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强国之道有赖于思想的健全

对于强国之道的探讨，是一个千年常新的问题。在百多年来国际学术界的探讨中，有相当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强国崛起的思想与文化背景。为什么说，强国之道有赖于思想的健全呢？我这里所说的“健全的思想”大体包含着三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作为决策者所提供的指导国家走向持续强盛的治国理念与战略方针；其二，是指国民具有的政治文化与素养所达获的水平；其三，是指作为前两者基础的一定的精神与思想文化传统。这里丝毫不否认科学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演进乃是包括国家建构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获得发展的基础。但是在百多年来的国际竞争中，有太多的事实证明，战略与思想路线的合理选择会导致一国的实力由弱变强；相反，战略与思想路线的偏差与谬误则会导致国力的衰弱乃至于国家的倾覆。　　欧美的先例

　　如果没有对欧洲民主与市场制度的努力学习与淋漓尽致的再创造，如果没有救世情怀的养育，如果没有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社会改良精神，如果没有“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掀起的全国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思潮”，那么美国走上强盛之路，以至于问鼎霸权是不可能的。

　　以美国而论，辽阔国土所提供的丰饶资源、所踞“安全岛”地位的地缘政治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雄厚经济与军事实力，包括没有前资本主义历史的得天独厚的制度条件，都是美国实现强国之梦的取之不竭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在自由主义思想导引下对欧洲民主与市场制度的努力学习与淋漓尽致的再创造，如果没有在基督教鼓动之下救世情怀的养育，如果没有在实用主义理念支配下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社会改良精神，如果没有在言论自由原则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掀起的全国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思潮”，那么美国走上强盛之路，以至于问鼎霸权是不可能的。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最近完成了一部题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新著，他认为，固然美国有着独一无二的覆盖全球的军事优势，但是他认为“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是：多元文化交融之下具有非凡活力的移民；通过教育与社区而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宗教虔诚与使命感；天真的不言而喻的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包括连欧洲人都不可小看的具有全球影响的美国大众文化。所列各点几乎全都是有关美国的“软权力”。在列数美国强项的同时，施密特不无忧虑且直截了当地点出了当代美国的主要弱点：“美国最近一代政治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明显地减少了”，与此相关，美国对外政策受到“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过多影响，而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对于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和内在联系的了解和判断力很有限，远远比不上他们那种要肆无忌惮地运用美国军事优势的意图”。施密特所指出的这些弱点恰恰也不是出现在物质基础领域，而是体现在政治精英阶层的知识不足与理念偏差。这位前总理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担忧是新保守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外交将走上歧途。

　　如果说，作为统一国家的美国，影响其能否持续强盛的缘由既在于“硬实力”也在于“软实力”，那么，作为崭新的跨国经济政治联合体的欧盟，其成长发展道路是否也能证明“健全的思想”所发挥的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半个世纪以来，从“煤钢联营”到“欧盟大宪法”，欧盟整个发展过程乃是人为战略设计与客观需求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基于近代国家体系出现以来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乱，早在18世纪，圣皮埃尔神甫、康德和卢梭就已经系统地表达了欧洲联合的意愿与构想。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显然也成为推动“煤钢联营”形成的历史前提，但是若没有像让·莫内等一大批欧洲政治家思想家的构想与推动，就不会有今日欧盟的规模。当代美国杰出的欧洲问题专家戴维·卡莱欧在其近作《欧洲的未来》中指出，帮助和支配整个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乃是四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理论：李斯特、马克思、凯恩斯与哈耶克。他雄辩地证明了，李斯特关于欧洲国家应该组成关税同盟以平衡当时的英国霸权、以及将来应联合英国制衡美国的预想成为欧共体形成的直接动因。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注定走向自毁的警告，也显然促使了欧洲合作的启动。与此同时，主张以宏观调控解决危机的凯恩斯进一步发现了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的矛盾，他的关于建立国际组织来解决这一矛盾的构想也为欧盟提供了启示。最后，哈耶克对无限制的国家权力的批评和主张建立严格的财政货币机制的建议，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稳定和发展欧盟经济的重要思想源头。总之，正是战略家们的思想才华与精心设计才使得欧盟应运而生，在困难与风险中得到推进。尽管，时下法国与荷兰对“欧洲大宪法”的公民表决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冲击，但是欧盟各国所显示的意向是调整，而不是从一体化原则的倒退。

　　俄日的体验

　　俄国与日本同属结合部文明国家。“文明结合部现象”在当今多元文化高度交融与碰撞的背景下

　　与欧美先行现代化国家相比，俄国与日本是强国之路上的后来者。

　　现代化史研究专家西里尔·E·布莱克把俄国与日本列为同一梯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依我之见，与欧美基督教文明国家相比，俄国与日本同属结合部文明国家。从俄、日等国历经文明结合与冲撞的沧桑之变中，可以发现更多由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影响国力盛衰的痕迹。

