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明城市]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伟大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城市不只是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上的一个单位，它同时还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有着显著差异，信息化时代的城市文明不仅使人类文明呈现出气象万千、灿烂绚丽的景象，而且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出“跨越式”和“几何级数增长”的特征，可以说城市文明的发展“聚集”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　　一、“城市”文明的滥觞与演变

　　工业文明促进了城市文明。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前提下，技术与发明不断应用于城市生活，城市变得更富公共性。

　　我们先从中西方“城市文明”的滥觞与演变中，大致勾勒一下人类城市文明的历史轨迹。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防守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市”是商品交换之地。我国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即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应用，农业生产率获得提高，古代城市开始出现并获得发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特点：（1）发展和分布重心南移——发展呈南升北降、重心南移的态势；（2）沿大运河、沿长江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东南沿海港市兴起；（3）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镇”。

　　到宋代，商业进一步繁荣，城市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有统计推算，北宋东京（开封）人口实际已有150万至170万之众，达到10万户的城市亦有40个之多。

　　到了清代的184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已由唐代的大约800万上涨到大约2400万，主要城市除人口过100万的特大城市北京外，在江、（运）河、海岸的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广州、汉口、福州、佛山、天津、厦门、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人口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

　　中国近代城市的文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这一时期，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发展也比较快，除了商埠城市、租界城市有所发展外，还兴起了一批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如青岛、大连等；兴起了一批矿业城市如唐山、焦作等；兴起了一些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徐州、蚌埠等；兴起了一些民族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但这期间也是大运河沿线城市衰落的主要时期。

　　我国城市由古代文明向近现代文明转变，是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但我国城市近现代化文明的形成是以血与火的代价实现的，体现着我国人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争得“城市文明”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成为我国城市文明史的重要篇章。

　　相对于中国的“城市”文明而言，西方的“城市”文明又是一篇无法写尽的大文章。从古代的“城市”文明、从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到发展紧密相连的欧洲城市的发展，城市发展推动了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拓展。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其基础是建立在自由、理性、乐观、世俗、人文等理想之上，因而具有人类文明的崇高性和元典精神。它对西方文明的走向产生了巨大且有决定性的影响，成为烛照后世的文明遗产。

　　古罗马文明绵延一千余年。在今天的罗马，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建造的大量建筑遗址：元老院、神圣大道、凯旋门、纪功柱，还有那极富盛名的大圆形竞技场。在没有任何运输和起重设备的20个世纪之前，古罗马能出现辉煌的建筑，足以证明古罗马的城市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与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中世纪是西方文明承上启下的时代，是造就欧洲社会和民族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是建造城堡的年代，城堡的出现既是封建制的必然产物，也是中世纪公共权力危机和社会无序的一种反映，外族袭击和暴民动乱导致建造城堡之风盛行。

　　12世纪以后，欧洲社会快速发展。罗马、比萨、佛罗伦萨、马赛、里昂、伦敦等相继恢复了中心城市的地位，一大批新兴城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城市建筑与中世纪决裂，教堂及其他宗教性建筑退居次要地位，大型世俗性建筑成批出现，体现人文精神的建筑和街道构成了城市主要景象。这些世俗性建筑有大型的城市广场、联排式的多层住房（公寓的前身）、图书馆、博物馆、城市园林等，显现了优越的城市环境。

　　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推动西方城市发展最有力的力量。自18世纪中期开始至19世纪下半叶，西欧和北美相继完成工业化，这也是西方城市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工业文明促进了城市文明。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前提下，技术与发明不断应用于城市生活，城市变得更富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市政设施的建设中。在伦敦、巴黎和柏林，城市道路不断开辟、延伸，路灯、下水道、电灯、电话、煤气逐渐普及，城市的近现代生活开始出现。

　　二、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历史向度

　　城市风格是一种与生存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文因素。显然，我们难以想象皖南的徽居没有高大的风火墙和精雕细刻的门窗，更不能设想那里没有袅袅炊烟和淡淡粥香。

