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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来源:表态发言 时间:2020-01-18 07:47:52 点击:
外患内乱的格局,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也是我国各族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前提和基础。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迈向繁荣、富强、民主国度的行列。这符合国家发展的历史走向,也符合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  当前,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正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在憧憬和建设美好未来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步凸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贫富差别的问题、就业压力问题、部分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尚和道德的问题,等等,这不仅表明我们的社会面临着重大挑战,而且也使人们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直白一些说,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面对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等问题,再一次成为一些人议论的话题。这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含糊不得,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成果,还是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屈辱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辛探索、努力奋斗取得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突破历史困局,开辟了一条发展中国的正确道路

  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必然性问题,这涉及到审视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因此,“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在这里,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的因素固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历史的、地理的、传统的、文化、政治的、艺术的等等因素,也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助力器”的作用。用恩格斯的思想方法来审视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即考察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确立两个基本的也是重要的视角:历史观的视角和人民性的视角。这样两个视角可以构成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所有作用力。

  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是而且始终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相结合的结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要求。这个能够统领《决定》全部内容的精辟论述,是我们理解党之所以要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全部要义之根据,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审视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参照系。

  用历史观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发展,需要我们始终注意到:第一,当代中国的发展赖以建立的历史前提和历史基础;第二,当代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第三,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走向。

  尽管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近代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商业经济以及民主革命的普遍进程中,没有能够踩上时代发展的节奏,从而在世界性的前进浪潮中与发展的机遇失之交臂,落伍了。而在这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列强已经形成的资本的力量凭借其固有的特性,超越国界、跨越海洋,争夺着它的生存空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根据。历史事实表明,正是从近代开始,我们中华民族就长期处于这种“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由于落后,由于“挨打”,所以国内也四分五裂,危机四伏。这种外患内乱的格局,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也是我国各族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前提和基础。

  中国人图强奋进,探求富国富民之道,早已有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

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的论断阐明了中国历史的必然性以及中国人民的选择性问题,而且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表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结束了过去那种受欺凌、受奴役的四分五裂、内外交困的历史,开辟了一条发展中国的正确道路。

  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围绕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抓住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牢牢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使综合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加快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应该说,我们的任务日益明晰,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迈向繁荣、富强、民主国度的行列。这符合国家发展的历史走向,也符合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现了历史观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历史观的视角与人民性的视角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发展历程,同时也表明了坚实的人民性基础。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有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国家)的公理,即“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认为这是国家得以建立秩序并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内外交困、四分五裂,正是亚氏“公理”起作用的反映,而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正体现了广泛而坚实的人民性基础。

  当代中国之所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之所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完全体现了历史观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力,尽管资本主义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成就”,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绝对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特别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问题。因此,只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来创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来设计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在我们的宪法上,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条款,并且根据这样的规定,我们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使人民通过这样的制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了坚实的人民性基础。

  诚然,无论是从历史观的视角还是从人民性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种种问题,还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具体来说,我们的许多历史性任务还正在进行之中,还没有能够使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得到完全的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之所以产生种种问题的表征,也是产生种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之所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期受挫从而产生种种疑惑甚至不满并进而呼唤变革的愿望,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发展的强劲动力。事实上,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这样的问题上,应该说也已经与广大人民群众达成了共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正是这种共识的产物。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从历史观和人民性的视角来审视当今中国的发展,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一个国家的治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问题。按照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需要有一种导向性的政治力量组合。中国共产党正是扮演着这样的一种政治力量组合的角色。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有效整合这样一个大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其难度可以说是其他许多国家所无可比拟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使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同时也为我们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部署,为我们党有效整合社会各种力量、正确领导人民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牢固确立秩序和稳定的优先原则是推进中国发展的必要保证。被称为政治稳定设计师的美国当代政治学者亨廷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秩序和稳定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面临政治不稳定的压力。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那种政治腐败以及人民群众期望受挫的问题,而这正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之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推进国家的发展,一个必然的逻辑是:秩序和稳定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亨廷顿的主张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很多国家的历史进程表明,从一种秩序转变为另一种秩序,从一种体制转变为另外一种体制,其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任何动荡和不稳定都将直接影响到过程本身从而也毫无疑问地影响到结果。正如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情况,众所周知,在我国推进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所有制的变革、分配方式的调整等等,都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层面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实现了社会利益的重组,这无疑会对社会秩序的根基产生影响,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分化、社会矛盾乃至于部分的社会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而为了使改革能够顺利地推进,牢固确立秩序和稳定优先的原则就成了必要。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三是,在发展进程中始终贯彻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应当成为推进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改革也好,我们的发展也好,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正是为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之所在,也是我们强调用人民性的视角审视中国发展的基本依据。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以及党的行为的唯一依据。因此,从历史观的视角以及人民性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发展,也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始终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的发展,也才能使中国的发展始终符合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期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将人民的期望和要求转变为党的方针和政策,转变为各级政府的管理行为,是我们党执政治国所面临的新课题。应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党积极有效地整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供了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根据这样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我们党便能够始终把握社会前进的方向,并能够始终依靠其执政治国的有利地位,推进中国社会的繁荣、民主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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