向大后方继续发展专业音乐教育。期间，在应尚能 之后离开上海的还有时任国立音专声乐系主任的赵梅伯。鉴 于赵梅伯在上海乃至中国声乐界的崇高威望，1943年汪伪政府与褚民谊催请他出任南京国立音乐院院长遭婉拒，赵氏旋 即携妻女离开上海，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辗转到达西安。

在旧友胡宗南将军、刘宦女士和社会的赞助下，觅得西安香 米园第一中学校舍，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学校创立的宗旨， 不只是培育人才，而且更注重将西北地区的音乐教育水平提 高。“抗战七年的中国，内地音乐科系，仅有四川、桂林等 地，计有十六处之多，但一千零八个中等学校里，音乐教师 约有三分之二没有受过正式训练；
西北音乐院就在此偏僻的 环境下，担当了教育西北人才的伟大使命，对于建设西北音 乐教育，更负有重大的任务”。[5]49赵梅伯招收了西北地 区热爱音乐的青年学生，还收留了许多从沦陷区流亡到西安 的爱国音乐师生，并免去大部分学生的学食宿费，使其生活 有着落。西北音乐学院的教学体制在当时国难当头的情况下， 虽然不十分完备，但已初具规模，师资也有一定的阵容，包 括赵梅伯、马革顺、何启超、马思荪、马思琚、郑延一、王 绍先及几位外籍教师。从1943年开办到1946年停办，赵梅伯 苦心经营着西北音乐学院，凡事亲力亲为，以致两鬓斑白。

西北音乐学院办学时间虽短，但传播了音乐专业知识，培养 了张树楠等近百名专门音乐人才，这些学生后来都分散到全 国各地，大多成为音乐院校、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对西北 地区乃至全国的音乐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鉴于创办西 北音乐学院成效卓著，1946年，教育部长朱家骅拟请赵梅伯 和徐悲鸿在北平重新创立当时北方唯一艺术学府――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赵梅伯在音乐系设立声乐组、理论组、管弦 组、键盘组四个专业。招收中学毕业和有特殊音乐天才者。

师资方面，共聘有教授三十多位，而国内外一流名师有17位， 其中键盘组5位，除了三位奥地利、俄国、德国教授外还包 括朱工一（宁波籍）和刘育和；
理论作曲组共6位，陆仲任 （宁波籍）位列其中；
声乐组共4位，赵梅伯亲自担任教授， 包括两位2位外籍教授和赵氏的高足张树楠。1946年9月12日 的北平《华北日报》报道称：“名音乐家赵梅伯先生到北平 来了，他来给沙漠中的北平挖掘甘泉。”北平解放前夕，赵 梅伯离开北平辗转前往香港，团结国立上海音专在香港的同 事们，于1965年创立了香港音乐学院，成为香港有正规学制 和规模的最高音乐学府。其宗旨是造就具有系统音乐知识与 技能的音乐爱好者，为整体提高香港的国民音乐水准服务。

学院专业方向以小提琴、钢琴、声乐、乐理四小组为主，还 包括长笛、中国音乐等学科。师资队伍多为香港最具盛名的 音乐家。1968年，由于香港发生暴动，社会不安定因素加重， 赵氏停办了香港音乐学院，转而赴美定居。

3.1956年冬，在省委书记陶铸召开的广东音协同志座谈 会上，陆仲任分析了广州创办专业音乐院校是“有利”还是 “无利”，分析了广东缺乏专业音乐师资和经费少的不利因 素，却也提出了广东存在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明确了创 办专业音乐院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给出了广东“如果经费 少，可以从小办起，先办中学，然后办专科，一步一步来”。[6]的音乐专业院校建设路线图。建议得到了陶铸的支持， 终于在1957年，他被任命为广州音专筹备组组长。从学校的 选址，到校园结构的设计，从师资队伍的建设，到教学管理 工作的安排，事无巨细，陆仲任都事必躬亲，在重大问题上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从不固执己见。在学校发展 路线图的制定上，主张勤俭办学，从小做起，先办附中，后 建大学。1983年设立研究室，并带头开展广东地方民族民间 音乐的研究工作；
在学校重点学科的确立上，善于结合广东 实际，主张民乐先行，以岭南音乐的研究为学校学科建设的 重点；
支持其夫人汪容琛对琵琶等民族乐器的十二平均律改 革，影响深远。陆仲任自幼贫寒，也幸受萧友梅、黄自等师 长对他的悉心照顾，深怀感恩之心。因而他把报恩之情深深 倾注在了他一手创办的广州音专及师生身上。在培养、爱护、 使用人才方面，陆仲任以一颗慈爱、细腻、包容、平等的心 温暖并扶持了众多学子成才。作为学校创始人，陆仲任把广 州音专视作自己的婴孩，一路悉心照料，精心培育，直至成 为中国著名的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在广州音专的创建和发展 史上，陆仲任可谓居功至伟，堪称星海音乐学院的师德与学 术楷模，也为中国音乐教育界树起了一块熠熠生辉的精神丰 碑。

