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教育的发展【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

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

二、中国古代劝农制度与形式 (一)耕籍礼―――劝课农桑仪式 籍田和耕籍礼是重要的农业礼仪，即古代帝王专辟一块 田地，所产主要用于祭祀。“籍田”又称“�q田”、“籍”、“千亩”、“王籍”等，耕籍之礼肇始于周代，《礼记•月 令》亦载:“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 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诸侯九推。”［4］潘岳的《籍田赋》记载籍 田礼的仪式步骤，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中国历代皇帝均重 视农业，每到春季，颁布劝农诏书，亲自下田耕作。汉代至 文帝始行耕籍礼，魏晋南朝的耕籍之礼继西汉文帝后，又有 几次大的调整。唐宋至明清，耕籍之礼基本未间断。宋朝皇 帝尤其重视劝农，杭州西湖景区内至今还保存有八卦田，即 宋高宗赵构“躬耕”以示“劝农”的籍田。通过耕籍劝农授 教是其重要目的，宋文帝在实行耕籍前下诏说:“今循千亩 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另耕 籍仪式复杂，持续时间长，农官准备田地、耕牛、种子等各 种农用物资以及选择播种耕作实践的过程即是农业文化传 播与技术教育的过程。

(二)劝农节―――劝课农桑风俗 古代以劝农节彰显备耕民俗，如著名的“班春劝农”。

“班春”指古代地方官颁布的督导农耕之政令，即古代官员 率衙役带着插花、赏酒和春鞭举行仪式，奖励农桑，劝农勤 作农事。中国古代“班春”习俗，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后 汉书•崔篆传》曰:“篆为新建大尹……称疾不视事，三年 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5］唐代李贤 注曰:“班春，班布春令。”宋代何耕《录二叟语》对“班春”有着详尽具体的记载:“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 磔之，谓之‘班春’。……黎明，尹率掾属，相与祠句芒， 环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欢哗攫攘，尽土乃已。

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 虽一丸不忍弃。”汤显祖在任浙江遂昌知县时每年以“班春 劝农”，后将此写入戏剧《牡丹亭》。

(三)劝农官―――劝课农桑督导 设置劝农官员是古代农业教育重要形式。宋代高承《事 物纪原•抚字长民•劝农》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承秦，置 大农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劝农桑力田者，此劝农官之始 也。”晋代，“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 为劝农。”至此，地方官员始有“劝农”之责但仅限农忙， 而非官员主要职责。唐代，经宇文融建议，设立十道劝农判 官，亦称十道劝农使，“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其职 责是“检括田畴，招携户口”。至宋，劝农成为正式职务且 主要为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元朝各路成立劝农司，明代各 地设置劝农主簿、劝农参政等职务外，在乡间成立农业生产 劝督组织，在乡里选择年老者，在农桑的关键季节督促百姓 按农时耕种。诸代皆把官吏劝农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 朱元璋就敕令中书省“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

诸代相比，清代劝农官在农业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其主要表 现在亲身推广作物品种、推广耕作技术、种植技术以及编著 农书。如潘曾沂于道光八年(1898年)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 法32条。

(四)劝农文―――劝课农桑公文 古代中国，政府司农机构、劝农使或地方官员将“劝农 文”作为“劝课农桑”的重要形式。劝农诗等宋代以前有之， 但劝农文作为重要劝农载体兴盛于北宋。如真德秀谆谆告诫 泉州百姓:“时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殚人为，以迓厥施。” 劝农文在文体上为公文形式，一般文字简练，篇幅短小，便 于到处张贴宣传推广。一般针对本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和特点， 具有较强适应性。主要宣传农本思想、推广农业技术、督促 农业生产等。如朱熹《劝农文》曰:“今来春季已中，土膏 脉起，恰是耕农季节，不可迟缓，仰请父老浸种下秧，深耕 浅种……秧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 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 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劝农 文对于浸种、播种、育秧、耙草、下肥、田间管理的各个环 节介绍颇为详细，劝农文成为农业生产指导书。与劝农文类 似的还有劳农文，劝种麦文等。明代皇帝自朱元璋始皆重视 农业生产，认识到“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为此，亲自 撰写劝农文，要求“里老尝督，违者治罪”［6］。

