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一、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及其悖论

　　现代性作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历史文化变革中形成的新时代意识。“自18世纪后期开始，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在基督教的西方，‘新时代’指末日审判才会出现的未来，自18世纪开始，‘现代’意味着一个人自己的时代，一种现在。”[1](P27)这种现代性意识表明，“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方案亦有意将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些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2](P17)在编年史上，人们往往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然而在社会思想史上，学者通常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在启蒙思想中，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才正式被确立下来。

　　现代性启蒙理想主要是由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来共同奠基的，它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以之为支撑牢固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即所有呈现在理智总体中的本质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存在的权利。”[3](P43)这一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原则，是经由笛卡尔开启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后，通过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对现代性启蒙思想加以批判总结而得以确立。福柯在分析“何为启蒙”时指出，康德的批判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哈贝马斯在关于现代性的演讲中也指出：“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典型形式的实体理性，并相信程序合理性以及它能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的智慧和审美判断等三个领域观念的可信性和能力为标志的。”[4](P40)主体性原则是人类走向觉醒和自由解放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升华凝结成的现代性总的启蒙理想，它一方面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高扬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人的理性取代了传统权威成为真理与正义的最高法庭；另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而高扬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规范。

　　归结起来说，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是近代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中提升出来的时代精神，它以主体性为总原则，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两大支柱，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愿望与政治诉求，为开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社会奠定了文化启蒙的基础。然而，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毕竟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概括，总有着那个特定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后来的社会思想家在继承这一启蒙遗产的同时，又不断地从不同立场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重建。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向。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法国政治革命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现代性启蒙思想，立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批判，深刻阐述了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异化及其扬弃，并开启了以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批判重建。稍后的尼采开创了一条现代性的反话语路向，对现代性启蒙理想进行了非理性主义批判，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本身，并由此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两条解构现代性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海德格尔到巴塔耶和福柯，另一条是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后期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和利奥塔。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解构重写。马克思与尼采从不同立场开启的这两条路向，形成了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主义批判重建派与反理性主义的解构重写派，从而奠定了今日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思想格局。

　　现代性话语的歧路与分流直接源自现代性启蒙理想在其现代化历史展开中出现的危机与悖论。现代性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模式下不仅未能兑现其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禁锢了现代性的解放潜能，致使其走向新的异化与蒙昧。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赖性，使解放性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5](P28)这种现代性的危机与悖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未能兑现资产阶级许诺的启蒙理想，反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异化”中出现了新的奴役、片面化及资本对人的统治，导致了“物质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P4)

　　现代性的危机表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出现了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悖论，即现代性并未在现代化中兑现其启蒙理想，反而走向了其对立面，成为新的异化、压制与蒙昧。具体展开来说，作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总原则的“主体性”，由于主客二元对立走向了极端化与绝对化，主体性变成了统治性，人的解放走向新的奴役，从“主体性的凯旋”走向“主体性的黄昏”；关于历史进步的现代性价值理想并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反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人道主义异化膨胀为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正在对环境和他人的征服中蜕变为“人道主义的僭妄”；特别是作为现代性支柱的理性主义，正在异化为科学主义的独裁与技术乐观主义的狂妄，“有限理性”的揭示使理性万能的神话日趋破产，工具理性的独断遗忘了交往理性的意义，使以金钱化和官僚化为特征的经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构成了殖民，以及这一切所引发的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失落……总之，现代性启蒙理想遭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作为现代化价值理想的现代性与其现代化历史结果相背反。这不仅未能释放出现代性又应有的解放潜能，使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规划”，更意味着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框架和全球化体系中陷入了危机与困境——这就是现代性启蒙理想在其现代化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悖论。

　　导致现代性危机与悖论的原因，根本上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进程中。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方案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的确起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伟大的启蒙与解放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统治牢固确立并扩展形成全球体系的进程中，由于其内在矛盾致使现代性发生扭曲，蜕变成异己力量来反对自身。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至今，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扩展至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危机也随之蔓延全球。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困境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中已无法容纳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必须对之进行反省、批判与超越，从而实现全球化情势下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写。

