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对反贪工作的 刑法修正案九什么时候施行

试论《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对反贪工作的

《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刑法典的修订中， 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主要表现在：(1)修 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2)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3)严密惩治行 贿犯罪的法网。这些规定对现有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以新的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应对。

一、《刑法修正案(九)》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提高了立案的门槛。《刑法修正案 (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从“四档固定数额标准”修改为“三档弹性区 间+情节标准”，将不再单纯依赖犯罪数额来确定，有利于更好地做到罪刑均衡。

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界限，将由两高通过司法解释来予以确定，可以想 见，犯罪数额依然是判断贪污受贿犯罪情节严重程度的核心因素，鉴于各地经济 情况不一、收入和物价的增长、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变化等因素，各地司法机关在 司法实践中掌握的入罪标准肯定会比之前的要高。从司法实践来讲，检察机关可 能需要掌握更多、质量更高的犯罪线索才能启动初查程序，或是在确认更高的涉 案金额后才能立案。

(二)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对反贪侦查的影响。《刑法修正案(九)》 在惩处行贿犯罪方面的修改有：(1)增设了第390条之一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将对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规定为犯罪;(2)调整了行贿罪的罪刑结构， 一是增加了罚金刑，二是改变了行贿人可以减轻、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今后行 贿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必须满足“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 者……”。这些修改给反贪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其一，贿赂犯罪往往是一对一 的犯罪，证据收集和案件突破往往依赖于行贿人的配合，增加行贿人免除刑罚的 难度，易导致行贿人与受贿人形成攻守同盟，增加侦查工作和获取犯罪证据的难 度。其二，如何界定“关键作用”、谁来确定“关键作用”、如何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等问题有待于明确。(三)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的提高对反贪侦查带来的衍生影响。首先， 量刑标准的提高，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在单笔涉案数额不大的情况下，某种程度 上限制了逮捕措施的采用。其次，涉案金额的提高，“数额+情节”的规定，对检 察机关限制律师会见带来了难度，不利于口供的稳定。最后，对于如何确定大要 案标准，如何正确考核反贪工作带来了影响。

二、以新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应对《刑法修正案(九)》带来的挑战 (一)侦查重心前移，做好初查工作。相关规定倒逼检察机关把侦查重 心前移，做到初查精细化、专业化，在线索受理之初即对全案有通盘谋划、对整 个案件证据链条进行全面谋划，对能够影响立案、拘留、逮捕、讯问等工作的关 键证据采取精细化收集、固定和保全，力争做到在接触初查对象之前和律师介入 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再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对接，形成完整 的证据链条，保证强制措施的顺利采用，确保案件能够顺利侦破，实现从“由供 到证”向“由证到供、证供结合”的侦查模式和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证据体 系转变。

(二)强化“侦查信息化”与“侦查装备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贪污贿赂 犯罪通常没有明确的受害人和明显的犯罪现场，挖掘案源比较困难;另一方面，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交流方式的革新，比如微信等，如何提取证据成 为重要的工作内容。首先，强化信息建设，夯实反贪侦查工作基础。建立侦查信 息网络系统管理，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档案资料、案件线索等动态信息进 行管理和应用。其次，与工商、税务、银行、通讯、公安、房产、建设等部门联 网建设信息共享机制，畅通信息查询渠道;最后，加强科技装备建设、配置和升 级侦查必需的交通、通讯工具和技术器材，以智能化、科技化的侦查手段加强办 案。

(三)建立侦查人员职业化、专业化制度。首先，建立一套侦查人员的 职业专业化制度，包括职业准入、职业培训、职业道德、职业保障等机制，对侦 查人员实行严格的选拔和淘汰。其次，优化检察侦查人员主体结构，把精通法律 专业知识和某一(几)个领域专业知识，具备意识、谋略，能够熟练操作技术手段 的人才纳入侦查队伍;再次，对侦查人员要有独特的培训手段和方向，着重培养 其自己的讯问方式、办案风格，让每个侦查人员发挥出潜在的优势;最后，对侦 查人员的各种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的规范、权限、工作流程、监督机制等都应予 以制度化、具体化。另外，检察机关要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信访部门、审计部门的联系 和沟通，拓展案源。

作者简介：伏波(1988-)，男，汉族，四川攀枝花人，刑法学硕士，成 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余霞(1989-)，女，汉族，四川 乐山人，民法学硕士，宜宾市屏山县委政法委，研究方向：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