(五)劝农策―――劝课农桑机制 古代劝农还表现在对于农业生产的激励。如秦国商鞅提 出“奖励耕织”促使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汉代吸取秦代赋敛过重的历史教训，薄税劝农， 与民休息，创造了著名的文景之治。魏晋时期，由于战争连 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 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傅玄针对于此，提出“四 民分业定数”的思想，主要在于“劝民归农”与“劝吏归农”， 以至“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务农功”目的。另外，曹魏 许都等地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 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制颁布后，出现了太康年间社 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采纳李 安世的均田建议，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15岁以上男夫受 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均田制的 实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以后诸代皆 有激励农策，如朱元璋“令户部移文天下课百姓植桑枣，里 百户种秧二亩。……”［7］由此，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 事屯垦。永乐元年军屯业绩更是惊人。

(六)劝农社―――劝课农桑组织 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典型方式为社学，它是农桑与教化 的统一体。其开创了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先例。元代社学从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开始设置:诸县所属乡 村每五十家立为一社，不论何色人等并行入社，推选年长富 有生产经验的人为社长，凡超过五十家，而在一百家之内， 就增设社长一人;不满五十家的村可与邻村合为一社，也可自立为社，并选出一名社长。规定每一个村社设立一所学校， 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令子弟入学。元朝政府 在广大农村设置的村社组织，组织农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并结合生产实践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社长免去苛捐杂税， 以保证他们集中精力劝课农桑，向农民传播农业生产技艺。

另外，司农司按一定的条文对社长的工作进行全面考核，实 行奖优制，以调动其积极性。元朝末期，社学师资发生了一 些变化，出现了专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师。农师皆是通 晓农业生产技术的种田能手，他们来自农民，服务于民。社 学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教材首先是《农桑辑要》， 另有《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栽桑图说》、《救荒 活民书》等。社学教育与农业生产实践密切结合，教育场所 主要在田间地头进行。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内容有耕垦技术、 播种技术、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植树、药草、 孳畜、岁用杂事、粪肥、农田水利灌溉、农业机械、灾荒和 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元代社学对元朝农业技术教育影响重 大，而且延至明清两朝。但明清两朝社学已经失去农业教育 职能而成为单纯社会教化机构［8］。

(七)劝农亭刻―――劝课农桑象征 (八)劝农家―――劝课农桑学派 据《汉书•艺文志》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 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周初由地官司徒总管农业和教育，下设农稷、农正、农师、司稼、遂人、草人、稻人 等中下级官吏专管农业，他们都是世代相传的农业专家。周 室衰微，这些人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组织学派 成为农家。许行，战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农家杰出 代表人物，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 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带领门徒数 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滕文公元年(公 元前332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 求，给他划定了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 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 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许行 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其思想是小农经济平均主 义的反映，集中显示了劳动农民自食其力的淳朴本色。尽管 孟子对于许行有所批判，但是儒家重农与农家是一致的，如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从 儒家“所重民食”看，儒家在农学教育上也有贡献。

(九)劝农书―――劝课农桑经典 由于长期贯彻推行“重农”政策，中国农书居于科技书 籍首位。编制农书自东周有之。《汉书•艺文志》记载，当 时已有专门农家著作《神农》20篇，《野老》10篇。《吕氏 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 专论农事。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 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尤其是明清两代，明代通俗类农书较多，邝�[的《便民图纂》便是其中的一种。明人 欧阳铎为其所作序中说:“今民间传农、圃、卜书，未有若 《便民图纂》，识本末轻重，言备而指要也。家务、女红， 有图、有词，以形其具，以作其气。”清代农书最多，共有 200种，占全数的36．9%。清代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 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 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另外，清代出现 许多地方性农书如阚昌言《农事说》、李拔《蚕桑说》、孙 宅揆《区田说》等。在这500多种农书中，《齐民要术》、 《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 内容最丰，影响最大，称为“五大农书”。中国古代农书经 典是农业科学发达的重要标志，其不仅记述了农业生产经验， 而且涵盖了许多重要理论突破与学术思想。如在家畜饲养方 面，《齐民要术》提出了“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 适其天性”［9］的役养原则。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 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初步提示了生物和环境的相互联 系，描述了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