　　二、全球化的冲击与现代性的转向

　　现代性的危机与悖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才得以全面集中显现。全球化的变革对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何种命运？全球化在哪些方面对现代性发起冲击并导致其发生转向？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当代社会理论家的高度关切。

　　全球化的来临是与各种以“后”字命名的术语相关联的：如后工业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现代社会、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种“后”字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新的全球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究竟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还是重建，目前学术界正在论争。笔者认为，全球化的冲击导致现代性的路径发生复杂的走向，既有着传统现代性的某种断裂又有着新现代性的生成，是终结与承续、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全球化为现代性的解构、变异、跃迁、重写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使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之间进行新一轮的交锋与融合，达到分化重组。虽然目前我们尚无法清楚描述这种分合的明确态势，但全球化正在改写着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为现代性的多向度发展与创新注入着新质。全球化的变革在如下几个方面对现代性形成冲击力，引发着现代性的路径转向：

　　1、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交往与普遍联系，促使现代性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开始超越民族—国家或某一文明圈的界限，形成全球多元一体的新格局。其实全球化并非始于当代，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向全球拓展时就已经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P254-255)按马、恩的分析思路，“物质的”（经济的）与“精神的”（文化的）的全球化使现代性不再只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方”，而是形成一种“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特别是有望突破和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特定模式，创造出一种适应全球时代的多元一体的新现代性。当然，这种新现代性就与多元一体的全球性相交融了，它将在多元文明的全球交锋与融合中才能最终生成。

　　2、全球化引发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文明模式的碰撞，使现代性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单一的现代性转向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全球化使传统社会形态解构开始向后传统社会转变，在此变迁过程中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呈现错综交叉的全球并存局面。各种社会形态与文明模式既相互碰撞又彼此交融，使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历时的方式而同时共存。这样，一方面就使现代性的内涵更趋丰富多元，能够摆脱由工业化造就的单向度、单一性的现代化模式，为现代性的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受限于西方文明的固定模式，扩大了现代性向其他文明对话、交流、融合的机遇与空间。当然，此间肯定充满着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的冲击、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震荡以及亨廷顿所说的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但现代性由此不再是某一种特定的形态。由单向度走向多向度、由单调性走向复调性，将是全球化冲击下现代性转向的必然趋势。

　　3、全球化也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与风险，使现代性由一种确定性的规划变成不确定性的探险，这也要求实现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转变。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与风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各个层面。这些全球性问题中最关切人类利益的就是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和平问题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战争冲突，而是涉及整个“地球村”居民的生存安全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发展问题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贫富分化，而是牵挂全人类命运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全球社会中的扩张，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还由于现代消费社会病态的生存状态与工业主义破坏性的实践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风险性，现代社会成为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8](P50)高风险性与人为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品质：“一个普遍性的阴影现代，即工业化的世界性后果的社会，捣毁了旧的工业社会的生活秩序。”[9](P51)因此，面对全球性问题与高风险社会，必须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必须从传统的现代化转向“自反性现代化”。[10](P6)

　　4、全球化针对现代性的后果还促进了人类共同体的全球主义意识，使现代性由“独白”走向“对话”，由“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走向“交往合理性”的共识。全球主义意识是人类面临全球性问题时所达成的理解与共识，以全球视野通过对话达到协调与和解。阿尔布劳认为全球主义是“把50亿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关注对象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作为世界公民生活着……都在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全球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11](P50)罗伯森则把全球主义概括为“把世界作为单一整体的共同意识”。[12](P50)全球主义意识主要包括如下要点：整体地考虑我们自己；多元文化与跨民族意识的增长；社会行动者反思性意识的强化；认同的拓展。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全球主义意识，激发现代性从狭隘封闭的自我独白转向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也使现代性从“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转向通过重视“交往合理性”来重建共识的基础。无论是哈贝马斯精心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极力倡导的差异哲学，还是吉登斯所主张的对话民主理论，都共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所应具有的宽容性、多样性、差异性、主体间性与可对话性等品格。惟有如此，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性才不至于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与文化霸权主义的狂妄，应以谦逊的理性与倾听的姿态吸纳全球多元文明，从而在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实现现代性的重写。

