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化的民国市政思想】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化的民国市政思想

一、民族的市政 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市政研究者们虽将欧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城市文明视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榜样、楷模而膜 拜之、效仿之，但是也反对照搬外国城市文明，特别强调建 设民族本位的都市。所谓民族本位，首要前提是建设中国人 自己的城市。近代中国城市化运动起步，虽有上海、天津等 模范城市引领全国风气，然其多是位于通商口岸的租界城市， 发展动力缘于外来资本主义列强，从空间上看，近似于一个 个国中之国。因此，晚清以来的城市发展，很大程度上只能 说是中国领土上的城市发展，而非中国城市的发展。时人 称：“新兴的都会在中国却有一种特别的性质，就是政治上、 经济上，因租界的存在大都不能认为是中国的。除非承认外 国经济及政治的侵略对于中国实际生活上是有利，而我们愿意享受这种利益的话，我们似乎不能认为上海式的都会的发 达是一件可以引以自慰的事。”［1］道路学家刘郁樱高呼：
“今日的上海太令人不满意了！虽然他有东亚第一大商埠 的美名，然而这是我们不足以自豪的啊！因为它是帝国主义 者统治的啊！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者建设的啊！正足以反映 中国人的懦弱无能，正足以表示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要雪 这个耻辱，不仅喊出收回租界的口号便算了事，要万众一心 的力争，才能达到收回的目的，更要同心同力的努力建设， 要自己培养出来的鲜花，才觉得香艳可爱，才显得出我们自 己的本领。”［2］创办中国市政这一工程从一开始就承担 起了与外国在华势力争夺空间的任务。

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城市空间，这座空间就要有自己的 文化独特性，即要创办民族特色的市政，而不能简单照搬西 方城市文明。城市的建筑、景点往往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文化，蕴藏着这座城市的记忆，市政学者和规划者们都十分 重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弘扬独特城市文化。“我们 不要忘记城市的建筑和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都有特殊的不 可分离的因素，尤其是建设一个全国的首都或陪都，更要充 分的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特质，一方使我国民在富有民族色彩 的氛围中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一方还要进一步使我国民 认识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以及华盛顿、莫斯科等英、 法、德、意和美、苏诸国的首都。”［3］著名市政学者殷 体杨专门批评了当时盲目崇尚西洋都市文明的倾向：“自从世界交通工具发达以来，西洋文化传入我国之后， 一般前辈先生，看了欧美各国都市的雄伟，市政建设的便利， 人民享受的舒适，市容的壮丽，觉得我国所以积弱，就是缺 乏这种城市。所以建设都市的声浪，曾盛极一时，恨不得马 上把纽约的摩天楼都搬到我们城市里来。这种观念和热情， 并没有可反对的地方，只是忽略了国情，和世界文明的趋势。

欧美都市的发展，是建筑在产业革命后的优裕经济基础上面， 而我国城市的建造，乃是建筑在侵略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 面，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的发展，不是出发于造福人民的 目标，而是用以供给资本主义做剥削的工具。所以我们为摆 脱资本主义者的毒计，进一步为增进人民的健康，为适应国 防及经济建设，必须纠正过去错误观念，应重新建立中华民 族本位的都市。”［4］ 但是，当时的民族化市政思想和现在人们所说的要打造 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并不完全一致。现代人们提倡打造城市 特色文化，主要是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业的经济目的 服务，近代提倡的民族的市政主要不是出自这种目的，而更 多具有一种政治的色彩，不仅要引导人们知晓国家民族的历 史，更是要于这种知晓中明瞭勿忘国耻、建立民族国家的政 治任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以为南京“不可无纪念物之 建立以备市民瞻仰，其他革命事实、烈士功绩、革命重要标 语，尤须有镌刻，以垂永久，而示模范。”［5］1928年上 海市展充满了国耻纪念、革命纪念的展览、标语、口号，“你看这些血和泪的文字，都是些伤心的史料，相信谁看了也要 激动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概念。”［6］抗战爆发后，市政 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围绕“建设陪都”的问题展开讨论，多认 为陪都的建设必须能够体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象征 意义。建设理想的陪都的方案就是“要以历史的地理的和民 族的文化的特色为基础，以今日世界各国首都物质建设为辅 助，藉以建设成一座具备中国都市特长并兼有西方都市优点 的典型的中国陪都，使生养休息在这个陪都及其领域下的国 人，都能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来爱国家爱民族，那就是 我们最理想的陪都了！”［7］“市政”已经成为了一种进 行爱国教育、革命教育的手段，城市也成为一座酝酿民族主 义、爱国主义情感的政治文化空间。

