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_民族传播

如何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 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 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 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 “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 《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 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 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 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

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 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 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 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 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 一职。”办报处陈容整齐，设有总编纂、总经理、汉文主任、蒙文主任、藏文主 任、回文主任、汉文编辑、蒙文藏文回文编辑和录译员，以及庶务员、缮写、校对等编制达29人，还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各地驻有选聘的访事专员 21名。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 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

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 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 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 远轶于武力”。

又比如：《回文白话报》，它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 创办，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 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 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 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 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 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
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 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 为前提，合力并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 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 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 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 《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 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 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 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 呢？ 《回文白话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1913年8月20 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 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 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
而林 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 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 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 进化于大同耳” 。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 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 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 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 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比如，“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特殊发展的 年代。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 为重灾区。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 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 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 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文革”之后出 现了人才的“断层”。

少数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指出：“虽然如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民族团结政策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即是在党的新闻工作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 十年浩劫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民族新闻工作 者逐渐认清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后的70年代，又有一些民族文字报纸创刊、复刊。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日报》的蒙文版就创刊于1971年。又如少数民族文 字的《参考消息》在动乱的十年中又增加了哈文版(1975年8月1日创刊)和蒙文版 (1973年4月1日创刊)，1975年开始向全国发行。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参考消 息》都由新疆日报社翻译出版。“三种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都从帮助广大少 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开阔眼界，认识世界，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 形势，满足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新闻欲的角度出版发行的。…民族地区的电视事 业也在这个阶段诞生发展。内蒙古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都筹建于1960年，1970 年两座电视台开始播放黑白节目，揭开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的第一页。云南电视 台1969年10月正式播出。这个阶段，还有一批地州盟的电视台创立，1971年包头 台创办，1973年呼伦贝尔台创办，1977年延边台创办，等等。民族地区电视事业 的诞生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又增强了一个年轻的伙伴，电视事业从无到 有的飞跃不能不让人高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 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 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 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 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 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 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 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 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 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 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 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 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 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 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 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 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 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 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 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 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 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 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 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 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 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 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 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 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 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 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 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 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 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 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 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 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 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 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
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 化。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 “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 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 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 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 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国外学者费根（R·Fagan）在他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中说：“凡是与政治 制度的功能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 治传播制度” 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 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 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