三、古代劝农制度启发与现实意义―――劝农乃人类生 存永恒本业 (一)现代“重农”文化的重构 农业资源的潜在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需重构现代“重农” 文化。粮食安全无论是过去或是未来均是国家安全与人民生 活的核心保障。尽管农业在整个社会财富之中所占比例趋于下降，但其“温饱、基础”作用不可替代，农业是人类永恒 本业。现代社会，伴随着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大量的 耕地被工厂、社区所代替，农业资源枯萎成为威胁人类生命 健康和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隐患。同时，与农耕文明的敦厚 与朴实相比，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于世。古 代劝农以至“使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告诫人类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劝农对于人类回归淳朴意义深 远。社会巨变，“重农”文化的重构尤为必要。政治家、思 想家、科学家应成为现代“重农”重构与劝农的承担者。(二) 现代劝农主体的多元格局古代劝农以政府为主，上至帝王， 下至基层官吏，均以此为要务，汉武帝、武则天、唐太宗、 宋太祖、清圣祖等皆为著名重农帝王。另商鞅、李悝等政治 家推行变法，奠定了农为本业的社会经济模式。许行、孟子 等思想家言论以及贾思勰、�锸ぶ�、徐光启等科学家著述 均为劝农典范。与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等多元主体参与 的古代劝农比较，现代劝农的主体构成出现严重弱化现象。

重农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其思想与其他领域主体力 量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现代社会以市场进行配置资源，农业 作为低利润领域逐步被边缘化。中国诸多农村地区城镇化、 工业化格局致使农业衰落。因此，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构 建思想家、科学家、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参与的劝农体系。

(三)现代劝农形式的多样化 古代社会，从帝王耕籍之礼、政府劝农文告、劝农社团、劝农碑刻等诸多形式以彰显农业地位，传递农业技术、督促 农业生产。其形式的丰富性凸显出农业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代 人民的伟大创造。对于古代劝农形式全盘照抄已不再有现实 意义，但扬弃传统应为基本所为。与古代劝农形式相比较， 现代劝农的途径和形式极其丰富。分析古代传统劝农形式， 吸取“传播重农文化、推广农业科技、督促不误农时”的合 理内核，根据现代社会特征广泛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如报纸、 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进行劝农宣传，甚至对传统 农节举行典型仪式，利用农节进行劝农系列活动也是很好的 形式。2010年3月25日，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劝农节” 在当地举行。四百年前汤显祖在此“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 事”的“班春劝农”犹在耳边。现代社会需要革新推进劝农 形式。

(四)现代劝农机制的综合实施 现代劝农文化构建、劝农主体的参与以及劝农形式的多 元化均需劝农机制作为内驱力与保障。现代社会，由于市场 机制，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技术资源等诸多市场要素均导 向非农领域，尤其是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出现了“妇 女村”、“留守儿童”、“空巢村”等诸多问题。新农村建 设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问题，其仅仅依靠妇女、儿童、 老人来支撑显然不行。对此，构建现代劝农多元机制甚为必 要。政府作为劝农主体，继续应把所在地农业发展实际状况 作为官员考绩的重要指标;不断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等举措向农村输送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以“职业农民”培训 提升现有农民整体素质;以各种惠农政策吸引“流动农民” 返乡务农;以“三农”问题研究与争鸣增强国民农业危机意 识。另外，现代劝农应与农业、农民现代化进程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