二、市政与国家 在这种市政民族主义化的倾向下，市政一开始就和国家 的政治有着亲密的联系。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代，中国 肩负着实现现代化，建立富强文明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 不可能有某种思想学说脱离这种政治。市政建设本身就是当 时的统治者和市政学者探索动员民众、整合各种资源进行现 代化运动、建立现代国家的一种尝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市政重要性的认识就和 国民党的训政理念、建国思路联系在了一起。蒋介石说：“吾 人革命之目的，在排除障碍，建立新治，俾民众享受真正的 幸福，……建设之事万端，市政最为先务。诚以都市者，人民之所集中，文化于以胎息，政治效用，切进易观 ，民生 福利，非此无从筑其基，民权运用，非此无以慎其始也。” ［8］也就是说，蒋介石是把市政建设纳入了他的训政计划 里，市政建设本身成为其实践训政理念最终实现以党治国的 一种手段。

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日本侵华战争日益逼近，再加 “统制经济”思潮的一度盛行，市政界有不少人也深受此影 响，开始将统制思想引入市政探索中。有人主张北平市府实 行统制教育，无论市立私立。不仅校服要统一，而且对于课 部内容要严格检查、删改，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9］ 这种主张还仅仅针对教育而言，1936年《市政评论》有文章 则将这种统制的对象扩大到了所有市民。文章引用法国斯泰 因 “欲报法仇，必须改良市政”的话来警惕国人：“都市 人口众多，一国的文化经济以及政治，都集中于此，市政能 进步，国力就可集中强大，以之制胜敌人，才有把握。我们 的都市，也应该了解这种任务，尤其是在当前多难的时期。” 该文没有再谈论“自治”等话题，而是提出在当前这样一个 非常时期，“平时当局要把散沙一般的市民，组织起来，加 以严格的训练。不然，人人各自为谋，都市人口虽多，一旦 大难临头，徒然无补于实际。”该文还在市民的教育中第一 次提出了“尚武教育”。该文非常鲜明地提出了要采取统制 办法来管理市政，要使各个市民和团体都养成“为国牺牲” 的决心。［10］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期间，教育建设的五大目标里第一个目标就是“培植国家思想”，“青市的教育建设 已无微不至，其中皆含有训练民众组织民众的意义。沈氏每 论及中国国民性，即以贫穷无知，一盘散沙为憾，所以他对 于公务人员、学生、工商界、金融界，以及任何国人集团， 时时勉以努力求知，团结一致。”［11］ 民族主义的发展、统制思想的传播，以及30年代新生活 运动的推行，这三者之间互有联系，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 是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市政建设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推 动下，与国家的政治越走越近，其作为国家整合的手段功能 也愈加强化。新生活运动之目的，“在求全民族之现代化， 作独立自由的国民，作独立自由的国家，焕发民族精神，修 养国民道德，必须见诸国民日常生活。”那么，“大都市、 都市、城镇集市，皆为国民生活栖息之所。朝于斯，夕于斯。

有完美现代化之公共设备，才有康健幸福之趣味，消极之态 度，斯消除而进于积极。有生活上之合理环境，斯引起团体 活动之浓厚兴味，斯能有改被动为主动之旨趣。国民内无现 代化思想之头脑，外无康健精神之躯体，涵养工夫，身心俱 差，奚得而提高其对国家民族之道德。”［12］城市，是现 代社会文明的焦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变迁都最先影 响到城市，作用于市政，市政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生活，辅 助着国家政治的实现，连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和政治联系 在了一起，即如清洁卫生这种小事，也和政治具有了对应关 系。蒋介石曾这样将国人不讲卫生的习惯衍伸发挥：“中国人家庭的生活，就如是，准而至于社会上、政治上，一切的 事情，也莫不如此。”［13］政治的不洁净就这样和国人的 卫生习惯联系了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仇家恨纷至沓来，如何将全体人民 动员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来御亡救侮更是成为了时代的 主题，也成为了市政教育的主题。在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 义情绪如怒涛排壑一般汇成汹涌澎湃之势的年代，市政研究 比之前更加具有鲜明的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政治目的，市政 界此时主要考虑的就是动员人民，以纾国难，“现在是意志 集中力量集中的群众时代，大多数人对于事理物情如不大了 解，没有切肤之痛，怎么能够自动的集中意志和力量，怎么 能够知道死有重于泰山去慷慨赴难呢？”［14］著名市政学 家张金鉴明确提出以后市政建设的两个方针：“国防化或军 事化”和“社会化或主义化”。［15］市政具有了比以往更 为浓厚的政治意味，再不仅仅只是一门纯技术的规划学科。