二、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初创的学科建设、教育思想等 方面奠定基础和确立方向 应尚能、赵梅伯、陆仲任等是音乐“宁波帮”较早直接参与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建设的杰出代表，对专业音乐院校的 筹建及其初创期的学科建设功不可没，其独到的学术见解和 教育思想，也为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发展方向的确立提供 了宝贵的意见。下面以应尚能和赵梅伯为例，简述如下：作 为声乐学科最早留学欧美的中国人，应氏和赵氏无论在留学 期间还是归国以后，都始终没有忘却为中国音乐的崛起而奋 斗。如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怎样保持国乐之风骨；
如何实 现洋为中用，强我国乐；
未来中国新音乐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方向等课题，都在其思考之列。应尚能留美期间，首办华人 独唱音乐会。回国后，成为最早举办独唱音乐会的中国音乐 家之一。1931年8月，他受聘国立音专，开始担当起培养中 国第一代新式声乐专业人才的重任，斯义桂、蔡绍序等名家 皆为其门生。在国立音专，他用西洋唱法教授欧洲古典派、 浪漫派的艺术歌曲，同时也让学生演唱作曲家黄自、赵元任 的艺术歌曲。当时，用欧洲唱法演唱中国歌是新鲜事，以此 法演唱中国歌的教学，对南方人应尚能来讲亦是大课题，他 认为只有逼迫自己认真研究中国歌曲，才会出好的教学成果。

鉴于当时中国艺术歌曲曲目较少，应尚能便亲自动手创作 《梨花落》（附钢琴伴奏）等艺术歌曲。为实现“洋唱法” 民族化，他和同事一起向民间艺人学习单弦、大鼓等艺术， 细研民族唱法的吐字、行腔和韵味，探研元代燕南芝庵的《唱 论》等古典声乐论著，直至完成《以字行腔》声乐专著。这 些实践都“为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与其他作曲家一起积累了最初的经验……为他和同仁们建立中国声乐教学体系的理 想打下了根基”。[2]441在欧洲时，赵梅伯以著就的法文版 《黄钟史》，向西方推介中国音乐。回国后，赵氏胸怀两个 理想：一为常将欧洲近代作曲家作品介绍给学生，二为推动 中国新音乐运动。他在1945年4月12日的《西京日报》发表 了对于中国新音乐的构想――确立“国家音乐的观念”；
主 张“融合现代科学发展音乐”；
以西方科技考古中国音乐；

“加强国乐发展”等。这些独到的见解使赵氏成为“近代中 国音乐家中唯一敢站出来倡导发展中国自己音乐的音乐家”。

[5]56在重庆期间，应尚能曾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声乐体系， 同样，赵梅伯也在西北音乐学院创院期间积极实践着类似的 音乐理想。两位先贤对中国新音乐发展途径和方向的理论与 实践问题阐述得既宏观又具体，不但涉及新音乐的创作、中 西音乐比较，还包括声乐在内的许多音乐分支学科的发展问 题。赵梅伯在抗战后的北平艺专，大胆试验，教学与管理业 绩超越了当时的燕京大学、北京师大等著名高校的音乐系， 足以证明其学科建设思想的正确性与科学性。赵梅伯的这些 希望，指出了当时中国音乐发展中最紧迫、最现实的建设课 题。他从当时国民音乐教育整体发展的视角，指出我国专业 音乐院校在数量上的弱势，特别指出注重学校音乐教育的基 础地位，专业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不可分，两者为命运 共同体；
同时，他还提出了以乐队为主要形式的音乐表演队 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呼吁社会尊重演奏艺术家的人格和职业地位，并把艺术家这一职业与国家精神和民族兴衰联系起 来，提出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勇气可嘉，实属 难能可贵。应尚能在1938年9月25日写就的《发展音乐教育 之我见》（原载于30年代的英文刊物《天下》）一文中指出， “将来中国的音乐，亦须走上写意与传神的路径，不然就不 能代表我们的文化，发扬我们的民族性，因为中国的美术如 此，音乐自然也不能例外”。因而他主张尽力研究西乐，吸 其所长补我国乐之所短；
同时努力搜集我国原有音乐，保存 国粹，并与西乐作比，以我民族音乐的乐理、乐器及能发扬 民族性的歌词为基础，产生新国乐。在乐器改造方面，须以 保留原有音色为原则，然后才可谈乐器的改进，这一观点与 赵梅伯的民族乐器改良指导思想一致。同时他为我国抗战结 束后音乐发展设计了三个时期：一是“整理时期”――主张 培训合格的师资，编著和调整新音乐教材；
统一音乐术语及 人名；
给民众以听好音乐的机会，并让其自行集体歌唱；
出 版定期音乐刊物，便于信息流通和学术探讨；
设立音乐图书 馆，扩充馆内音乐出版物。二是“提高音教水准与平衡发展 音教时期”――须逐年提高音乐教育程度，且音教的发展要 兼顾地区平衡，在大量产生高级音乐师资和专门人才的情况 下，应在全国各地设音乐专科学校或音乐系，并将高深的作 品列入群众性歌唱范围；
三是“我们音乐达到最后目的的时 期”――师资的训练已达到与专技人员相等的地位，音乐教 师实践技能高深，音乐家人才辈出，可与世界的大音乐家并驾齐驱；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频繁，国内各大都市皆设有大规 模的军乐队、交响乐队、歌咏团、歌剧院。在我国专业音乐 初创时期，赵梅伯和应尚能不但在声乐专业学科建设上创下 了多个中国第一，而且还能从宏观上关注整个音乐学科的发 展，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未来发展给出了中肯、现实而又大 胆的设计，为当时中国音乐前进的路径和方向贡献了自己的 智慧。

三、结语 处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初创时期， 真正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中国人较少，然而，就在这些为数 不多的专业音乐家中，宁波人却占了很高的比例。从那时起， 宁波籍音乐家便以上海国立音专为依托，开始培养中国第一 代新式音乐专业人才，他们前赴后继，团结奋进，辗转上海、 重庆、西安、南京、广州、北平、香港等地，源源不断地把 音乐种子播撒到全国各大专业音乐院校。也就自那时起，音 乐“宁波帮”的雏形渐现，影响力日益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