　　当然，全球化的舞台上必定充满着诸多现代性之间的交锋与融汇，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路向必将受到新的检视与挑战，必将使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发展和自我完善获得崭新丰富的内涵与前所未有的空间。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全球化一方面使传统现代性得以解构与转向，另一方面使多元一体的新现代性得以重构与生成。这样就使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改变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传统社会的基质又吸收后传统社会的新质，既有着与全球化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有着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现代性与全球化之间因充满张力而出现一种辩证的互动。当代社会理论家正是在二者的矛盾冲突与互动交融中开始着手“重写现代性”。

　　三、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的重写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的重写主要有如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1981年，哈贝马斯为批评后现代主义而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的文章，表明了对现代性启蒙理想和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与重建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未能兑现现代性启蒙理想，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使工具合理性得以膨胀而使交往合理性遭到压抑，以金钱化与官僚化为特征的社会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侵蚀与殖民，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不仅未能释放现代性的解放潜能，反而出现了“合法化危机”。为此，他立足于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重建理性主义的规范基础和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拯救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他明确宣称“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13](P56)坚决捍卫西方现代性思想传统，认为“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14](P87)因此他认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引导”，[15](P89)以完成现代性这一未竟之事业。

　　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的确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某些症候，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如果只是诉诸西方理性主义自身的批判重建，不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全球化体系的不合理性，现代性的重建就无法摆脱时代的困境而找到现实的出路。

　　2、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1986年，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在题为“重写现代性”的演讲中指出，“重写现代性”这一表述“比通常人们进行这类思考时所使用的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更可取”。[16](P25)他认为，“无论是现代性还是上述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认定和定义为界限明确的历史实体，后现代性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力。现代性不仅能在时间中自我超越，而且还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种有很大限度的稳定性，比如追求某种乌托邦的计划，或者解放事业的大叙事中包含的简单的政治计划。现代性是从构成上，不间断地受孕于后现代性的。”[17](P26)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的序言中高度概括说：“用极简要的话说，我把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18](P3)这种对启蒙以来现代性所建构的科学知识、思辨理性和人性解放三位一体的“元叙事”的怀疑与解构，是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相适应的后现代意识。这种后现代意识并非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反现代主义”与“反启蒙”，而是基于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批判解构与当代重写。“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19](P59)

　　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冲动，与其说是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和超越，还不如说是现代性的自我矫正和完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性在全球化新时代的某种转向与创新。后现代话语对现代性的“重写”，其旨趣在于以解构为建构、以扫清障碍为重建使命，但其结果是破有余而立不足，也引发了现代性价值理想的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失落与文化虚无主义的盛行。

　　3、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20](P1)这种现代性制度与模式包括四种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拓展，就相应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拓展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风险的过程。吉登斯指出，“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先前年代中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21](P4)他指出这些严重的风险主要是生态的恶化、全球经济的崩溃、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核大战的爆发。吉登斯断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处于“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时期。因此，他强调“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22](P153)为此，他提出了“反思的现代性”或“自反的现代化”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或“简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是因为全球化制造了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促使社会反思性在不断增强，“产生了多样性的要求”，“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反过来影响全球化”。[23](P53)

　　与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和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相比，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从制度维度深入反思了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后果，体现了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自觉：只有通过反思现代性才能达到重建和重写现代性。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来思考现代性的命运，都充分意识到全球化的冲击力带来的现代性的重大转向，从而为现代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重写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起点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