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庸”、“唯上”、“实用”思想的消极影响有待 消除 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利于创新的内涵。如“自 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孜孜不倦、勇于创新”的精 神等。这些精神对于教育理论本土创生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 喻的。但也不能否认消极因素的存在,这些消极因素是创生 主体在创生活动中应该注意克服和避免的。
1.1 “中庸”思想导致冒险、创新精神的缺失 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社会,养成了人们追求稳定、平衡 的心理特征,倡导“中庸之道”,追求社会安定、家庭和睦、 人际关系协调,叫人做事不走极端。这种思想对于处理和维 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但从创新角度看,却无疑有不利的影响。如三国志 ·魏·李康《运命论》中所讲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堆 出于岸,水必湍之;
行高于众,众必诽之”;
民谚中的“出头的椽子先烂”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求稳趋同、 消极保守的特征。这种心理意识往往暗示人们:依传统为人 行事不会有大错,凡事不可冒进求奇。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中 国人具有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心理气质——不狂 暴、不幻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珍视人际、 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等等。这种追求折中与和谐、 安分守己、退一步想、不为人先等保守退避心理对整个民族 的创造力有深刻的负面影响,严重妨碍中国学者提出新异观 点和彻底的学术主张。
1.2 “唯上”思想阻碍了超越前人的脚步 儒家文化有很强的人伦色彩,强调“三纲五常”,讲求 秩序森然,尊卑有别,先人是权威,祖宗遗物是圣旨。“唯 上”意识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在家庭中,妻视夫为“上”, 子视父为“上”;
走出家庭,生视“师”为上,民视官为“上”。
做任何事情,只能唯“上”之命是从,每个人不得有别于“上” 的新观点、新做法、新理论和新思想产生,否则,就是“犯 上”。“唯上”观念从人伦关系着眼界定人的是非和好坏, 而这些标准都是从人的群体价值出发的,具有重群体、轻个 人的价值取向。传统文化把个人自身修养与社会群体和国家 相联系,有利于规范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培养个体的集体意 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对整合个体分散的智慧力量、实施团体 科技创新也是非常有利的。创新往往发端于质疑和求异,而 批判是求异的先导和起点。倡导科学批判精神,就是要解放思想,不盲从、不信神、不拜古、不尊圣,主张独立的理性 思考,敢于向经验、权威和本本质疑。因此,中国传统文化 对这种“唯上”观念导致人们对权威的习惯顺从,严重限制 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杨振宁教授在谈及中国教育 传统对学生影响时也深有同感:“中国的传统观念太倾向于 崇拜权威,而不鼓励年轻人开创出新路子。”中国人需要破 除“唯上”观念,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 理”和爱因斯坦“牛顿啊,请原谅我!”的批判精神和超越 意识。
1.3 “实用”价值观导致中国人重经验轻理论 西方学术在其发端时期就确立了基于对宇宙万物的好 奇而生成的求知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即有关 于此的著名言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 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 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实 用。”梁启超将此论直称“为学术而学术”并甚为推崇此治 学精神。这种“为求知而求真”的学术价值取向是西方近代 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 文化精神使得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思维方面并不真正注意 理论性的东西,不注意“是非”本身,“真理”本身的价值, 而是把重点放在运用的智慧上,中国历史上不仅政治家,即 使有学问的思想家也具有这种学术价值观。20世纪初的一代 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如梁启超 、严复、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都注意到中学与西学的巨大差别——西学是求真之 学,中学是求善之学。他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 理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中国历史上思想繁 荣,理论缺乏,即使现在也是如此。重视经验总结,忽视理 论提炼与升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理论的本土创生。
2 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教育理论创生离不开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是教 育理论创生的重要途径。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实施及其效益 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教育科研管理体 制就是教育科学研究管理系统的结构和组成方式,即采用怎 样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将这些组织形式结合成为一个合理 的有机系统,并以怎样的手段、方法来实现对教育科学研究 进行管理的任务和目的。尽管我国的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正在 逐步理顺,教育科研的组织体系正在逐步建立,教育科研的 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是我国目前教育科研管理体制的 弊端也逐渐凸现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科学研究 的顺利实施,进而影响了教育理论的本土创生。