　　以苏联而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年代，在国内战争后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列宁力排众议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向农民让步，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步，通过粮食税、租让制、自由贸易等政策，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因素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与此前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相比较，列宁总结到：此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不仅在当时是兼容并蓄，使俄苏走上强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为日后整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的改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性的启示。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70年后的苏联晚期，同样面临着事关存亡的重大历史性选择，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了“国际政治新思维”的口号。他表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乃至超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与世界观的差异。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口号并非无关国际社会当时的需求，问题在于，在空洞地强调人类普遍共同利益的同时，完全忽略了对本国传统的肯定和对本土价值的重视。对苏联解体这样一场历史悲剧的深层原因分析迄今远未终止，但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原则有失方寸显然是自乱阵脚的一个明证。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痛惜地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作过这样的自我剖析：缺乏过渡与中介，好走极端，起落不定，时而激昂，时而消沉。类似的分析在苏联解体后也出现过，但是，文明传统的影响也毕竟不是历史的宿命。比如，列宁在社会主义历史最初阶段的一系列治国方略表明，健全的战略思想对指导社会主义的强国实践具有何等的意义。

　　对于另一个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国家——日本来说，明治维新以后革故改制，国力迅速上升，但同时也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9世纪80年代，占领朝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大败显赫一时的俄国海军。从此，日本在列强面前取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一起享受殖民利益。但此时的日本虽有“西洋之学”的外衣，但骨子里相当程度仍然是东方式的专制传统。究其原因，首先，明治之后，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是以重新加强高度集权的天皇制度和扩张为目的。其次，明治以后“朱学”在日本重新复活，一方面抵制真正的文明开化，另一方面以“忠节”、“武勇”、“忠君爱国”等信条为重点，片面吸收儒学中的消极因素，为其扩张政策服务。总之，学习西方，文明开化，并没有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移植儒教、发扬国粹，也没有使日本走上汉学所主张的“万邦协和，百姓昭明”的道路；相反，西方式的坚船利炮却成为日本走上军事大国道路的物质基础，西方式的“天赋人权”相当程度被改造成愚民的理论工具。

　　日本在明治后崛起、却在二战中全面失败的历史表明，决策层在选择强盛之道时的理智丧失将会给一个民族的前途带来何等的灾难。

　　上述“文明结合部现象”在当今多元文化高度交融与碰撞的背景下，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实状况了。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对外来文化的理性调适和有机融合，乃是强国之道中必先解决的重大课题。

　　冷战后的挑战

　　美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由“新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换，意味着国家力量将大举介入，推动思想领域的攻势。面对着这样一种形势，显然有必要提升从思想理论方面应对挑战的能力。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得强国之争具有更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从而也对强盛之道提出了更高的思想要求。

　　冷战的结束本应使得大国间的竞争从使用战略军事手段转入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但是至少有两方面的情况使得这种转变过程被大大复杂化了。其一，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冷战后的国际竞争未必集中于经济领域，而首先将是“文明间的冲突”。他认为经济指向的是“你靠什么维持生命”，而文明指向的是“你是谁”。后者将是事关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能否立足当今世界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因而远比“经济”来得深刻。“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周之内，我正好在美国，我看到各大书店橱窗的显赫位置都摆放着刚刚重版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民意似乎暗示着亨氏的见解与“9·11”事件的某种关联。尽管亨廷顿本人对此加以否定，他不认为“9·11”事件也属于他所谓的“文明冲突”，但两年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发生之时，亨廷顿便不再回避，而公开承认“这有点像文明的冲突了”。其二，冷战后，大国间竞争转入经济领域的过程也被经济领域本身出现的变化所限制。最典型的情况是有关能源和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被国际媒体大大地戏剧化。而上述资源本身的战略含意和不可再生性又使得本来只是简单的经济关系被上升到战略与政治高度。由此可见，冷战后的强国之道不仅不能单凭匹夫之勇，而且也远非单纯依靠GDP增长便能实现。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全球化过程大大加速。人类社会从未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面临这样一个各大文明、各个国家、各种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被席卷而入、因而发生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整合过程。这样一个客观发展趋势告诉人们：国家间相互关联程度越是紧密，任何大国力量对比的兴衰更替就越是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连锁的国际反应。

　　由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所引起的变化还集中体现在国际环境变迁与国内事务、特别是制度变迁的深刻相互关联性。被称为“大转型”的惊心动魄过程，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几乎发生在所有非欧美国家或欧洲边缘地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率先发生了军人独裁政权的垮台；80年代，与南部欧洲有着密切传统关系的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发生类似的变动；稍后，东亚地区也不同程度出现了从强人政治向选举民主制度的变迁，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前超级大国苏联也于瞬息间解体。

