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

　　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　　在当今的中国，利益多元化及其冲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邻里之间的相邻权纠纷、学生与学校对簿公堂、职工与单位的纠纷、球队与协会的管理权争执、动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对抗、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行政诉讼、医患关系的紧张等等，这些现象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利益之争的白炽化程度。如何有效地抑制社会矛盾，解决权利纠纷，尤其是遏制暴力性的利益冲突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公民的救济权利的重要地位，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权利救济体系设置的合理性以及权利救济观念的文化缺失。大体说来，我国权利救济制度应该有三个方向：

　　第一，将救济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类型。通俗地讲，权利救济是指私人权利受到私权力或者公权力侵害发生纠纷后，所形成的权利矫正、利益恢复的方式方法。西方法律谚语形象地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按照世界人权公约的逻辑，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申明：“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1966年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要求缔约国承诺：保证任何人之权利或自由遭受侵害后获得有效救济，公务员职务侵害亦不例外；权利保护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机关裁定；权利救济由主管机关执行。

　　简而言之，在世界范围内，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庭成为解决权利冲突、利益纠纷的最有效、最重要和终极性场所和机制。

　　第二，反思权利救济文化缺失。在法理层次上，法律界似乎并没有重视到救济权与人权的逻辑关系。正是救济权与人权关系的模糊性认识，才导致了中国司法改革和法院现代化在制度设计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支点，中国的司法改革没有被置于公民权利救济这个宏大叙事背景和语境之下。中国权利救济文化的缺失，集中于正式制度的缺失。虽然，中国权利救济文化并不缺少救济意识，但是，保证受害权利有效矫正或者恢复的机制恰恰是松散的、非正式的，因而往往缺乏实效。权利救济制度建构的不完备，根子在于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有不健全性，长期以来，一些传统的思维和作法阻碍着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今天，中国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正在展现出一种新的变迁趋势：权利侵害矛盾消解转向外部化，即从私了到打官司；转向和平化，即从暴力复仇转向正当程序；转向制度救济，即从清官救济转向规则救济、从领导重视转向平民主义立场；转向常规救济，即从运动战、攻坚战转向日常治理和疏浚。

　　第三，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权利救济制度。受权利救济文化模式的影响，中国权利救济制度还保留着两个特征：一是注重所谓的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包含了民间调解、单位调解和政府调解三种主要模式。二是注重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被人类经验认可的主流权利救济制度是司法中心主义下的诉权模式，但是，我国更看重调解和信访制度。也就是说，我国虽然有多种权利的救济制度，但是没有形成核心制度，没有形成司法权为中心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而是形成了司法审判、行政裁决、民间调解、政府信访、单位调解、当事人私了并驾齐驱的权利救济制度框架。

　　在建构权利救济制度中，过多地强调所谓的“本土资源”，强调所谓的非诉讼权利救济类型及其功能，表面上看，权利救济方式呈现多样性和多功能性，实际上这种权利救济制度体系的效率性和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而且，因为制度之间缺乏衔接性，致使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往往出现无政府主义状态，典型的情景就是含冤者投告无门，司法权的功能被边缘化。在民间话语里，法院在纠纷解决中并不完全占主导地位，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公民有什么“厌诉”心理导致的，而是因为我国司法救济有时无法回应社会对权利和正义的需求。《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申明一个总结性概括和普适性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这表明，法院司法救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基本经验，它是权利纠纷的普遍性和终极性的处理机制。

　　中国司法权的现状已经无法满足公民权利的救济的需求，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就是要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解脱，才能显示司法权对权利救济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