　　中西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展示了中西方城市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成果和文明水平。如1000年前的开封，是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一个高峰，其繁华程度是西人无法想象的。1000年前，也就是11世纪初的时候，整个欧洲尚处在比较荒蛮和落后的时期，与亚洲相比，在经济发展上毫无优势可言。当时的英国要等待800年以后才得以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法国和德意志莱茵河地区采取封建的封臣领主制度，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巴黎和纽伦堡还是一些很小的城市，在经济史发展中无足轻重。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中西方的“城市风格”、“城市形态”的比较中，发现中西方城市文明的不同历史向度。

　　1、城市风格和城市文明

　　我们向往和憧憬一个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为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格所吸引。在巴黎，我们时时为其高雅浪漫的拉丁气息所陶醉。在罗马的黄昏，目睹台伯河的静静流淌和即将为暮霭所吞没的古罗马废墟，我们为其载满历史苍茫感而感动。在伦敦，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源于英国文化传统的绅士风格，即使是那些满街的出租车，也仍然保持着19世纪的模样。同样，我们很难想象，打乱了北京的中轴线城市布局，没有了故宫和四合院，北京城还会有什么吸引中外游人的风格魅力。

　　——城市风格的第一印象是建筑。富有内涵、保留历史文脉的建筑，是城市风格的外在表现和载体。当我们漫步在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目睹一栋栋建筑，像浏览一页页翻过的书页，我们就是在体验和品味这座城市的风格，在和这座城市的精神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不仅追溯了它过去苍老的往事，也可以触摸到它未来的心跳。

　　可以说，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人文内涵，是形成不同文化氛围和社会情调的重要因素。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风格的民居；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虽然都曾经是皇宫，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气派、不同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出现的城市广场鲜明地打上了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烙印。广场是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议政、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开放的场所既显著地体现了古希腊民主的城市文化精神，又给古希腊民主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广场形态，反映的是与西方城市明显有别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构成形态上呈现出一种“边界原型”，它强调空间的内外分割性，在物质形态构成上表现为对“墙”的极大关注，“墙”构成了“院”、城市（城墙）乃至国家（长城）的形态。这种对空间封闭性的强调和西方城市空间形成鲜明对照。清代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场院虽然十分宽阔，却是普通人绝难进入的，不具备广场的开放的公共性。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空间形态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对应的，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可见，不同城市的建筑、广场以及布局体现着不同城市的文化韵味，并在城市的演进中日益积淀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城市风格，不仅要在现代高技术社会条件下为人们提供身体的栖息场所，更要为灵魂的栖居提供人性化空间。在城市化过程中，任何违背人性的想法、做法，都是与城市风格追求的终极目的相违背的。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成为郊区的对立面。汽车化一方面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行人要战战兢兢、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走过马路。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长此以往，我们的城市还将是美好的吗？这样的城市化真是我们的理想吗？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气候变化丰富，人文资源、生活习俗各有不同，城市风格更应因时因地而宜。努力建设风格化、人性化的城市，应该成为城市化的重要主题。城市风格在更本质的层面上，是一种与生存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文因素。显然，我们难以想象皖南的徽居没有高大的风火墙和精雕细刻的门窗，更不能设想那里没有袅袅炊烟和淡淡粥香。

　　2、“城市形态”与“文化神态”

　　城市有其外在形象，从民居、建筑、街道到城市文化景观，都是城市的名片，是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国内外的一些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旅游、观光的首选，在于其特色鲜明、令人难忘的文化形象。