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要求又进一步促使更多人去反思民族 的缺陷，企图在创办市政中去完成改造国民性的这一文化重 任。“我国人民的生活，生长养育老死，向以家庭为生活本 位，缺乏团体生活的机会，因此养成狭窄、贪鄙、自私、妒 忌掠夺或自守、宿命等种种恶习性，影响到整个社会与国家。

今后我国市政建设的展望，必然的一致要求是：‘环境集团 化’，也就是生活集团化，使市政建设不论在物质或精神建 设方面，必须配合创造出集团生活的新环境，陶熔默移，培养出民族新生的力量。”［16］人们进一步意识到了个人对 于国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以为不管是何种职业之人，都不 应当逃避这种责任。有市政研究者向最为清高的艺术家们发 出了这样的呼吁：“有些美术人才，往往逃避时代，自鸣孤 高，或限于技巧，只会模仿山水草虫之类，他们根本不晓得 美术家是要跑到时代的前面去工作的。”［17］艺术家和他 们的艺术再不是那种脱离政治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 而被赋予了明确的向人民传播爱国主义情操的政治任务， “目前中华民族遭受极度的侮辱，各人生命亦在安危与共之 时，还能忍令倭寇猖獗，置身事外吗？还能倘佯于山水花鸟 之间，于世事不闻不问吗？”［18］这虽然是市政界对艺术 家的期待，也反映着他们自己对于城市文明的看法。

战后，百废待兴，刚从酷烈战火中略微喘息的城市很快 又由于国民党忙于发动内战，陷入了一片物价飞涨、金融紊 乱、失业严重的危难局面，市政界此时更希望能够得到国家 的扶持来振兴市政，尤其是经历了八年抗战之艰辛的中国人，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为强烈的建立强大统一民族国家 的渴求，市政研究者们看到，构建现代的都市文化也需要政 治的力量在背后有目的、有意识地加以引导扶持。“都市经 济之发展，必须有政治工作和文化事业与之配合。这里所谓 政治与文化，不应该只看作建筑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事物，应 该代表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国民精神和国民组织，形成一种 无形的威权与经济力量配合发展。我理想的都市，就是那处处充满了文化的威力，弥漫了文化的空气，以驱勒鞭策那一 匹盲目的野马使之效忠于人群的都市。这就需要于物质建设 突飞猛进之中，随时随地以强有力的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与 之相应。”［19］与此相应，就是要求加强国家对于市政领 导力量的呼吁。如殷体扬以为上海“无论在整个政策及实际 措施上，似尚有待于中央的支持与市民的共同努力。”［20］ 邱致中极力主张他的“计划都市”理想，即中央政府要加强 对于全国市政的管理，要建立中央市政机构和全国市政制度。

在中央增设市政部，颁布“都市法”、统一各市政策以避免 各市各自为政纠纷百出的弊端。他认为，只有建立了这种“计 划都市”，都市建设的趋向，才能“由过去的‘点’，越过 ‘线’，越过‘面’飞跃而成‘体’。这样，市政才不是装 点门面的、真正造成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有 极大使用价值的东西了。”［21］ 日本侵华战争令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遭受了严重破 坏，抗战结束后，在“建国运动”的声浪中，城市政府和市 政学者们此时一面希望借市政建设实现对城市内部的控制， 另一方面在讨论关于整合国家的政策中，极其强调“市”的 作用，“市一方面应为国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重点， 发挥其建设领导作用，俾其对于建国大业有充分之贡献。” ［22］市政界以邱致中为代表，喊出了“建国必先建市”的 口号。［23］殷体扬也呼吁：“市政是建国必具的条件，不 能忽视了它。”［24］同时，中央政府和市政界还希望打造出一批模范大都市，藉这批模范都市影响于乡村，从而将历 朝历代政府最为鞭长莫及、放任自流的乡村世界也纳入到国 家控制的轨道中，将中国再造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 体，这其中自然也有和共产党政权争夺乡村世界的企图。在 中央政府颁布的《市自治通则草案》中，宣称“查我国全国 三十余省，数十万农村，有如一盘散沙。今后建设，势难于 每村开一工厂，尤不能每村办一大学，必也以重点主义，建 设经济，以点控线，以线制面，使全国大小都市，在中央整 个计划经济下，分工合作，扩大生产，方能达到建国必成之 理想。”［25］ 杰弗里．帕克在《城邦》一书里介绍说，古罗马城市是 都市与乡村的融合，这种融合产生了一个乡村化的城市，和 一个依靠城市财富生存的乡村。而且帕克特别强调，这种城 市模式不仅促使古罗马首先提出了领土的概念，更是促使古 罗马从都市向帝国转变中最基本的东西。［28］那么，如果 我们将民国时期种种要求城市整合乡村的规划和古罗马的 城市模式进行比较的话，不难发现民国的这种市政规划也和 古罗马城邦的帝国趋向有着近似之处，其中包含着复兴中华 文明、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怀在内。