2.1 资源调配乏力 教育科学研究管理需要调配的资源主要包括研究人员、 科研资料、科研经费等。教育科研人员作为教育理论创生主 体的重要成员,需要协调合作,形成合力,教育科研经费作 为教育理论创生的重要基础需要充分交流与运用,但由于教 育科研管理体制的制约,教育科研人员往往是各自为战、自我封闭、自设篱藩,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交 流困难,教育资料流通利用率差。科研经费是教育科学研究 创新的重要经济基础与保障。充足的科研经费能有效促进教 育科研创新的孕育与发展。教育理论本土创生活动由于其难 度较大,可能需要大量的科研经费的投入,确保创生主体的 经济利益和生活需要,为教育理论创生活动注入经济的“强 心剂”。但我国教育科研经费的来源比较单一,如在科研经 费来源方面,我国国家级的机构只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 会及教育部科学规划办。经费总额也相对较低,不能很好地 适应我国教育理论本土创生发展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创生活动的开展。
2.2 科研课题、项目的立项评估的主观性可能扼杀好的 科研选题 立项评估是按照公开、公平和竞争的原则,择优选择具 有评估能力的评估机构,按照规范的程度和公开的标准对科 研课题或者项目进行的专业化咨询和评判活动。具体来说, 包括立项的必要性、研究目标及实施路线的可行性、科研成 果的预测、课题实施的人员、设备以及组织管理等条件。课 题立项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活动。课题立 项评估既有定性的方法,如同行评议、权威决策、行政拍板 等,更有许多定量化的评估方法,如文献计量、排序、线性 规划、非线性规划、多目标决策等。我国教育科研课题、项 目的立项评估主要采用基于“专家评估”的同行评议制度,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评估专家的专业技能,因此存在很 大程度上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专家的构成以及人选等方 面的选择对教育科研课题、项目的评估有重要影响。因此, 这对评估专家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而我国目前 各级别的科研立项评审专家能力有待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所研究员何方就曾这样评价社科院的学部委员“95个荣 誉委员,够格的超过三分之二。47个委员,够格的不足三分 之一”。
2.3 科研成果的量化评估可能导致科研人员的急功近利 我国评价教育科研人员长期以来多以CSSCI和北大核心 期刊论文以及著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 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因发表刊物级 别不高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的平庸之作发表在高级别的刊 物上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 目,谁得高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农民种地 要看收成,现在成了比谁播种多,甚至是播种计划的比赛。
收成好坏反而没人问。更恶劣的影响是,那些无意申请基金 项目的学者,被边缘化。项目活动家吃香,认真治学者反被 冷落。这就鼓励研究人员必须在短期内出结果和成果。这种 管理和导向必然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难以鼓励研究 人员去做那种需要长时间积累才能获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基 础研究,再就是诱导和迫使一些研究人员急功近利,编造论 文和弄虚作假。这些都不利于教育理论本土创生。3 功利与浮躁的学术氛围亟需改变 学术风气是学者人格、学术精神、学术取向、学术方法、 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它是无形的,却对一 个时代、地区、单位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学术风气健 康向上,便能引领学术研究者严谨治学、求真务实,产出高 质量的学术成果;
生活于其中的年轻学子也会受到熏陶而心 性高洁,奋发向上。反之则导致学者放弃学术的精神品质而 粗制滥造,沽名钓誉,最终造成一个时代或区域学术质量的 整体下滑。学术研究,是对人类智力的挑战,它既需要学者 献身科学的志向追求,更需要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良 的学风,会使学者的思想失去其力度和深度,无力回答理论 和现实重大问题。
学术研究是千秋之事。真正的学者,必须坚持做人、做 事、做学问相统一,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 实做学问;
必须胸怀浩然之气,坚持正直之风,弘扬严谨治 学,杜绝浮躁虚华,不为虚名所诱,不为近利所动,脚踏实 地,志存高远。自尊、自重、自爱、自律,应该成为学者最 基本的道德操守,共建良好的学术风气。
课题项目:“中国本土特色教育理论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课题批号:
GH13194 参考文献 [1] 翁凌燕.浅谈理工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J].中国电力教育,2009,145:45-47. [2] 吕莎,吴婷.治学要先正风气[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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