　　西班牙巴塞罗那是一座颇多哥特式建筑的老城。巴塞罗那的老城非常壮观和协调，是欧洲最著名的具有中世纪风格的中心城市之一。巴塞罗那有无数的广场，每个广场都展示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这是巴塞罗那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向世界提出的口号，反映了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亚洲，日本各地方政府为加强文化的领导，设立了文化咨询机构，将文化发展战略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新加坡制订了“文艺复兴城市”的文化战略，明确提出要将新加坡建成21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亚洲核心城市和世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进入新世纪，我国香港地区也提出了名为“香港无限”的文化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以“全方位发展艺术”为总策略，以发挥艺术功能、扩大社会参与、推动艺术教育、保障艺术自由及提升艺术水平和艺术家社会地位等为具体策略。

　　在我国的城市文化形象中，且不说千年古都西安、北京，就银川、杭州、武汉等城市而言，便各具独特的城市文化风采。银川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原湖城”，自古以来就有“塞北江南”的称号；杭州是个柔情似水的城市；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和弥漫在市井中的商业氛围，而长江则使武汉充满了天然的雄浑大气……

　　上述城市各具风采的文化形态中，渗透着浓浓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城市文化建设的步伐固然能够把一些陈规陋习、陈词滥调抛到历史车轮之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能使一些城市更充满活力，但是，只有优秀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人文精神，才永远是城市的灵魂。

　　这些年，一些城市确实取得了发展，但城市文化安在？数不清的节庆，使得一些城市的文化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所有这些，仅仅是城市生活表面的一层油彩而已。各城市在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人文素养，在追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展示城市风采。

　　三、向创建“文明城市”跨越

　　“文明城市”是以“文明”为根本标志的城市，是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标志，整体文明水平较高的城市。

　　对中西方城市文明历史轨迹的勾勒与历史向度的比较，展示出人类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历史逻辑。一旦把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纳入人类城市文明的演进历程，则给人类的城市文明增添了新的认识维度。认识“城市文明”向创建“文明城市”跨越的价值，对于我们深刻把握当今中国创建文明城市，丰富华夏城市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中西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示的不仅仅是中西方城市发展的特点、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反映了中西方城市在不同时期所拥有的文明及其所达到的不同文明水平；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对中西方城市文明的认识必须尊重其发展的历史规律。

　　比较中西方城市的发展，我们之所以用“文明城市”概念，正是尊重中西方城市文明演进规律的表现。“文明城市”是以“文明”为根本标志的城市，是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标志，整体文明水平较高的城市。以整体文明为标志的城市在古代与近现代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在当代中国，明确提出“文明城市”概念也有一个过程。党的十三大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强调文明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四大强调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明确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提出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是当代中国城市文明演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当代中国城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当代中国城市公民对理想人居环境、理想城市的追求。

　　2、中西方的城市文明虽有不同历史发展轨迹，但是，城市文明的发端均以商业文明为标志，推进城市商业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伴随商业文明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艺术，则是中西方文化艺术家为人类城市文明而创造的灿烂绚丽的精神文明；城市的精神文明使城市脱俗于一般的商业文明、手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它使城市文明与人的（自身）文明合二而一，使城市文明回归人本身，城市的思想精神、文化艺术印证着人的创造，体现着人对推进城市文明的智慧与力量。

　　3、中西方不同时期的城市文明成果，凸现的是人的知识、能力、智慧和创造，是人的进化和文明在城市文明上的反映。如果说“城市文明”概念强调“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逻辑（其中蕴含着人在不同时期对城市文明的贡献），那么，“文明城市”概念突出的则是人对城市文明的自觉意识、自觉活动、自觉创造。

　　如果说19、20世纪的人类文明凸现的主要是以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为标志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文明，那么，21世纪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城市

　　文明。21世纪的城市文明将是以人的文明为根本标志的文明，将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与共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的新世纪。回首中西方城市文明的历史演进，从“城市文明”到当代中国的文明城市创建，它在人类城市文明史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它在开创人类城市文明新纪元的实践中，将留下自己的功绩。

　　讲演者小传鲍宗豪

　　1949年生，浙江奉化人，1985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信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经济伦理学会会员。

　　近年来，着重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文化与现代化、网络文化；代表著有《论无知——

　　一个新的认识域》、《科学发展观论纲》、《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