众所周知，现代“市政”观念来自西方的Municipal Administration二词， Municipal 词义为“属于城市地方 自治的”，Administration词义为“行政”，故市政即指城 市地方自治的行政。近代中国市政学者也从西方接受了这种理念，积极宣扬“城市自治”。但其同时存在的市政民族主 义化倾向又比较赞成国家的集权，且习惯将城市生活的诸多 方面都“泛政治化”，这便极易将中国城市引向官僚集权、 政府统制的模式，与 “城市自治”、“市民自治”的现代 文明理念发生着矛盾与冲突，在实践中，“官僚治市”的模 式也确实产生了诸多弊端，严重影响了近代中国市政建设的 健康发展。那么，这种民族主义化的市政思想是否是对于城 市现代化运动的反动呢？ 如果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民族主义的市政背后 是体现着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汪晖教 授认为，晚清以降的文化运动中，中国产生的真正新生事物， 就是主权国家的政治形式，是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长足发 展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科学技术及其世界观的 革命性力量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有机互动，是以现代教育和都 市文化为中心展开的知识谱系与新的国家认同的关系，是一 种能够将个人从家庭、地方性和其他集体认同机制中抽离出 来并直接组织到国家认同之中的认同方式以及由此产生出 的义务和权利的新概念，是在上述条件之下民族主体本身的 更新。［29］以市政来实现民族主义的理想，不是反现代性 的体现，正是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 其中官僚政治的膨胀、政府对于社会控制的加强，也都是现 代性的结果。“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公民性的同时也是官 僚性的。因为民族国家通过官僚制及其与公民相关的机构得以制度化，并得到表现的。因此官僚制及其机构日益成为民 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所在地，这不是简单地从官僚部门的现 任者们的物质利益和地位利益方面来说，而是就民族国家自 身的权力、团结和利益而言。”［30］民族国家形成的伴随 物就是官僚机构与官僚集团的壮大，近代中国走向中央集权 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传统专制的复辟，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 组织形式，是建立“现代中国”这一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市政学者们以主张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市政事业的管理、希望 藉市政建设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等内容为主的“一切政治 化”思想，不仅不是与现代思想相冲突的，而且它们本来就 体现着现代思想的特点，并体现着建立现代中国的理想。

如果回顾西方城市史，西方城市发展同样经历过类似阶 段，15—18世纪的欧洲城市并非就是完全与国家对立的自治 体，而是充当了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桥梁。它们在中世 纪并不独立，想极力冲破贵族统治的种种束缚，正逢当时国 王与贵族矛盾尖锐，于是，城市与王权结成了同盟，推翻了 贵族的统治。城市获得了它们的自由，但国王的权力也随之 扩张。到了中世纪末，欧洲的城市又逐渐失去了它们独立的 权力，渐渐变成国家的一种行政区域。可见，欧洲中世纪城 市曾经充当了构建民族国家、甚至强化王权的工具。布罗代 尔评价这些城市“负有建立现代国家的艰巨使命。它们标志 着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们形成民族市场，没有这个市 场现代国家只能在纸上谈兵。”［31］结语 中国近代城市，起于被迫开埠通商，外国人虽在口岸城 市内实行了先进的市政建设，其道路之整洁、治安之有序、 市民公德意识之自觉，皆令国人嗟叹羡慕不止，然其始终是 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国内法律无法制约其内，其城市主 要是作为中国的一种离心力量而发生作用。这些城市既向内 地传播着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并常常成为 改革者或革命者酝酿改造中国理想的大本营，然其也导致中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发生着不断的分裂、失衡，直接 表现为中国近代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国家法纪崩坏、人 民一盘散沙。在此背景下，市政界在积极进行市政科学的探 索时，其深层意识里是将市政建设当成一种复兴中国的渠道， 推动他们研究市政科学的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炽烈感 情，这与中央政府企图借市政建设来重新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能力的愿望一拍即合。所以，中国的市政建设在20世纪前半 叶具有了国家政权对社会进行整合的尝试意义，具有了民族 主义、国家主义的工具性质，乃势所必然。对于市政建设的 设计、要求城市发展的诉求没有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理想的障 碍，城市没有成为国家的对立物，反而被纳入到了这一宏观 历史目标中成为推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一个阶梯。市政实践 基本上与这种诉求相呼应，走上了国家主导型的市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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