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意识形态中立,从而构建一种“理想的话语环境”。[9] 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的分歧正 好也是他们的互补之处。可以说,解释学肯定人们的“前见” 或“偏见”的正面作用;
强调在“视阈融合”的基础上进行 理解;
提出的“平等的对话观”和“理想的话语环境”等都 可为寻求理想的、可持续发展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式音乐教 育研究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示。二、解释学视域下的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案例分析 片断一:合作之初的交流 片断二:个案分析阶段 教师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写读书笔 记,做相关的理论学习。期间碰到什么问题都会在QQ群上 相互讨论),再一次聚在一起,将自己的教学实录(DVD 和教学反思等)汇集在一起进行个案分析和讨论。期间那位 研究客家山歌进课堂的B教师,带来的课堂实录是两节山歌 欣赏课。笔者不太认同,认为客家山歌的教学还是以教唱为 主比较合适。B教师解释说:“我的意图是先让学生对其有 所了解,产生学习的兴趣后,再开始教唱。因此,我的整个 教学就先以欣赏为主。您不知道,一开始就叫学生唱这些离 生活比较遥远的民歌,他们是不愿意开口的。”好像也有点 道理!但我也明确表达了我对民歌教学主要重在实践参与 的理念。在我们之间,都各有“前见”,我的“前见”是不 认同以欣赏为主的山歌教学,B教师的“前见”是不以欣赏 来引入不足以吸引学生。我们的“前见”都各有道理。将解 释学研究的“前见”引入教师的“内隐理论”研究的埃利奥 特认为,在实际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总是在运用着自己 的“前见”,即教师在处理问题、采取行动之时,他(她) 并不是毫无准备。先验的准备在教师的个人经验中根深蒂固, 有时虽无意识,但在教师实践中,尤其是在学校实践中,无 时无刻不在运用着。因此,合作双方要互相倾听,理解每个人的“前见”或“偏见”,也即是将“内隐知识”表达清楚, 然后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视角做进一步调整。
合作式教育研究也不是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操作程序,而是一 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因此,更需要两类主体不断地在沟通的 基础上形成新的发展计划。通过深入地沟通,最后,B教师 同意回去修改她的研究计划,接下来的实践将以山歌演唱教 学为主。片断三:研究后期的个案修订与总结在此阶段中, 理论导师引导大家对个案中所表现出的教育思想、教育行动 和教育效果进行分析并提出修订建议;
引导教师们深化对研 究主题的认识,完成研究成果的表述;
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 和群体研讨的氛围等。简言之,通过个案分析修订与总结, 教师们学会了诊断行动、反思行动、进一步改进行动并发表 自己的行动结果。该案例是一种协同式的行动研究,由校内 和校外教育者组成研究团队,优势互补、平等协商。每一个 参与研究的人员,在沟通谈话时都关注并发现每一位参与者 的立场,在此基础上达成“视域融合”。没有人抱着想赢过 或优越于其他参与者的想法,每一位参与者相互认同对方是 同等的对话伙伴。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在每一次真正的 谈话中,我们都要考虑到对方,让他的观点真正发挥作用, 并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观点中。谈话中的相互理解,既包含使 谈话伙伴对自己的观点有所准备,同时又要试图让陌生的、 相反的观点对自己产生作用。”[11]最后,该研究就是 通过一次次的“碰撞、交流”,通过“带着问题来,带着方案走;
带着实践的结果来,带着新的方案走;
带着更新的实 践的结果来……”的过程,教师们对研究问题的认识也越来 越深入,圆满完成了大学教师与中小学音乐骨干教师的合作 式音乐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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