　　直至新世纪，在格鲁吉亚、乌克兰乃至中亚等地区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这一类政治变动迄今似乎仍伺机待动而未见停止。这一变化昭示着人们所习惯于称道的所谓“冷战后意识形态淡化”这一趋势正在受到冲击。尤其是美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由“新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换，意味着国家力量将大举介入，推动思想领域的攻势。面对着这样一种形势，显然有必要提升从思想理论方面应对挑战的能力。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坦途可赖以轻松跻身于强者之列的。

　　国际权力重心东移？

　　“国际权力的重心正在出现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基辛格认为，这样的一种转移不是出于战略估量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真正的改变历史观念的深刻变迁，至今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这样的深刻变动作好认真的准备。

　　近两三年来国际社会异常关注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形成的实力崛起。国际舆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重新崛起给予了超乎我们自身想像的高度预期。包括基辛格这样的权威战略家也在去年夏秋之交给出了一个分量极重的判断：“国际权力的重心正在出现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转移不是出于战略估量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真正的改变历史观念的深刻变迁，他甚至表示，至今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这样的深刻变动作好认真的准备。

　　姑且不论印度、俄罗斯等国是否已经担当起“权力转移”的重任，从中国自身来说，的确应该在这样的高度期待下作一番认真的反躬自问。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文件和中央战略决策早已明确宣布，要到本世纪中叶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段之后，我国才有可能经过艰苦的努力，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判断比起数年之内、或者十余年左右中国即将与美国经济平起平坐的乐观预见要务实谨慎得多。如果不是从GDP总量，而是从制度与结构的合理性、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实际水平来看，要想真正推动国际权力重心东移，没有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持续有效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为新时代大国崛起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是全球化潮流之下在全球范围内和平、公正、合理地利用资源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使后起者不必再似当年列强一样非动用坚船利炮方能斩获资源。但问题在于，与早起现代化国家的国际环境大不相同的是，当他们走向世界之时，存在着自由发展的巨大空间；而当今世界举目四望，早已是强手林立。在此条件下，要运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显然需要更高的境界、更多的智慧，包括一定的利益交换。其中，还包括对一些带有根本意义的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如，经常会有一些国外学者问起，中国人如何看待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是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还是已经被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管理了？此外，包括对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自身行为特征也有一些有待严肃对待的问题。比如，马基雅弗利曾经认为，国家行为不同于任何个人的行为而带有非人格化的特性，因此“为维护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在民族国家体系尚未确立时，为世俗政权反对神权而大行其道的这一信条显然已经有悖于当代的国际伦理。马克思曾经告诫第一国际的领袖们：“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与正义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显然，要真正将马克思的这一原则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实践，也依然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即使不言强国之道，仅就安身立命的意义上说，依然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在全球化大潮滚滚而来之时，中国人的自身定位何在？是模仿1999年西雅图会议之后每年云集于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年会会场之外的示威反对者，还是甘当全球化潮流的默默无言的追随者，抑或是有着两得其利而不失名节的更高明选择？有学者曾经观察到，德国在俾斯麦实现统一之后，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可是偏偏在德意志民族蒸蒸日上之时，特别是在德国于普法战争中刚刚打败宿敌法国之时，尼采写了《不合时宜的观察》；而当德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上超过英国，完成了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之后，马克斯·韦伯写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尼采与韦伯这两位大思想家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认为当时德国正值最危险的时刻：物质文明壮大了，经济总量上去了，但却没有一个成熟稳健、勇于坚持自身独特价值立场的文化。

　　中国当然不是德国。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从方向上指明了未来的发展之路，包孕阔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可谓取之不竭为后世所用的思想资源。然而，一方面，邓小平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为构建体制与机制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如何以友邦所能明了的世界性语汇得以表达；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与当代各项制度变革的嫁接；如何从“讲信修睦”、“厚物载物”一类道德原则转化出应对国际事务的具体行为规则；如何培育青年一代奋发有为、宽容豁达的国际意识；如何调教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在向海外进军的过程中审时度势，广结善缘；特别是如何运用传统文化的积蕴来完成当代条件下中国人的主体性确立……如尼采所云：“不玩别人的游戏”，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衣食富足之余，下大功夫去认真探求。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家重点文科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俄友好、合作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国俄罗斯、东欧与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欧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著有《一个欧亚大国的沉浮》、《国际关系新论》、《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冷眼向洋》、《普京外交》，译著有《欧洲的未来》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如“冷战以来的俄、美、欧相互关系——兼及新帝国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